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湘萍 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 上海 201701
摘要：中国高校外语教师的科研能力被视为其专业素质的一部分而显得越来越重要。然而，中国外语教师在科研方面的“薄弱”问题也是不争的事实。本研究依托上海政法学院校级重点课程《英语国家概况》为试验场，在这一外语学科知识类课程的建设中从课程内容、授课模式和测评方式三方面入手，秉承合作性行为研究的理论原理推行改革，试图为高校外语课程建设和高校外语教师的科研发展提供一个积极正向的新域场。
关键词：合作性行为研究、课程思政、外语教师发展
一、合作性行为研究理论要旨
合作性行为研究在近几年“已经成为许多研究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领域尤其如此”。（Glassman,Erdem & Bartholomew,2013:272）合作性行为研究的定义多样化，如被视为“行为研究之父”的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著名的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亦称“团体动力学”，强调在群体中，只要有别人在场，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就同他单独一个人时有所不同，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团体成员对团体活动的兴趣、团体内成员的交往频率、各成员的遵从行为等也都能影响到一个团体的内聚力。勒温把团体视为一个动力整体，这个整体并不等于各部分之和，整体中任何一个部分的改变都必将导致整体内其他部分发生变化，并最终影响到整体的性质。团体不是由一些具有共同特质或相似特质的成员构成，特质相似和目标相同并不是团体存在的先决条件。团体的本质在于其各成员间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决定着团体的特性。（Lewin,1944:196）
合作性行动研究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国。随着斯蒂芬?考瑞（Stephen Corey）于1953年出版的《改进学校实践的行动研究》第一个系统地将行动研究定义到教育中来，指出所有教育上的研究工作，经由应用研究成果的人来担任，其研究结果才不致白费（戴长和,1995）。考瑞相信，通过行动研究改变教育实践是可能的，因为教师、督导、行政人员都会投身于问题探究和对发现的应用中，行动研究的价值在于促进实践改善的程度。后70年代，教育领域合作性行动研究的热浪蔓延到了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在国际教育界逐渐形成关注合作性行动研究的语境。英国行为研究的代表人物劳伦斯?斯腾豪斯（Lawrence Stenhouse）提出著名的“过程模式”课程理论，认为课程的研究和开发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的过程，课程的设计应该是研究、编制、评价合而为一的，人们可以通过详细说明内容和过程中各种原理的方法，来合理地设计课程，而不必用目标预先指定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此模型以一线教师的批判性判断为基础，用自主的、实验的方式贯彻教学大纲，从而强有力地证明了当下职业教师实践中的合作性行动研究的功能；参与项目的教师也产生了重大的变化，比没参加项目的教师更希望得到高水平级别的研究技能和发展机会，态度更为积极地希望在教学实践中运用研究发明。（Oja & Smulyan,1989:10）.
二、教学中合作性行动研究的目的和步骤
合作性行动研究旨在促成变化和实践上的改善，教学中的合作性行动研究有两个目的，即教师发展和提升教学实践。
合作性行动研究之所以能促进教师发展是因为通过这方法教师们能以结构化形式反思有趣的或者有问题的领域，打破“阻碍职业”的孤立状态，从而实现“没有教师是孤岛”（Wallace,1998:207）。伯恩斯也说，“教师们有很大兴趣去合作，为了调查并批判性地反思他们自己的教学场景，一起把行动研究的原则付诸实施。”（Burns,1999:12）通过参与研究，教师变成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实践者，从而进一步熟悉研究的语言、方法论和设计等。所以这是教师发展的第一个环节，“吸取了内部实践者的探索和反思。”（Felicity Armstrong and Michele Moore,2004:2）
合作性行动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促进教学实践。参与人将以更好理解的教、学方式来计划、执行、反思，实践上的改善建立在对许多问题和变通之法的系统调查上。应该指出，要求有理论基础去“理解教与学的种种观点，观念要建立在课堂的现实中，在现实中去计划应对持续的变化。”（Oja & Smulyan, 1989: 209）1992年研究者与西北教育行动研究联盟（League of 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ers in the Northwest）协作的实践报告，总结说教师们利用合作性行动研究的流程提升了教-学程序。（Sagor,1992）2009年一份调查报告研究了选修“学习和学习情境”课程的7男5女共12名博士研究生，年龄区间为30—60岁，读研年数从第1年到第5年，工作时都是英国的教育从业者。结论是，通过对实践反思，研究提供了能产生全新教学方法的积极机会，让人形成对教学过程崭新的洞察视角和理解，更点亮了对政策相关变化的效果的评判（Pilkington,2009:174）。
其实，“行动”和“研究”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实际工作者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工作；后者指的是专门受过训练的学者和专家对某些规律的探索。为了进一步激发研究者的创新精神，使之从集体的智慧中获益，“合作性行动研究”这一课题被提出并倡导。就教育领域而言，“合作性行动研究”一般分为几个步骤：（1）参与的教师选择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主题或专业；（2）收集、组织、整理关于这个主题的资料；（3）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采取行动。
