中共漯河市委党校 河南漯河 462000
摘要：思想建党、制度治党，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面临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为解决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虽然不同历史时期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是管党治党的有力武器，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这一新思想新要求，是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精辟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管党治党的重大问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需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也是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布局，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作为党的领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深刻揭示了治党与治国、坚持党的领导与加强党的建设的内在统一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为国家治理提供坚实保障。因此，新时期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然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思想建党为基
思想建党是党的建设的灵魂工程，其不仅涉及党的性质、纲领及宗旨任务，更为关键的是能够解决党员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问题，即理想信念问题。思想建党在于培养党员的主观能动性，进而以理论认知的清醒实现政治立场的坚定。
1.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
近代以来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现代产业工人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陈腐落后守旧的思想意识几乎迷漫全社会。这种情况下，怎样建设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是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党的早期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做了许多努力，但真正解决在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主要归功于毛泽东同志。其中，首要的就是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党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观念，共产党主要吸收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加入，他们掌握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思想意识和品质较多。在城市里，现代产业工人的比例相对较大，因而成为发展党员的首选对象。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党将长期处在农村斗争环境中的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这种情况下，党要发展壮大，不能不吸收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入党。由此，一方面，非无产阶级的成分会在党内占大多数；另一方面，要保证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质。那么，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
毛泽东同志由于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并在革命斗争最前线，根据马列主义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依据农村和红军中党组织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党建理论，率先提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并在工作中努力推动实现这一党建思想。1928年11月，毛泽东同志总结上井冈山一年多工农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成分为主的情况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党从政治建党转向思想建党，探索到了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情的新路径，也标志着毛泽东同志建党学说初步形成。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逐步成为全党共识。
抗战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建设理论。针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状况，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我们的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思想建党的形成也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革命形势紧密结合，着重强调以思想教育的方式解决党的思想统一。
2、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思想建党的首要任务。要理直气壮宣扬马克思主义信仰，强调思想建党是党的基础性建设更是新时代思想建党的突出特征。回顾党的发展历程，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中，我们党克服千难万险、力争上游，最终取得胜利走向辉煌的关键因素就是理想信念的激励和鞭策。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时再次强调了革命理想高于天，要饮水思源，不忘革命先烈，在和平年代更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重视、研究和借鉴历史，才能坚守初心和牢记使命，从反思的角度来看，历史上苏联解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丢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而这种病变是致命的。从现实情况来看，党员的理想信念也面临着挑战。一些错误的观念不仅会动摇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是会影响党内的政治风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这种病变小则影响党内生态环境，大则会导致理想信仰的丢失与放弃。理想信念的坚定是思想建设的重要保障，不能因错误的观念和思想而被误导方向，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持党的初心和使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思想建党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说到底，就是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 “总开关”问题。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之中。无论是正能量的社会关系还是负能量的社会关系，都会反映到共产党内来，影响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的公私观、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等等。思想建党就是要倡导和弘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克服和消除各种消极错误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及其负面影响。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党内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在所难免，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虽然这里讲的是作风建设，但是，思想建党有整顿作风的任务。就此而言，思想建党无疑是长期的。
3.搞好思想建设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因。
实践证明，坚守理想信念是政党强大的基本保证，只有坚持理想信念才能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抵御各种利益诱惑。政党理念执行程度的关键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党员个人，依赖于党员个体对所在政党的价值理念认同和理想信念追求。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经历了革命年代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等不同阶段，党员理想信念坚守与价值目标追求之间的关系关乎着党在不同阶段的实践成效，而党的成立成长、发展壮大、走向辉煌的历史进程为“党员坚守理想信念对于实现党的价值目标追求具有良性驱动作用”作了直接佐证。因此，思想建党是党的建设的内在因素，只有做好党员思想教育工作，才能够真正落实党的政策实效。
