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富杰
黑龙江大学
摘要：《莺莺传》和《西厢记》，一部唐人小说，一部元杂剧，同一题材有完全不同的故事流向结果，《莺莺传》与《西厢记》二者的比较研究论述不少。陈寅恪先生提出门第不同的大胆假设，也有人认为是社会背景不同导致。本文从故事文本出发，通过语言细节、人物塑造对两个版本下的人物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人物性格对于故事结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莺莺传 西厢记 人物性格 悲喜剧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莺莺传》有以下的评点：“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7, 第90页.]鲁迅认为文末的这段说教直接拉低了全文的宗旨与趣味，为何前文十分恩爱的张生始乱终弃，性情转变如此之快且发表了一段“恶趣”的言论，陈寅恪先生就此也有过迷惑，“莺莺传中张生忍情之说一节,今人视之既最为可厌,亦不能解其真意所在。夫微之善于为文者也,何为著此一段迂矫议论耶? ”[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第106页.]对此，陈先生提出了“门第说”。“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 许总.元稹与崔莺莺[M].北京：中华书局.2004. 第10页.
]陈先生推测，张生始乱终弃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莺莺出身并非名门，于自己仕途无利，但仔细阅读文本，就会发现这个观点还是具有一定的纰漏。首先，既然是门第关系，张生一开始就不必苦心追求，明明知道婚事于前途无益，二人又何必纠缠那么久呢；其次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件事情的起因结果必然是复杂的，二人感情的变故肯定不仅仅是张生自身的某些原因，更有崔莺莺甚至其他社会背景影响。对于始乱终弃的结局，其实仔细分析二人的性格、行事风格，都可以略窥出一二，张生前后性格反差较大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本文通过将《莺莺传》与《西厢记》中的人物横向对比，再探悲剧形成的内在原因。
一、自我身份认同的不对等
《莺莺传》里单独细致描写崔莺莺的地方不多，着重能够表现其性格的段落在她对张生的回信中有所体现。第一次正式出场在蒲乱之后的答谢宴上，作者只是淡淡几笔带过，“常服賥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在整个宴席上她“凝睇怨绝”有着大家闺秀的端庄与矜持，这是二人的初次见面。《西厢记》中莺莺在第一本的楔子中就有表达自己愁绪的唱词，由于是服丧期间，心情愁闷是可以理解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这两句唱可以看出崔莺莺并不仅仅只是因为父丧愁闷，落花流水多是伤春之语，这里是莺莺堪叹青春易逝之感，可见王实甫笔下的莺莺一开始就是有怀春之情的，和《莺莺传》中的形象相比，她多了几分女儿家青春期的骚动，并不是一位端着的千金身份。《莺莺传》中比较能凸显其人物个性的一处在训斥张生这个桥段，她假借幽会一事当面告诫张生“以礼自持，毋及于乱”，这里她言语之间全是礼义廉耻，没有透露一丝儿女之情，可接下来才过数夕，她居然自荐枕席，“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前后反差之大让人惊异。
中国古代小说并不擅长刻画人物的内心描写，前面也没有任何细节可以捕捉到崔莺莺的人物情绪变化，显得有些突兀。作为大家闺秀，崔莺莺极少有如此近距离接触异性的机会，她极有可能在初次会面时就有好感，只是不显露出来，回去的这段时间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能够鼓起勇气来与张生幽会，她是一位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看似矜持实则内心狂热的女子，她选择在母亲面前对张生“凝睇怨绝”，保持着一位大家闺秀的端庄与矜持，但回去思考后大胆付出行动，这一点与《西厢记》中的形象是相似的，但不同之处在于二人的主动性上，元莺莺在第一次拒绝之后，书中并未提及张生后来是否继续追求，隔了数日是她自己主动投怀送抱，而王莺莺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心理斗争与挣扎，她一方面渴望与张生约会，一方面又要顾及封建礼仪以及婢女的存在，因此她反复无常，一而再再而三的爽约张生，以至后来红娘都看不过“姐姐，你又来也：送了人性命不是耍处。”王实甫笔下的这对有情人一波三折，折腾到后面张生都“卧枕著床，忘餐废寝；折倒得鬃似愁潘，腰如病沈。恨已深，病已沉，”。也许王莺莺并非存心捉弄张生，只是碍于礼教，但这里明显她是握有主动权的，或是有心或是无意，但她给张生一种反复无常的面孔，很是吊人胃口，越是来之不易越是珍惜，这里的莺莺多情却自矜，炽热又自制，她贵为相国千金，每到情浓之时能够及时克己，是一个多情勇敢却又不失身份的贵族女子。
