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大学人文学院 肖祥 434023
[摘要]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文化研究的三大母题之一。文化研究的发展深受阶级视角变迁的影响，形成了一条“精英—工人—大众”的内在逻辑线索，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理论话语形态:文化守成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民粹主义。以阿诺德、艾略特和利维斯为代表的文化守成主义者，站在少数精英阶层的立场维护文化传统和秩序；以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大众立场开展文化批判，肯定大众文化价值，但并不排斥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同时没有割裂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以费斯克为代表的“不加批判的文化民粹主义”，以抽象的“大众”消解阶级，以文化意义的再生产抵抗文化霸权，使文化研究沦为符号游戏，同时也将“大众文化”孤立。对阶级立场和政治经济学的放弃使文化研究陷入困境和范式危机。由此可见，学术立场和价值判断对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阶级分析对于文化研究仍然具有有效性。
[关键词] 阶级；文化研究；文化守成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民粹主义
引言:“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词汇之一，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自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着重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对阶级问题的思考。其中，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新的历史环境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探索。回顾他们关于“阶级”与“文化”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复杂性和丰富内涵。 同时，“阶级”、“种族”和“性别”被称为文化研究的三大母题。其中，“阶级”在文化研究早期曾经占据主导地位，文化研究的奠基性文本，如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s Literacy: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和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都围绕工人阶级及其文化展开。而后来文化研究的主题逐渐让位于种族、性别、生态、亚文化等其他社会文化问题。考察文化研究中阶级母题的发展、探寻其式微的原因，也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学术问题。此外，“阶级”维度和阶级分析方法在国内文化研究中的体现尚不明显。文化研究在国内学界一直备受质疑。原因之一固然在于其本身的学科边界问题，而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在于国内文化研究在学术立场和价值判断上表现暧昧。回到文化研究的源头，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了思想借鉴和研究范例。
一、精英与文化守成主义
据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中的考察，文化研究的历史可追溯至“文化与文明”传统：自埃德蒙?伯克始，杰里米?边泌、威廉?科贝特、柯勒律治、托马斯?卡莱尔、约翰?穆勒等众多英国思想家形成了一条重要思想传统：强调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以伯克为代表的英国守成主义者尊重传统，重视社会秩序和等级结构，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主张以改革或妥协手段调解社会冲突。英国守成主义对现代英国政治思想体制和社会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众多关于文化研究的著作中，学者们一般将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和利维斯夫妇作为文化研究的先驱加以评述。他们站在精英阶层的立场对大众及大众文化整体持批判态度，但开创了文化研究的先河。
（一）精英意识：“残存少数”、“精英集团”与“少数人”
阿诺德将英国社会分为三大阶级：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分别称为“野蛮人”（Barbarians）、“非利士人”（Philistines）和“群氓”（masses）。在他看来，社会三大阶级都无法成为国家权威与秩序的核心，唯有“残存少数”（Remnant）才能担此重任，“在各个阶级的内部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异己分子（假如能如此称呼他们的话），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指导思想主要不是阶级精神，而是普泛的符合理想的人性精神，是对人们完美的热爱”。 他们以多种方式，包括教育、诗歌和批评，唤醒被阶级意识形态所蒙蔽的“主体多数”。阿诺德对理想和完美的推崇，体现了知识分子作为“残存少数”的使命感，但阿诺德的“文化”看似超越阶级的“绝对”价值，而实质上也是精英阶层的传统或价值的扩展。
艾略特以“职能”代替“阶级”，以分工代替生产关系。他认为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职能分工，出现了不同层次的文化，但“大众文化”只是替补文化，大众不能承担拯救文化危机的重任，也无权分享上等阶层的“高雅文化”。国家的公共生活应由精英集团来指导和掌握。虽然艾略特强调精英集团不同于统治阶级，精英分子从各个阶级中脱颖而出，但他也承认精英集团的大多数人来自统治阶级,“因为如果他们不是那个阶级的成员，他们就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 在对待底层和大众的态度上，艾略特与阿诺德如出一辙，明显体现了一种精英意识。
