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雯婷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市 100089
【文章摘要】中印比邻而居，但两国的战略文化、安全理念存在差异，致使中印安全战略的认知与确定过程存在较大不同乃至分歧，由此形成的“安全困境”造成中印短期难以避免的结构性矛盾，洞朗对峙事件成为信号，半年以来中印关系自疫情蔓延以来迈入长波动期是大概率的事。面对这样的新常态，中印关系需要“重构”。不以印度为主要威胁，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将印度作为特定具体议题的合作伙伴，这应该构成中国对印政策的客体认知基础。
【关键词】中印关系 战略安全 中美博弈 新冠疫情
中国和印度在地缘上比邻而居，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但总体却“近而不亲”[张蕴岭:《新时代的中印相处之道》，《世界知识》2020年第12期，第72页。]，双方关系存在起落波折。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政权并与之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双方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间交往规范，中印交好成为时代和平的重要体现。冷战后，中印关系出现明显改善。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印关系发展短期内难以稳定，是因为双方安全战略的差异乃至对立，其中边界问题依然是重大障碍并具有连带效应，在中美竞争愈加激烈、疫情突发的体系背景下中印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
一、中印安全战略差异比较
本文认为，国家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也即战略文化，决定了一国看待外部环境的“透镜”存在差异，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安全理念，面对某一特定阶段的众多事件就形成了不同的战略认知，随即制定不同的安全战略。这样的安全战略又会进一步对该国的现在与预期的安全利益和对外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战略认知指的是国家对战略中自身利益、自身与外界安全关系、自身角色等问题的认知。如图1所示，战略文化、安全理念、战略认知到战略制定一脉相承，中印在前三层次出现较大差异，导致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出现差异乃至对立。
图1 安全战略比较层次及脉络示意图
来源：笔者自制
（一）中印战略文化不同
中印战略文化存在不同，印度秉持明确的等级规则、远交近攻的传统，中国坚持和合主义、共享发展成果。印度倾向于将国内的印度教种姓制度作为周边国家乃至世界体系的相处模式。信仰既影响行动者的认知，又影响其行为方式。[ 随新民：《印度对中印边界的认知》，《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1期，第62-85页。]印度相信天生具有精神霸权的僧侣阶级——婆罗门的权威，婆罗门作为宗教权力的显现者，是有社会威信的人。[ 邱永辉：《印度教概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5页。]印度将婆罗门至上的世界观从指导生活拓展到审视国际安全环境，也就是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就像种姓制度中高高在上的婆罗门阶级。具体而言，对南亚区域战略考量中，印度将自身视为婆罗门一般的最高等级，对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视为低等级小国并对其加压，单方面宣布成为内陆小国锡金的保护国并最终将之吞并，将巴基斯坦视为异见者加以歧视并不与其建立平等的沟通渠道，具有党同伐异、同中当头的权力色彩。
中国战略文化则是强调以和合主义为指导、发展平等共享的多边关系。和合主义的内涵是多元多边合作的包容性外交、国际道义的结伴性外交、合作共赢的对接性外交、安全互保的镶嵌性外交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共享性外交。在中华传统战略文化中，“天人合一”与“天下大同”是中国传统社会构筑理想的最基本结构性元素，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乃至世界进行交往的最突出价值性取向。和合是指各独立主体共生，各自能展示所长，按照自己的本性和规则发展，具有平等共处的特色。在处理国家关系上，中国历来重王道胜于重霸道，甚至更多地重视以“止戈为武”的方式“协和万邦”，以期实现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 余潇枫、章雅荻：《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
]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如表1所示，不同时期中国在和合主义战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提出具有平等、和平色彩的理念和具体政策，为周边国家安全与共同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表1 以和合主义为主调的中国外交理念发展