相比之下元稹笔下的莺莺显得多少有些随性，给人一种唾手可得的感觉，这是二人性格的第一重不同之处，彼此的行事风格会影响张生对其的珍爱程度。第二重不同在于自我身份认同上面，元稹写道“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并没有提及她的官府门第，或许只是钱财甚多但社会地位不高，崔莺莺并不如王实甫笔下的那般自信与自恃，因此她在和张生发生关系之后显得患得患失，并且她深受封建礼教的压制与束缚，对于自己失去贞洁一事极为看重，文中好几处着重提到了她的不自信，“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这是在张生临走时她对张生说的话，不同于王莺莺临别时的叮咛嘱咐：“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花．煞强如状元及第。”“’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很明显，元莺莺对于这段恋情是没有自信没有底气的，她在临别之时不是表叙难舍衷肠，而是一味地自责，她在这段恋情中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自降身份，甚至说出即使张生始乱终弃也是应该的，有自轻自贱之意，这里与《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颇为相似，极其卑微。对于这样的恋情不敢过分奢求，造成了男女双方地位不对等，“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将自己追求恋爱的主动权完全交于对方，这一方面是自己的性格原因，更深层次也是社会原因，让她有自耻且自责的心理负担。
王莺莺则显得落落大方，她对于张生此去是否能回，自己是否被弃也是未知且不安，但在那个年代她已经表现的格外勇敢且主动了，她相较于元莺莺，她几乎完全没有自责自己是否不贞，是否合乎礼教，而是全身心去维护自己的爱情，尽管前期她一度踌躇徘徊，可一旦付出，便不再自我否定与怀疑，这是她的勇敢过人之处，送别张生也是以一位妻子的口吻去嘱托，将两人的爱情置于首位，甚至说出了“但得一个并头莲花．煞强如状元及第。
”古人认为金榜题名乃大登科，洞房花烛乃小登科，可是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却是这样至贞至诚。不平等的身份认同必然会导致不平等的恋爱关系，这是二人爱情结局截然相反的关键所在。
二、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与至情傻角
崔莺莺的性格行为必然会影响到张生对待感情的态度，但封建社会男性在恋情关系中仍然是处于主动方，因此整个故事的流向很大程度依然是取决于男性的。《莺莺传》中张生出场时作者是这样描述他的：“ 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 方伯荣. 中国名传大观[M]. 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5. 第361页.]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张生很重要的两点性格：第一，他是一个不易受外界干扰且有自己信念的人，能够在二十三岁依旧不近女色足以证明张生很有自己的原则，唐朝盛行科举，张生作为一名书生必然是以功名为上，这也在得知科举消息之后，“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可见他对这段感情是动摇的，并且大有一走了之之意，以此来看，张生始终以自己功名前途为上，且执着于本心的人。第二，张生是一个恪守封建礼教的读书人，认为“非礼不可入”，那么他对于崔莺莺“自献”这样的行为必然是所不齿的，这就为后面他始乱终弃甚至骂崔氏为妖孽埋下了伏笔，在遇到崔莺莺后也许确实是崔氏才貌过人，才使他有了非分之想，但遭到崔莺莺第一次拒绝之后他并未再次展开追求，恋情的开始也是在崔氏自己的主动下得以开始的，在整个恋情过程中张生通过写诗、夜谈也吐露出自己的真情，可一旦离开，不仅抛弃莺莺，甚至以在后文大骂“尤物”且通过此事劝解世人，而这恰恰也是一个封建社会读书人比较正常的反应，及时脱身之后却反过来通过伦理道德的劝诫世人。
文中也有好几处地方凸显了张生恪守礼教的性格，他初次对崔莺莺动情很大概率是被崔莺莺的端庄自矜所打动，在向红娘表明心迹被拒后，张生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失落，而是“张生悔之”“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他在感情与礼教之间他是站在后者上的，由此也可以理解曾经用情至深的他为何大骂崔氏为尤物、妖孽，以至在后面的亲朋聚会上他丝毫不为自己始乱终弃所不齿，甚至还“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这句话很能看出张生对待这段感情的态度，他告诫世人不要去做这样的事，如果做了也要不沉迷于此，及时抽身，这也就难怪他能够始乱终弃并没有因此自责，他对待感情的态度正是张生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性格所决定的。