利维斯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工业机械和技术的广泛运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但带来精神生活的贫乏；随着电影、电视、广播、流行报刊等大众文化新形态的出现，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挑战。为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具有鉴赏力和批判性的“少数人”（Minority），他们不仅承担着保存和传承文化的重任，而且还需提高大众的鉴赏能力，引导大众的文化生活，指引社会发展的方向。利维斯传播少数人文化的事业集中体现在《细察》（Scrutiny）的创办上。《细察》的思想基调正是工业文明已将文化传统推至非常危险的边缘,只有“少数人”担当着传承文化传统的历史使命，《细察》集团正是继承英国文学遗产和文化传统的“少数人”，代表了剑桥人文精神与英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二）文化守成主义：尊重传统、维护等级
关于阿诺德“文化”与“阶级”关系的论述，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阿诺德提出的“文化”超越现实社会的阶级，以中文译者韩敏中、贺淯滨等人为代表；第二种观点认为阿诺德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号召资产阶级学习和继承贵族阶级的文化，进而在文化上掌握领导权，以伊格尔顿为代表；第三种观点认为阿诺德的目的在于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上对资产阶级和底层大众发起一场文化反击，以程巍为代表。阿诺德其实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①“文化”超越阶级，是人的一种完美的内在状态；②“文化”是社会等级的表现和标志。前者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描述，后者是对现实各阶级的分析。理想型的“文化”看似超越阶级，实则体现为精英阶层的文化价值和政治目标。不管阿诺德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还是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他都强调继承和发展传统的“高雅”文化。阿诺德对英国文化研究的贡献在于将文化与阶级结合起来分析，特别是将底层大众纳入文化分析之中，探讨大众文化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虽然对“群氓”文化的评价不高，但客观上提高了人们对大众文化重要性的认识，直接影响了艾略特与利维斯。
艾略特一方面借鉴了人类学的“文化”定义，在威廉斯之前就将文化延伸扩展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摆脱了阿诺德主要将文化看作理想状态的超然态度，也不同于利维斯将文化看作文学传统的藩篱。另一方面，正如威廉斯所指出，艾略特并未充分理解和贯彻“整体生活方式”的含义，他眼中的文化主要是指传统的文学艺术和宗教信仰，指出西方社会的出路在于建设他所设想的基督教社会。可以说阿诺德是将文化比作宗教，而利维斯将文学看作宗教，而艾略特则是将文化等同于宗教。艾略特关于文化与宗教关系的论述，明显体现了文化守成主义倾向。
伊格尔顿曾指出利维斯是“文化与文明”传统的最终完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阿诺德的文化观，并将其具体化，将文化与语言、文学，尤其是与文学经典联系起来.利维斯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开篇提出：“用一个隐喻,同时也是一个转喻来说（对此我们将花大量的思考来体会）,少数人所保存的是语言……我所说的‘文化’，便是这样一种语言的使用”。 在利维斯看来，语言是人类精神传统、道德传统和情感传统得以传承的媒介，文化就是“生动精妙”的语言使用。而语言“生动精妙”之处突出地体现在经典文学作品之中。此外,对文学的推崇，也体现了他对“有机社会”的缅怀。在利维斯看来，文学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社会”或“有机社会”的残存和象征，文学的发展关系到社会和文化的健康。他强调以人文教育反抗现代大众文明，但对文化的限定过于狭窄，将社会生活中的大量文化活动排除在外。他对大众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推崇明显体现了精英主义和文化守成主义的倾向。虽然利维斯对大众文化持否定态度，但他是第一位严肃对待大众文化的学者,尝试将电影、电视、广播、流行报刊等新兴传播形态、通俗文化以及消费文化纳入到研究视野，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边界，并将文本细读、“文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民族志的研究方式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所以说利维斯从相反方向启迪霍加特、威廉斯等人的“文化研究”。
三位理论家共同的理论特征有：（1）主张尊重文化传统，阿诺德眼中的传统是贵族文化,艾略特的传统是基督教宗教信仰，利维斯的传统则主要是文学经典传统。（2）主张维护既有文化秩序和等级.对阿诺德来说只有残存少数能成为国家权威与秩序的核心；对艾略特来说,社会文化生活应由精英集团来带领和掌控；对利维斯来说，在任何时代，对于文学和艺术富于洞察力都只是极少数人。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精英主义与守成主义的传统，主张抵制物质文明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他们对大众及大众文化整体持批判态度，但他们在文化概念的扩展、研究方法和范式上为后来的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实践范式。
二、工人与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文化研究没有绝对的开端,但大多数学者将霍加特的《文化素养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面观》、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样几部在英国出现的学术著作看作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霍尔将这三位理论家的著作作为与“结构主义”相对的“文化主义”的典范。 除了研究范式的意义之外，这几部著作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主义”体现的是研究范式的意义，而“文化马克思主义”则表明了三位理论家的思想资源和价值立场。
（一）鲜明的阶级立场