来源：余潇枫、章雅荻：《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54页。
（二）中印安全理念有所不同
中印安全理念有所不同。两国的国际定位存在一定相似性，但由于实力差异产生的结构性矛盾而具有更强的对立性。同为亚洲区域迅速崛起的人口大国，中印对于自身的目标和处境界定具有相似性，主要可归纳为三点：中印都把国家崛起、民族复兴作为首要目标；中印都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环境、中印都把稳定周边作为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孙士海、葛维钧编著：《印度》，社会科学文献岀版社，2003年，第446 页。]但两国的战略文化以及目前的实力差距决定了其安全理念产生差异，即使目标相似，但两国采取的态度和路径有所差别。首先，就冷战后时代观而言，中国认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从以强调斗争为核心的战略观念转变为以趋于合作为核心的战略观念；而印度承认冷战后是国家发展的良好机遇期，但其对外战略和安全战略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军事实力决定一切的认识基础上。[ 卫灵：《冷战后中印关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3-245页。]在价值取向上，中国奉行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外交方针，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原则，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全球伙伴关系，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而印度追求一种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称雄地区的霸权安全。总的来说，印度将传统安全摆在首位，以军事实力为国家赖以生存的后盾；中国则更加重视全方位各领域综合发展，以亲善合作的态度作为实现国家安全的主调。
（三）中印战略认知及应对存在较大差异
中印战略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这是由上述两方面差异累加的作用所致，即不同的战略文化传统导致不同的安全理念，从而导致了面对具体事件或他国政策时产生的信号反应不同，甚至将其识别为威胁进行对峙。在战略认知这一比较层面上，中印双方的张力乃至敌意充分彰显出来。在高速崛起的进程中，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与印度紧随其后提出的“季风计划”以及印度参与的“印太”战略在亚太地区较为瞩目。中国官方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其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刘卫东：《“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5期，第538-544页。]归根结底，“一带一路”的根本属性是共同发展，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基础是务实合作，具有开放共享的性质。但印度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态度整体消极抵制，其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在挤压其地缘政治空间，削弱其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丝绸之路经济带”下中巴经济走廊的部分项目位于巴控克什米尔地段，威胁印度主权安全；中国人口大量流入该地区，威胁印度文化安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有可能因中国“介入”发生民意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将“一带一路”战略视为捆绑本国的桎梏，指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印度推行“珍珠链”战略的组成部分。[ 关于印度对中国战略负面认知的内容详见以下文献：
楼春豪：《战略认知转变与莫迪政府的海洋安全战略》，《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
朱翠萍、科林·弗林特：《“安全困境”与印度对华战略逻辑》，《当代亚太》2019年第6期；
林民旺：《中印战略合作基础的弱化与重构》，《外交评论》2019年第1期。]中国在印度周边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巴基斯坦等国通过租借和援建方式获取港口，在地缘政治上形成包围，改变双边实力对比，使印度难以在平等前提下解决中印双边问题。