与元稹笔下的张生相反，王实甫笔下的张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 王实甫. 西厢记[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 第3页.]“游艺中原，脚跟无线，如蓬转”他是一个求于功名但不醉身功名的人，平日里四处游荡，不拘一格，潇洒随性，在初次遇到莺莺即道出“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并且当即作出决定“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在爱情与功名之间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这也是与元张生最大的区别之处，前者恪守礼教，对待这段感情也一直根据外界的变化而摇摆不定，而后者当即展开了追求，尽管这期间一波三折，甚至染上相思，可自始至终他始终未曾有过动摇，这是二人对待感情的不同之处，相较于《莺莺传》中的人物，王实甫笔下塑造的一对有情人对待爱情显然更加坚定纯粹且奋不顾身。红娘对于张生有一个很好的评价：“傻角”，痴呆是王张生性格中最为凸显的一处，所迷所滞便是张生遇见崔莺莺之后的真实精神面貌。功成名就之后两人的行事也是大不相同，元张生在看完崔莺莺的来信之后并不是颇受打动，而是“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这样的行为令人匪夷所思，闺阁之中的言语转眼赠与友人共同观看，丝毫没有为女方的声名考虑，即使众人劝解，他自己“然而张志亦绝矣”，可见此时他已经对这段感情丝毫没有留恋的意思。但王张生恰恰相反，“奉圣旨，著翰林院编修国史。他每那知我的心，甚么文章做得成。使琴童递佳音，不见回来。这几日睡卧不宁，饮食少进，给假在驿亭中将息。早间太医著人来看视，下药去了。我这病卢扁也医不得。自离了小姐，无一日心闲也呵！”这也是王张生难能可贵的一点。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元稹笔下的张生很理性，处事风格也是处处遵从封建礼法，即使陷入其中他也能够很清醒的脱离出来，在他的认知里世俗偏见与功名前程要远重于爱情；而王实甫所塑造的张生相较而言就感性的多了，在遇到感情的时候说放弃功名就放弃功名，对待感情要更加纯粹与至诚，他后面去求功名也完全是受迫于老夫人才不得为之。
三、不同配角的映衬与烘托
这两段感情结局截然不同很大程度是取决于当事人的性格与处世方式，但除此之外也有诸多的外界因素干扰，这其中最根源的当然还是社会背景与当事人受封建束缚的程度，另一方面还有文中其他配角所给出的态度反应。两文中共同出现的人物有红娘，很显然，《西厢记》中的红娘在整个故事的脉络走向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今时今日红娘早已成了热心肠牵红绳的代名词，张崔二人的联系与互动几乎都是一直靠红娘在中间搭桥引线，若没有红娘在中间调和，恐怕很难有后面的故事；相比之下，《莺莺传》中的红娘就显得可有可无了，只出现在张生初次追求莺莺以及跳墙桥段，作者着墨不多，对于张崔二人的感情关系几乎没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还有一个人物就是崔夫人，老夫人在《莺莺传》中也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只在答谢宴上出现，其身份也仅仅止于崔莺莺的母亲，后文再未提及；但《西厢记》中的老夫人则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她多次出面阻拦，并且一再变卦，她的出现甚至使得整个故事有了不一样的结局（迫使张生上京赴试），作为长辈，她扮演了一个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形象，是站在张崔恋情的对立面的，表层来看，老夫人的人物设定是不利于这段感情的，但换个角度来看，有了压迫才能更有反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越是不容易得到越是想得到，或许正因如此，从另一方面也让张生懂得珍惜崔莺莺，加固了这段感情。
结语
本文通过人物性格的角度对比两版人物，仔细剖析了他们的性格以及形成原因，可以看出元张生在文末的赘述似乎也就情理可通了。总的来说，《西厢记》中的张生更加纯粹、炽热，俩人面对感情也更加义无反顾，相比之下《莺莺传》中的张生更追求仕途功名，受封建制度的束缚程度更深，当然，这一切也只是基于文本来分析，而唐人小说与剧本相比，剧本这一体裁更容易塑造出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这也是元稹笔下的人物在性格转承方面略显扁平的一大原因。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2]方伯荣. 中国名传大观[M]. 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5.
[3]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7.
[4]王实甫. 西厢记[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
[5]许总. 元稹与崔莺莺[M]. 北京：中华书局.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