思想入党是对党员意识和党性观念的最基本要求，提升党员理想信念的表现就是要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的同时，不断提高党员的道德修养。理想信念的动摇不仅关系党员个体，更关系党员整体队伍建设的质量。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醒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并就此确定了思想建党的重点——“我们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具体而言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
4.思想建党是柔性约束
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个体，因为对于领悟思想政治教育精神、认知外部客观世界、应用理论指导实践、抵御利益诱惑等的能力存在差异，进而也就使得思想建党效能的充分发挥受到影响。党的建设事业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因时因势变化发展的，这一动态发展特性必然要求指导具体党建实践的党建理论和参与党建活动的行为主体的思想认知也是不断变化的，这也就赋予了思想建党柔性与灵活性的特点。所以，就党员个体而言，思想建党效能的发挥受个体主观意识的影响较大，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就党员整体队伍建设而言，思想建党效能因个体差异而导致整体发挥不均衡，缺乏党建质量的目标预期可评估性。因而，无论是对于党员个体还是对于党员队伍，思想建党在从严治党效能发挥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和无法预测的空间。理论素养是内在的指导根本，理论上的先进是保持政党先进性的根本条件。中国共产党作为近14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只有保持思想理论的先进性才可以切实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发展的本领，才能够有效抵御风险和化解矛盾，从而坚定“四个自信”与增强“四个意识”。
思想建党，解决的是思想认识层面关于主观世界改造的问题，一般是通过理论宣传、思想教育等形式而展开，从整体上提升党员的党性修养，促进全党在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性。而制度治党着重强调用制度化方式解决党内事务、规范党员行为。
二、制度治党为本
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靠制度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抓好自身建设的又一优良传统。
1.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都要规范化、制度化，执政党的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点。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经历了曲折发展过程。
（1）1949-1978年：制度治党在曲折中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中心任务的变化，刘少奇提出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他在1951年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并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通过。1956年，邓小平指出，思想建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对党的组织和党员进行严格监督。这是中共党史上首次提出从制度角度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开端，也探索了一些宝贵的实践经验，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走上了政治运动的道路，偏离了制度建设的道路。由于中国社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封建思想、人治传统等影响深刻，党内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特权思想等。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一些好的制度规定没有得到充分落实，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实践长期停滞的局面。
（2）1978-2012年：制度治党在改革中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主要聚焦于党的各种制度的恢复和构建，健全和完善党的制度，并在不同领域进行具体设计。邓小平指出，我们走了许多弯路，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为了不让整党走过场，要依靠党规国法该开除党籍的开除党籍，该撤职的撤职，该处分的处分，该法办的法办；还要求每个党员和干部都要对照党章进行检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发挥模范作用。他还指出，要通过制度建设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要用“教育和法律”两手来解决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问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年）、《中国共产党章程》（1982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制度。这些法规制度涵盖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制度治党的思想与实践，党的制度建设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充分认识到制度建设对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把党的制度建设作为与思想建设并重的工作给予充分重视。
（3）2012年至今：制度治党在完善中全面从严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努力夺取全面从严治党更大的战略性成果。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2016年12月，党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对党内已有的各项制度进行整合更新，使之体系化，而且有了“治”的动态治理过程，使党的制度从应然状态进入到实然秩序，不仅完善制度体系，使之衔接匹配更加协调，从而树立了制度的权威，培育了党内法规文化。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全面完善从严治党，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通过制度建设和改革，中国共产党将思想、组织、政治领导融合在一起，制度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中，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
2.制度治党的基本内涵
制度治党，实质就是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具体要求就是要一手抓制度的制定完善，不断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确保党内事务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一手抓制度的贯彻执行，注重运用制度法规的执行力和约束力来调解党内矛盾、解决党内问题、规范党员行为，促进党内各项事务的制度化、有序化和规范化，确保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
制度治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以严密且复杂的架构为支撑。它的提出，回答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中应该“用什么治”“怎样治”以及“治什么”的问题，这三部分构成了制度治党的基本架构，使得制度治党以治理形态的方式作用于全面从严治党，从而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治理能力。
（1）“用什么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制度治党中的“制度”是指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即“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由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