二战后在新左派运动的热潮下，英国许多学者开始关注阶级问题，聚焦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立场。霍加特成长于工人社区，幼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来无论是著书立说还是参与社会文化事务，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威廉斯祖上多为是农场雇工，父亲后来成为铁路线上的一名信号员。底层工人家庭的出身背景和边远乡村的童年生活，深刻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工人阶级境遇的改善是他终身思考的问题。汤普森的兄长弗兰克是一名勇敢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年汤普森追随兄长加入英国共产党，二战后曾定期参加“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学习和讨论，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对正统的学术观点提出挑战，在文化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
他们三位都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不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更希望通过著述立说，甚至直接参与社会实践“改变世界”。他们一致认为从事成人教育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大学毕业后都选择投身于工人阶级成人教育。其中霍加特曾长期担任成人教育的教师，晚年还曾任英国成人与继续教育委员会主席；威廉斯毕业后15年间积极投身于成人教育；汤普森担任成人教育教师长达17年之久。
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将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纳入文化领域，以客观、冷静、写实的笔调详细描写了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力图表现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回击社会舆论对于工人阶级及其文化的不公正评价。威廉斯在谈及《文化与社会》的写作动机时坦承，对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强调，是为肯定工人阶级文化的正当性，反对少数精英对“文化”概念的挪用，“即以传统的名义用文化观念来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或大众教育”， 他坚持将处于边缘地位的工人阶级的文化纳入“共同文化”.汤普森通过对大量历史材料的考察研究，指出底层民众的文化传统逐步培养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工人所表现出的“集体主义的自觉意识以及相应的理论、机构、纪律和团体价值才使得19世纪的工人阶级不同于18世纪的暴民”， 工人的阶级意识逐渐成长最终形成工人阶级。与传统精英知识分子阿诺德、利维斯等人不同，他们三位都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强调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大众文化的正当性，为文化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独特的文化批判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尤其重视文化领域的斗争。三位理论家将“阶级”与“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将阶级分析的侧重点从政治、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文化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政治批评和政治活动的空间。他们积极开展文化批判，目标是在肯定大众文化的基础上探索工人阶级及大众反抗统治阶级文化霸权的可能途径。
霍加特承认工人阶级文化存在种种问题，但更肯定了工人阶级文化的自然、纯朴。他在《识字的用途》第二部分强烈批判了美国式的大众文化对传统的、有机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入侵和破坏，指出这种“大众文化”并非工人阶级或大众的文化，而是资产阶级大规模生产的产品，以赚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为目标。工人阶级对大众文化的消费进一步推动了它的流行和兴盛，因而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偏见：工人阶级是这种低俗文化的主要推动者。这种偏见进而又成为少数精英与统治阶级抨击工人阶级及其文化的借口。但是霍加特仍然相信，工人阶级文化具有一定的自我恢复力，面对大众文化的入侵，工人阶级有能力将自己的批评素养带入对大众文化的解读过程，从而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和评价。因而，成人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工人能够读书识字,而是培养一种“批评素养”。这一思想贯穿于霍加特的整个文化批评生涯之中，也是理解其著作和社会实践的基础。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指出，工业革命以来“文化”一词的变化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演变过程及其现代观念的形成，侧面表现了英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的一系列变革，“在这个词的历史渊源和意义结构中，我看到的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和情感运动”。威廉斯甚至称他的整本书都是围绕“文化”及其现代观念的形成展开。威廉斯将“文化”归纳为三种意涵：①“理想式的”；②“文献式的”；③“社会的”。威廉斯尤其强调第三种意涵，将文化看作“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指出“文化是平常的”。他对文化的重新阐释既是对文化精英主义和守成主义的驳斥，也是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纠正.（1）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为肯定工人阶级文化的正当性奠定了理论基础。