三、《英语国家概况》课程建设的新问题、新机遇
在新文科、大外语、建设应用型高校的时代背景下，《英语国家概况》作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传统的基础文化课程随着我国本科通识教育的推进，近几年在众多院校以专业选修课的形式开始对非外语专业学生开放，旨在扩展大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和文化素养，也可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上海政法学院也已经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了《英语国家概况》。面对不同专业、不同英语程度的学生，《英语国家概况》课程组的老师通过问卷调查、课堂观摩和资料分析对该课程现状进行研究，发现授课内容尚可改进、学习效果不理想、测试评估上还存在“一卷定终身”的不当。据此重申了英语学习中的“文化需求”，提出从内容到授课方式、测试评估方式的课程建设新方向。
第一方面、英美文化学习引入思政元素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上海政法学院自2020年6月把《英语国家概况》作为重点课程立项以来，笔者作为课程负责人，在接下来两年的课程建设中，秉着提升学生语言学习能力、综合文化素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宗旨，在课堂授课中，除了介绍英语国家的基础地理及人口知识、国家发展历史、西方政治制度、现当代经济发展现状、文化教育等基础知识的同时，适当引入中国历史文化元素、就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进行比较，着重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内核，从而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认识到不同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发展之路，在学习中激发当代大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英语国家概况》选取的教材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谢福之主编的《A Guide to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本书包含了6个主要英语国家的介绍，它们有英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因为课程课时有限，本课程只能主要聚焦英国、美国、加拿大三个国家。课程设计以英国历史中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为例，引入中国为什么没有办法像英国那样顺利地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方面、课堂授课注重思辨力的培养
合作性行动研究在课堂观摩、课后反馈、集体讨论后，总结授课经验，致力于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思辨力主要体现在“发展学生提出质疑、对证据进行评价以及发展阐释的能力，使学生更加批判性地思考和解决问题”。（Fabillar,2003:22）这种批判教育也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气氛，让学生在开心之余开启智慧，扩展胸怀。培养学生思辨能力有各种方法，我们应用的典型的教学方法有开心之“问”、深入之“讲”、对照之“看”。
开心之“问”指的是从学生“熟悉的现象”入手“设问”并解答。这里涉及“知识匹配”原则：从熟悉的东西引入陌生的知识能激发学习者的兴致，而对事物的新解读往往会让人“会心”之余感到“开心”。我们课题组的老师注意到，教学中从现实中的现象入手，可激发学生对所学课程的兴趣，正确辨识英语国家历史和文化，培养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中西方差异。我们为这个目的在《英语国家概况》的不同章节和专题中都设定了“开心之问”。例如讲到英语的发展史和三个阶段，引入“世界语”、“汉语是否是世界上被使用的人数最多的语言”、以及2006年由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执导、由布拉德˙皮特、凯特˙布兰切特、菊地凌子主演的电影《通天塔》。我们的设问是：电影《通天塔》讲述了发生在11天内，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四个家庭源于语言的沟通不畅而发生的悲剧故事。这种语言障碍是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除了学习外语之外，同学们还有什么办法降低这种语言障碍给我们的生活造成的悲剧和伤害，各国都为此做了些什么？一般情况下，学生的回答多七嘴八舌，答案间或有精灵古怪之处，这时候的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参与度很高。老师当然不能无备而来，既然提出了问题，就得有对问题的独到见解。而且，老师在给出对各个有趣的“设问”进行“教师解读”时，尽量“学术性”和“通俗性”兼顾，以便学生记忆、理解和思考。
深入之“讲”指的是在教学中强调概念的更新、视角的更替，以增加对问题的敏感度和深入性，从而用新的视角和观念引导学生“重审”那些所谓天经地义的问题，培养学生开放、宽容的心胸。教师如果按“教材课堂上照本宣科，填鸭式灌输学生知识，期末时闭卷抽查考试教材上若干重点内容”（石坚军，2013:86），将不利于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我们虽然不是国学大师，但可以通过学习来借鉴专业学者的看法，内修外援，把前沿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中去，对专题进行深讲和细讲。深入之“讲”不单只是老师一方面地宣讲，更强调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辩论。辩论可以“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课程思政理念指导下的辩论在《英语国家概况》课程教学中更加具有特殊意义。