党内法规是一个实践先行提炼在后的概念。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8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是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党章性质的党内法规。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从这个时期开始，党内法规就对党的建设和中国历史进程持续产生重大影响，但此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党内法规”这一概念。党的第一个党内法规通过17年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党规”的概念，并于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党内法规”。此后，随着1990年《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颁布和1992年10月“党内法规”写进党章，“党内法规”概念开始在党内文件中广泛使用。党内法规一词的历史沿革表明，“党内法规”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概念，也是一个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概念。对“党内法规”概念的权威界定最初来自1990年《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各部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用以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的行为的党内各类规章制度的总称。”在十四大上把党内法规的提法正式写入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标志着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迈出大步，党的制度建设也更加成熟。2012年5月施行的《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2条将“党内法规”的概念调整为：“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以上两个条例都对党内法规的名称进行了规定：党内法规的名称为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的出台使我们党首次拥有了党内“立法法”，一系列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集中清理的举措，以及众多新准则、新条例的颁布，不断加强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建设。2019年9月3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在2012年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是党中央加强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
党内法规既是政治性概念，也是重要的法治概念。如果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党内法规”主要在党内使用，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性概念，那么，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分水岭，“党内法规”则同时转化为一个重要的法治概念。《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还明确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任务。至此，党内法规是依法执政之“法”的重要一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
（2）“怎样治”—形成以制度化与法治化协同推进的治理形态
“治”是推进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着眼点，是制度治党区别于一般党的制度建设的关键点，不仅仅是一种治理方式，而更强调的是一种以制度化与法治化协同推进的治理形态，作用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全过程，具有强烈的目标指向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形成以制度化与法治化协同推进的治理形态。制度化既是制度治党所采取的重要方式，也是制度治党所要达到的效果，体现于制度治党的全过程，而政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由之路，这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政党治理的法治化要求，在政党治理过程中运用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中国共产党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其自身治理的法治化程度直接影响政党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治党也要坚持法治理念，提高治党水平的法治化程度，增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实用性和适用性。制度化和法治化构成制度治党推进的主要方向，二者协同推进所形成的治理形态也是制度治党常态化的最主要体现。
（3）“治什么”—党组织、党员以及党内政治生活
制度治党的落脚点在于“治好党”，其中“党”一个字涵盖了所有关于党的一切事务，其中最主要体现在党组织、党员以及党内政治生活三个方面，由此也成为制度治党所要“治”的主要对象。不可避免，这三个方面之间具有交叉重叠的关系，党组织由党员构成，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增强党员党性修养的主要平台，但从制度治党的角度出发，将其划分为三个部分有利于增强制度治党的针对性，发挥治党层面上的最大效能。邓小平曾提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句话意味深长地指出加强共产党内部治理的重要性，其中作为个体的党员是治理的主要对象，由此制度治党的核心在于治理党员。当然并不是只有党员自身出现问题，存在违规违纪行为时才进行治理，而是更加强调在平时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和综合能力培养，要做到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格遵循党内各项规定，履行一名新时代合格党员的职责。制度治党的治理对象也要有重点和一般的区分，这主要体现在党员的不同分工上。执政党建设水平的高低，既与党员自身的综合素质有关，更与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相关联，在此过程中，党员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为此党员领导干部是制度治党的重点治理对象。制度治党是一种治理方式，更是一种治理形态，将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制度治党“治”的一个部分，在于强调用制度化的方式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一般说来，党内政治生活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包含的内容较多，涉及的方面较全，笔者认为党内政治生活是指涵盖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在内，涉及党内事务活动、党员党性修养以及一切提高党的质量建设的方方面面，目的在于构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笔者将党内政治生活作为“治理”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了从中国共产党制度资源开发角度来考量，提高党内事务办理的制度化水平，使党员行为规范具有统一标准，让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制度安排的创新紧密结合起来，从整体上推动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促进良好政治生态的常态化。
3、制度治党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外在要素。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要建好笼子。”制度治党中，制度建构是前提和基础，没有完备的党内制度和法规，治党必定会流于口号而难以真正落实。然而，虽然“我们有法规制度不够健全、不够完善的问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的法规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究其根源，在于制度的规范和落实除了依赖人的认同与自觉外，还需要外部强制力的有效约束，需要对违反和破坏制度的行为作出及时惩罚。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党内反腐斗争实践中，始终强调制度治党的强制性和根本性，对那些敢踩制度“红线”、敢闯制度“雷区”的党员干部绝不姑息，一经发现立马坚决查处。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及舆论监督等各项涉及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进而形成内外兼具的防范监督机制，成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也肯定和坚持了这一经验，在继续强调思想建党的同时，围绕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根本任务和党内政治生活实践要求，从顶层设计层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党内监督条例，不断“用监督传递压力，用压力推动落实”，从而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当前政策执行不力和落实不到位，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监督检查不足，因而用监督机制的强化推进政策执行，更进一步说明了制度治党的外在因素属性。
4、制度治党是刚性约束