相对而言，工人阶级由于缺乏教育和文化资源，在以文学、艺术为代表的狭义的“文化”产品和贡献并不显著，但工人阶级的“文化”绝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而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与这种生活方式紧密相联的是工人阶级的集体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思维习惯、意图以及各种机构、行为方式等等。由此威廉斯将文化由少数人占有的思想资源，扩展到整体生活方式，打破精英阶层的文化垄断，为大众文化研究开辟了广阔空间。（2）将文化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划分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威廉斯将物质生活方式、机构体制等纳入文化的范围，文化不限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本身就具有物质性。对文化物质性和实践性的强调，为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汤普森明确将“阶级”定义为一种关系而不是结构，更多的是在“自为阶级”的意义上讨论这个概念，他指出“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既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强调阶级的形成与文化传统和生活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底层民众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在工人阶级整体形成中保持连续性，这些文化传统都对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们三位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工人阶级及其文化问题为焦点，在将文化维度纳入阶级问题时，没有偏废政治经济学，正是这一点使他们的理论著作既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也是至今难以企及的巅峰之作。
（三）开放的文化态度
以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的开放态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文化看作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将物质生活方式、机构体制等纳入文化的范围，突出强调文化的物质性和实践性；二是对传统精英文化和其他文化形态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强调工人阶级与大众文化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的同时，并不一味推崇大众的文化实践，也并不排斥传统精英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不以大众的批判为唯一标准，尤其不将工人阶级文化与传统文化相对立。
霍加特对“文化”有两种理解：“一方面是如《识字的用途》前半部分中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定义，一方面是马修?阿诺德所下的定义，即‘人类思想和言论的精华’，在这一方面，我是一个阿诺德主义者。” 霍加特将“文化”看作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反对“文化是少数人的特权”，通过对工人社区生活的回忆和文化形态的描述，肯定和赞扬工人阶级文化的淳朴自然，积极捍卫工人阶级文化的地位。同时，他又赞同阿诺德对文化的定义，将“文化”看作一种“理想式的”完美状态。他在谈到通俗文化与经典传统文化的区别时曾指出，“那种通俗文化值得研究——我们在伯明翰中心总是这样说，因为它是典型的。不是在道德的意义上，而是在作为文化本质的一个样板的意义上。但是你会问：那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奇》和简?奥斯丁的《爱玛》怎么样？难道这种通俗作品和《爱玛》一样值得研究吗？答案是否定的，它有它的意义，可以进行分析，但在最好的小说中，其分析类型有着全然不同的维度，其人物和社会的深度以及你所发现的力量也大相径庭。”在霍加特看来，研究大众文化产品的意义主要在于它们具有典型性，但在思想深度、审美价值和道德意义等方面大众文化难以与传统的经典作品相提并论。大众文化的价值主要在于为传统的“文化”概念提供了某种补充和完善，对大众文化的解读和批评只是引导人们提高批评素养、艺术修养和培养高雅审美趣味的途径和手段。霍加特对“文化”的两种不同层次的理解既源于他对精英阶层和工人阶级身份认同的矛盾，也体现了对传统精英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的包容。
威廉斯强调文化的“社会式”意涵，但并不排斥文化的“理想式”和“文献式”的意涵，并且认为只有将三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发展民族的“共同文化”。他承认在政治、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要求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指出，不能机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不能将社会意识形态仅仅局限于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范围之内。首先，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文化不仅仅反映当前的社会历史现实，不仅仅代表当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更多的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其次,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不能仅凭一种关于阶级或标准的机械理论对其进行充分阐释。再次，粗糙机械的阶级范畴可能带来问题。如果说文化具有阶级专属性，主导阶级可能会认为文化是他们的特有产品和遗产，如果他们的主导地位丧失了，这种文化也会衰落甚至灭亡。按照这种思维模式，新兴阶级可能会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之前社会主导阶级的文化，因而希望重新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如此则可能忽略或低估文化作为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价值。因此威廉斯提出“共同文化”由具有差异性的个体、群体或阶级共同创造。共同文化的形成是整个社会“漫长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人阶级除了开展必要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外，还必须开展文化斗争。威廉斯对的“共同文化”的论述，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描述和设想，但指出了工人阶级文化发展的方向，也体现了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