比如，在介绍当代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时，谈到这几年在西方国家中泛滥的“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这个概念和中国的成语“夜郎自大”内涵重叠，隐含了自以为是“中心之国”的意蕴。可见自古至今，这是人类看自我的共有的现象。这时给学生展示各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如何都把自己的国家“居中”，绘画中世界各国的“圣母圣婴”如何都像自己国家的人。然后分析“民族中心主义”产生的原因或在于生活环境的狭隘，或在于心理学上的“选择性盲目”现象，或是出于文化传承的需求，建议大家对待文化问题一定得有博大的胸怀，正确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不足及长项，既不要盲目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
对照之“看”是在专题的讨论中强调“比较”的环节。毋庸置疑，“强烈文化对比的切入方式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有着极好的推动作用”（张兢田，2015:144），同时通过学科与学科、古与今、中与外在同一问题、现象、观念上的呼应或歧异，也能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他们的思辨力；把知识教育同能力教育、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将思想引领及价值观塑造融入《英语国家概况》这门课程的课堂教学中，使课程教学在完成既定教学目标的同时也能让思政教育课堂效用最大化。
第三方面、测试类型增多、“形成性评估”比重增大
教学的评估测试是外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外语教学成效和提高外语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这也是一把双刃剑，标准化测试方式可以检测学生水平，为外语教学提供反馈信息，帮助教师改进教学的同时，过分依赖测试来划定学生层次、评估老师教学成果会引起外语教学的应试导向，令教师和学生只注重测试中经常出现的内容和技能，而忽略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为了更为合理地推进测试和评估，《英语国家概况》课程建设从两个主体——教师和学生开始，双方在课内课外使用多元的测试和评估方式，加大“形成性评估”的比重，促成“目标型测试”的成功。就学生而言，应“增强学习者的学习自主性，引入自我测评。”（Bailey,1996:262-271）就《英语国家概况》而言，许多章节的阅读需要学生课下自主完成，课堂的阅读教学主要是核心知识点的串讲、方法的引导、任务的布置和检查。就教师而言，可从课堂观察（observation）、小组讨论、主题展示、以及测验、考试等多种方式收集学生的评估信息，学生的平时表现占课程综合总评的比重不断加重，从而通过看重学生整个学期的总体课程表现来激励学生慢慢学会不断评估自己的水平、优点、欠缺和进步，朝着自己拟定的目标努力。
四、结语
由《英语国家概况》课程建设实践可以得出外语教师的合作性行动可谓收获多多。从外语教师个体发展而言，合作性行动研究在促进当下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能直接拉升教师的年终教评，教师们还可以基于研究的相关数据撰写论文，从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激励教师的“终身学习”。合作性行动研究还能促进教师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因为教师的个人生活和教学效果/学生学习（Teacher effectiveness/student learning）之间呈正向关联性。老师的身份影响到了其责任心、动机、自我效能、工作满意度、目标的明确性（Sammons et al.,2007）。当外语老师沉浸在教学的具体情境中，从中发现意义，把教学当成某件喜欢做的事情，教学和科研相互融合，就完全没有因为迷惑、重复、繁杂的任务而引起的烦躁和无聊。合作性行动研究能消除教师各自在教室工作时常有的孤立感，使教师以团队形式考察相同问题，形成更高程度的互动，从而提升同事关系。总之，合作性行动研究为高校外语课程建设和高校外语教师的发展提供了积极正向的新域场。
参考文献：
[1].Glassman,M. Erdem,G.,& Bartholomew, M. Action Research and Its History as an Adult Education Movement for Social Change [J] 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 2013, 63(3): 272-288
[2]. Lewin, K. The dynamics of group action [J].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44, 1(4): 195—200
[3]. 戴长和. 行动研究概述 [J]. 教育科学研究，1995(2):41—44
[4]. Oja, S. N.,& L.Smulyan.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M]. London: Falmer Press, 1989.
[5]. Pilkington, R. M. Practitioner research in education: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s of doctoral students [J]. Studies in the Education of Adults, 2009,41(2):154—174.
[6]. 张兢田. 对境外《中国文化》课程讲授内容及方法的几点思考 [G] 第二届汉语国际传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吴应辉、刘玉屏主编，央青副主编.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141—147.
作者简介：范湘萍 女 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 副教授 研究方向; 英美小说、法律与文学、英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