制度治党的最大优势在于制度本身的强制性和规范性带来的刚性约束，能够最大力度地把党的价值标准和实践要求贯彻到每个党员的思想行为之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首次将党内制度法规纳入了国家法制建设之中，使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具有了共同强制力属性。制度治党的根本理念要求必须以党章为根本准绳，必须将各项党内配套法规制度作为党员干部的根本行为准则，这就决定了制度治党的外在刚性约束特征。
三、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有机结合
虽然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在功能定位和作用发挥上各有优势，但二者在逻辑关系和目标指向上是一致的。因此，如何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以及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科学认识和运用其各自的功能优势，并以两者逻辑关系和目标指向上的一致性为突破口，在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中有效推进两者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形成管党治党的合力效应，显得尤为迫切而重要。
1、推进常态化政治思想教育，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奠定思想基础
政治思想教育是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和有力抓手。政治思想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根本性教育，其开展得如何，直接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效果和发展方向，也必然影响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推进实效。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要想做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不断提升管党治党的科学化水平，必须深入推进常态化政治思想教育，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思想理论、党性观念、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方面的教育。一是要强化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开展常态化、长效性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方取经’，就要贻误大事！”因此，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政治自觉和日常习惯。当前情况下，尤其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工夫，既要坚持带着问题学，在学习中思考和研究各种现实问题；又要坚持联系实际学，用新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努力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二是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加强理想信念、党的宗旨、优良传统作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三是要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是思想建党的重要内容，也是制度治党的关键环节。“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重要的党内规矩”，必须加强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纪党规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到依纪依规办事、依纪依规用权。通过党内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的纪律和规矩意识，培养党员干部的制度习惯，有利于提升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推进实效。
2、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出发，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协同并进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离不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在党，关键在始终牢牢抓住党的思想建设这一基础性建设的同时，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到首位，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为抓手，切实把党建设好，系统性增强党的领导力和政府执行力，才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党和国家的改革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一方面，要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全新执政理念出发，去思考党的建设必须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促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协同共进的重要性。实际上，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理论构建中，已经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基本方略，把党的建设作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个整体的关键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执政理念，要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步、有效地推进，首先取决于能否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政治站位和政治自觉。只有这样，才能凝聚共识、聚合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全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集体智慧。这就需要从思想上充分调动起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同时要“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从制度上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进行规范、约束和鞭策，才能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政治动力。另一方面，要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目标任务出发，去认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紧迫性。在我国的改革发展全局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重要的战略目标任务，其推进成效如何，既要靠思想动员，又要靠制度规范，更要靠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只有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才能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准备，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组织保障。由此而论，只有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重要性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思考，才能找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重要服务载体，以凝聚全党智慧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
3、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促进党内优良政治生态形成