汤普森强调底层民众的文化传统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同时也指出传统精英文化在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三部“工人阶级的存在”中指出，初期的工人阶级群体仰慕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继承和发展了激进的理性启蒙思想，“一个通过读旧约全书而学会识字的鞋匠，会苦读《理性时代》；一个小学教员所受的教育几乎全是宗教训戒的，现在则试着读伏尔泰、吉本、李嘉图的书。 工人阶级并不排斥传统意义上的“理想式”和“文献式”的“文化”，反而积极在文化领域展开斗争，其中19世纪初期围绕“无印花税”的斗争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工人阶级更加重视出版、言论、集会和个人自由等权利；二是代表工人阶级激进思想的撰稿人和出版家涌现，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促成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此外，工人阶级大胆运用传统文化中的歌谣、版画、戏剧等艺术形式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尤其注重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学习和引用。这一切都显示了工人阶级善于学习传统文化，并不封闭保守，同样也显示了汤普森本人对待传统文化、精英文化兼容并包的态度。
三、“大众”与文化民粹主义
从上文可以看出，早期文化研究的理论家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人将文化与社会变革紧密结合，特别是对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大众及其文化给予高度的关注。而从斯图亚特?霍尔开始，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采取“不作保证”的态度。霍尔在《无阶级的观念》一文中指出战后英国的社会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社会发展出一种“无阶级”的虚假观念。 霍尔对此采取的是“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社会模式的转变是否会改变原有的“阶级”概念现在还不能下定论。同时，霍尔指出社会主体身份的多元性，提出由阶级政治走向文化政治或差异政治。他所说的差异政治包含种族、性别、代际等多种维度，而阶级并不具有根本性的社会区分作用。差异政治强调社会个体和意识形态的“接合”（articufation）关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选择权在于社会个体，大众具有强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而抵抗的策略也就成为对话语或符号的解码和分析。
与霍尔一样，费斯克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来看待阶级。他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阶级的重要性远不如前，原有的“阶级”概念已经不能分析当代社会，尤其是不能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绝对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解释。他将“大众”概念抽象化，以“大众”取代“阶级”，体现文化研究中的“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倾向。
（一）“大众”取代“阶级”
“民粹主义”在欧美语境中为populism，其词根为people；在俄罗斯语境中为narodnichestvo，其词根为narod，对应于英语中的people。“阶级”在民粹主义中并非是根本性的概念，各民粹主义派别都有其特定的阶级基础，但就民粹主义的理念本身，是没有阶级基础的。在理论上民粹主义常常被看成是超阶级甚至否认阶级性的。 费斯克并非要根除或否定阶级概念，他在书中也会提及“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等概念,但他使用更多的是“大众”，大有以“大众”取代“阶级”之势。他将社会分为两大对抗阵营：“支配者”（或“宰制者”）与“被支配者”（或“被宰制者”、“从属者”）。支配者与过去社会统治阶级大致相当；“大众”属于“被支配者”阵营，由不同的“效忠从属关系”（allegiances）的群体组成。
在费斯克看来，“大众”（the people）不同于“群氓”（masses）和“民众”（folk）。“民众”看似中性，实则体现了一种漠然态度，而“群氓”则含有明显的贬义色彩，与“粗俗、低劣、卑微、平庸、低下、粗野、普通、廉价”等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 同时，“民众”或“群氓”易受愚弄，往往成为政治和文化统治的工具或策略。费斯克认为“大众”既不是传统精英主义者认为的无思想、无主见的“乌合之众”，也不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的文化工业的被动接受者，大众大众“并不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都处于产业巨头的控制之下、并不是没有鉴别能力的、被动而无助的群体” 费斯克眼中的“大众”具有如下属性：①从属性，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处于从属的被支配地位；②差异性，由具有个性差异和独立性的个人组成，由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亚文化群体组成；③流动性，可以处于不同的效忠从属关系之中；④反抗性，明白自己处于体制的支配之下，并自觉抵制和反抗权力。其中，费斯克尤为强调大众的反抗性。