政治文化就是人们对政治生活的价值取向模式，属于主观价值范畴，主要涵盖了政治理想、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情感等方面内容。党内政治文化是指在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中长期形成的、对党组织及全体党员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行为导向起重要影响的精神因素。优良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党的软实力的最核心要素，是党内良好政治生态形成的基础。“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目标。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必须首先加强思想建党这一基础性环节。只有党的思想建设抓好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有保障，才有可能形成积极健康、充满生机活力的党内政治文化，从而为营造党内优良政治生态奠定基础。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其一，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党要想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就一刻也离不开用科学理论来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的思想教育，严格党内制度规矩，在党内营造起忠诚于党、公道正派、清正廉洁、勇于担当、奋发有为等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抵制和反对圈子文化、官僚文化、享乐文化、好人主义、“潜规则”、厚黑学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为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营造良好的生态。其二，要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思想建党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守精神家园，自觉抵制和反对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腐败、道德上沦丧、生活上腐化等不良现象，树立起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其三，要加强党内讲纪律、守规矩的制度意识教育和制度文化建设。这是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的先决条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严格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且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对各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进行常态化的制度意识教育。制度意识教育本质上是思想建党的重要环节，没有这一环节，思想建党就难以取得实效；制度文化建设作为制度治党的关键步骤，缺少这一步骤，制度治党就无从谈起。只有在党内形成浓郁的讲纪律、守规矩的制度文化氛围，全体党员干部自觉按照党内纪律和规矩办事，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才真正体现出最佳实效，党内优良的政治生态才会形成。
4、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筑牢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组织根基
党内要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坚强的战斗力，就离不开基层党组织这个基础。只有基层党组织抓牢、抓实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才有坚实的组织基础，才能全党一条心，上下齐用劲，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项具体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高达9191.4万名，基层党组织也有465万个之多。如此庞大的组织，要团结和凝聚起来，达到思想统一、行动一致，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强化党的组织纪律性，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当中，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在基层党组织中同时得到很好的推进又是重中之重。唯有将广大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坚强有力，才能保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落到实处，全面从严治党才会有牢固的组织根基。一是要以扭转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等突出问题为着力点，不断创新活动方式，常态化开展“三会一课”，使其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二是要以提升能力为重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基层党的建设能否取得实效，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能否同向发力，与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的学习力、宣传力、组织力、动员力、执行力等密切相关，必须有针对性地提升这些方面的能力。三是要以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为出发点，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切实保证党员知晓和参与党内事务的权利，畅通党员监督党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以及向党组织建言献策的渠道，充分调动起基层党员政治参与和干事创业的热情，增强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四是要以夯实党的组织基础为落脚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要加强对青年党员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及社会组织中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使他们牢固树立党的意识；要稳妥有序地对不合格党员进行组织处理，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要加强党内关怀帮扶，对困难党员要给予组织关怀和经济扶助，增强党员对党组织的归宿感和温暖感。
5、建立科学完善的配套制度并加强制度执行力建设，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提供制度保障
配套制度科学完善、制度执行力务实高效，是有效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基本前提。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能否取得实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程度和制度执行力的强弱情况。为此，一方面，要建立科学完善的配套制度，为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一是要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实践证明，无论思想建党还是制度治党，既离不开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又需要各部门的协同配合，还需要全体党员的积极参与。只有在党委统一领导之下，统筹运用政治、思想、组织、制度、纪律等手段，才能将各方面的优势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真正做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二是要构建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各级党委要秉承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推进状况纳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考核之中，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三是要建立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互贯穿、互动转化机制。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党的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不是两个独立叠加的过程，而是有机融合、协同共进的相互贯穿和转化过程。另一方面，要加强配套制度执行力建设，切实提升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实效性。有无执行实效或执行实效好坏，是检验党组织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现实绩效的关键。因此，必须在配套制度执行力上下工夫。一是要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充分彰显制度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制度规定是否权威，既要看制度本身的科学合理性，还要看制度在具体贯彻执行过程中是否做到了不折不扣。要将各级党组织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过程用制度加以规范，并根据制度执行力成效好坏进行奖优罚劣，以此来增强党员干部的制度执行力意识和对制度权威性的敬畏意识。二是要加强对制度执行过程的监督。为了防止在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过程中出现对制度的变通执行、懒于执行等现象，必须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用一套严格的程序系统，确保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取得应有实效。三是要严格制度执行不力的问责机制。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推进过程中，对执行不力或执行缺失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坚决追责，视其情节轻重给以相应的处罚。
作者简介：
李娟（1982），女，汉族，河南渑池人，本科，中共漯河市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