（二）“符号抵抗”取代文化批判
费斯克借用文化符号学的文本理论，将大众的文化消费活动看作具有释义可能的符号或符号链，借鉴了罗兰?巴特对于“作者式（writerly）文本”与“读者式（readerly）文本”的区分，指出大众文本应该是“生产者式”（producerly），强调大众对文化商品的重新阐释。大众的从属地位决定了自身不可能拥有丰富的财富和物质资源，但他们可以把体制提供的物质资源转化为自己的“原料库”，令其暂时“为我所用”，“大众文化”不等于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而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大众文化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外部或上层强加的”。 文化工业只是为大众文化提供了文本“库存”或文化资源。他将大众文化看作意义的再生产，并且与政治、文化权力斗争紧密相关，因而文化也是一种社会实践过程。在文化的意义再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大众文化被赋予政治解放的潜能。“大众文化制造了从属性的意义，那是从属者的意义，其中涵括的快乐就是抵制、规避或冒犯支配力量所提出的意义的快乐”。 大众可以在文化商品的消费中创造出自己的意义，从而抵制商品化过程，进而表达一组对抗意义、获取快感等。费斯克借用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的概念，将大众日常文化实践看作一种“游击战术”，比喻大众对支配体制的抵抗和规避。大众并不安于被支配的地位，这种游击式的对抗不断对体制提出挑战。当体制在游记战术的不断打击下被侵蚀或弱化时，就可能使体制结构本身发生变化。这也就彰显出大众文化的微观政治功能。
（三）“文化对立”取代文化兼容
麦克盖根将“文化民粹主义”描述为：“由一些通俗文化专业学人所作的知识分子式的界定，认为普通百姓的符号式经验与活动比大写的“文化”更富有政治内涵，更费思量。” 费斯克一味推崇大众对文化商品意义的再生产，虽然突显大众文化的差异，但也使他所说的大众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相对立。
（1）“文化价值”与“实用价值”的对立。费斯克将文化工业分为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文化商品的价值分为实用价值和文化价值。在文化经济中，大众将原有的商品变为自己的文化资源,阐释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意义，“大众快感则来自人们创造意义的生产过程……也来自于一种感觉：这些意义是我们的，对抗着他们的”,如此则将大众所生产的意义和文化商品本身的意义对立起来。（2）“大众文化”与“审美文化”的对立。费斯克认为审美文化与资产阶级密切联系，它已经被制度化，形成了一套规训体系，并将资产阶级的特殊性的普遍化，即使是激进艺术和先锋艺术也只是资产阶级革内部派系的争斗，代表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体现了资产阶级控制文化经济的企图和文化霸权。在表现形态上，费斯克借鉴了罗兰?巴特和布迪厄的观点,指出资产阶级审美文化强调“差距”，要求艺术作品与日常生活的分离；大众文化强调“参与”，要求大众“参与艺术作品的体验，而艺术作品参与日常生活文化”； 审美文化强调人性、美学的普遍性，艺术的无功利性，而大众文化强调文化商品的变化和相对性，且有利于日常生活。 （3）“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对立。民间文化相对稳定，大众文化则是一种冲突文化，“民间文化如果外在于当初创造它的社会条件，就总显得是他们的；而大众则是我们的”； 民间文化是传统社会的产物，而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的产物。
总体而言，费斯克反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持的悲观态度，强调大众文化是属于大众自己的文化。大众文化不是消费，而是创造；不是文化工业和上层的外部强加，而是大众从下至上的自主生产；大众文化不是权力与规训，而是大众创造出自己的意义、身份和快感。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彰显了大众的主体性，肯定了大众文化的进步意义和政治潜力，其理论既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又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1）费斯克没有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资本权力与大众消费之间的不平等。支配者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垄断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大众对商品文化意义的再生产而形成的抵抗。大众只有真实地拥有消费的经济实力，才可能真正享受消费的快感，因而只有切实改变现实社会中政治经济的不平等现状，才可能改变大众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弱势和从属地位。（2）大众本身是具有差异性的流动群体,大众之下不同层次的群体在美学标准、道德标准以及价值观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费斯克采取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将大众中出现的部分负面行为看作文化抵抗，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道德判断和批判标准，忽视了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教化功能，因而难以获得学界和大众的认可.（3）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最大的局限在于以“大众”取代“阶级”，割裂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沉迷于文化符号领域的抵抗，削弱了文化研究真正介入社会实践的能力。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代表了文化研究立场和范式的转变，他声称想要“发展一种快乐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对大众的盲目乐观、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不平等的漠视，使费斯克的文化意义再生产和符号抵抗如同鲁迅所描绘的“阿Q精神”的自我胜利法。麦克盖根尖锐批评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看不到权力关系，看不到主流与从属之间的辩证性”，是“文化研究中令人遗憾的”、“空洞的”代表，代表了一种“新修正主义”。以费斯克为代表的文化民粹主义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忽视了生产的“决定性”角色，使文化研究脱离政治经济学视角，蜕变为一种纯粹的符号游戏和阐释模式，进而可能沦为支配者的同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以费斯克为代表的文化民粹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1）以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早期文化研究的理论家都以工人阶级及其文化问题为焦点，在将文化维度纳入阶级问题时，没有偏废政治、经济；在强调大众文化的价值时，并未一味排斥优秀文化传统和精英文化。（2）以费斯克为代表的“不加批判的文化民粹主义”以“大众”代替“阶级”,专注于文化消费领域的意义再生产，以话语或符号的形式寻找消费产生的快感、抵抗和解放，使文化研究沦为一种符号游戏，使文化研究陷入困境。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民粹主义的区分标准在于以下三点：是否以“大众”消解“阶级”；是否完全以文化、符号抵抗取消政治、经济批判；是否不加批判地鼓吹大众文化、排斥其他文化形态。
结语
由前文所述，可以清晰看出阶级视角的变迁推动着文化研究的发展变化.文化研究的阶级视角经过了一条“精英——工人——大众”的发展轨迹，大体而言，以阿诺德、艾略特和利维斯为代表的文化守成主义者站在精英阶层的立场上看待文化与大众关系，文化只为少数人所享有，大众无权享有或需要得到少数精英的指导.以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大众立场，将文化看作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工人阶级文化有其自身的传统、形态和发展道路。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的著作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也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峰。以费斯克为代表的“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以“大众”代替“阶级”，削弱了文化研究介入社会的实践能力和批判精神。
阶级视角和立场的转变深刻影响了文化研究的发展，甚至可以说阶级视角的变迁是文化研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线索。从中也可以看出，通过阶级分析来考察文化研究理论家的立场和论著，仍然具有有效性。阶级立场对文化研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以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早期文化理论家取得理论突破，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将文化引入阶级问题的同时，坚守工人阶级立场，没有取消经济基础的决定性、根源性地位，没有割裂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而以费斯克为代表的“不加批判的文化民粹主义”以抽象的“大众”取代阶级，使文化研究陷入发展困境和范式危机。而国内文化研究只有直面社会现实，说明、分析和解答社会现实中出现的相关文化现象和问题，才能健康发展。
The Change of Class Perspective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XIAO X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 434023,Hubei China)
[Key words]class;Culture;Cultural Studies;Cultural conservatism;Cultural Marxism,;Cultural Populism
[Abstract] Class” is one of the core vocabularies of Marxism, and one of the three major themes in the study of Cultural Studies. It is still effective to examine the works of the theorists of Cultural Studies through the class analysis. The class perspective of the Cultural Studies has gone through a development track ——"elite - workers - people". The change of class perspective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tudies.The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achieved by the early Cultural Studies theorists has much to do with the facts that they are against vulgar marxist economic determinism and adhere to the pos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at the same time while introducing cultural dimensions into class.While, the "uncritical cultural populism" represented by Fisker has question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xistence of class and has given up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All of these have caused the cultural studies to become a game of symbols and fall into a dilemma paradigm crisis.
[作者简介] 肖祥，长江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荆州，434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