印度的对策紧随负面认知之后出现。2014年5月上台的莫迪政府在“大国战略”的驱动下，将国家“软实力”建设纳入印度外交战略中的重头戏，2014年6月“季风计划”应运而生。印度官方指出“东向行动”政策的提出将促进印度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安全、政治、军事等多领域合作，“季风计划”强调加强印度与其他39个泛印度洋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交流和合作，显然带有多领域多层次合作的性质。[ 王媛：《“季风计划”：印度对“一带一路”在文化外交领域的围堵》，中国网新闻中心国际栏目，2018年3月22日文，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8-03/22/content_50737408_0.htm，查看日期：2020年7月14日。]更瞩目的是，印度参与美国主导下的“印太”战略，印方认为这有利于构建一个相互联系、稳定、安全、繁荣的印太地区，这对印度、东盟和其他相关国家的进步与繁荣至关重要。[ 朱翠萍、科林·弗林特：《“安全困境”与印度对华战略逻辑》，《当代亚太》2019年第6期。
]这样，“季风计划”成为印度在亚太地区应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力工具，参与“印太”战略成为美日印澳菱形中的重要一环，因为其安全联盟性质，逐渐偏离“不结盟”路线，成为毗邻中国的战略威胁。中国对印度战略的认知发生了实质性转变，认为印度拒绝将“东向行动”政策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抵制中国崛起，维护南亚和印度洋的印度秩序；“季风计划”是在文化外交领域围堵“一带一路”；印度参与四方安全对话的战略诉求在于借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合力反制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提高的影响力。[ 梅冠群：《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变化及其战略应对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1期。]
总体来说，中印之间战略文化传统的不同导致了安全理念思维之差异，安全理念上双方定位有所不同、各有侧重取舍，致使双方采取的战略认知与战略设计虽然在最终目标上一致，但采取的途径和立场逐渐走向相互僵持乃至对峙。除上文提及的“一带一路”战略与“季风”计划、“印太”战略相对立以外，百年大变局之下中印关系的发展障碍首先在于边境纷争，然后在于印巴矛盾，最终是国际地位竞争的结构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疫情突袭的时期内凸显出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二、百年大变局下印度对华安全考量
冷战后至21世纪初，龙象之舞在中美竞争加剧的阴影下日益凸显，成为亚太地区不可忽视的结构性矛盾。在亚太体系内，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对于快速崛起的印度而言逐渐构成了类“安全困境”，[ 朱翠萍、科林·弗林特：《“安全困境”与印度对华战略逻辑》，《当代亚太》2019年第6期。]印度往往通过利用体系外大国美国及其联盟的力量扭转相对弱势的局面，进而构成对中国施加遏制的包围圈，显然中印矛盾逐渐波及各领域形成串联，使得中印对峙陷入恶性循环的悲观预期。在当前两国都处于综合国力上升的时期，要达成相互让步与妥协的边界协议难度更大。战略与利益的差异，似乎成为阻挡两国关系发展的一条鸿沟。
印度作为后发崛起国，成为世界大国是其当前最大的战略追求与最终目标，但其采取的激进手段可能导致中国的警惕和提防。实际上，莫迪政府对中国频频表强是出于双层博弈的诉求，其中国内维稳发展是首要原因。一方面，对华强硬维持紧张氛围能够转移社会矛盾，回应反对党压力。莫迪印人党政府虽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较好成效，但由于浓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也再度将印度社会族群矛盾带入高潮。如宣布建罗摩庙，修改公民身份法案，推出统一民法典，对伊斯兰族裔坚持强硬歧视态度等，都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公开化。而且，由于反对党支持印度对华强硬，批评莫迪“服软”向中国妥协，进一步倒逼印人党政府采取敌对性对华政策。[ 胡仕胜：《印度过激行为背后的行动逻辑》，刊登于《环球时报》2020年7月2日。]另一方面，印度欲成为世界大国，必须“弯道超车”。首先，面对中美贸易战的展开和逐步加深，印度也考虑降低对中国生产链和其他商品的依赖程度，利用印度国内已有的“国货”取代中国制造，发挥人口红利和高新软件技术的优势。实际上，印度的高新技术位居世界先进地位，印度的非专利制药业因其廉价高效的产品为世界各国受用，[ 刘小雪：《疫情下的印度药业缘何再获全球瞩目》，《世界知识》2020年第12期，第32页。]在手机软件开发方面印度也有取代中国的欲望，如印度开发Mitron与中国的抖音在使用性能上高度相似，强力争取印度乃至南亚市场。其次，印度利用中美产业脱钩之际，吸引产业链向印度整体搬迁，争取尽快打造制造业强国网络。利用美国的行业高管中印度裔人士的占比与人际网络优势，今年4月印度驻美使馆密切接触千家美企，提出有意为迁出中国的制造商提出优惠性政策。在承接的产业上，印度偏重于电气、重型机械制造、太阳能技术、食品加工、化学与纺织等这些基础性产业，更重视制药、医疗设备、电子设备、高新技术等印度的优势或具有前景的行业。印度在上述两方面固然是出于快速崛起的需要，但其针对中国的色彩较为明显，从政治领域逐渐拓展至经济、科技等多领域。
在对外关系中，印度莫迪政府的战略安排重在大国平衡，更具有偏离不结盟的色彩。[ 李莉：《印度偏离不结盟及其动因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2卷第1期 ，第 1-35 页。
]比如，印度急于入常，并得到了一些大国的支持，但由于战略利益定位的差异，中国对此态度谨慎，坚持把它放在联合国综合改革方案里面统筹解决，而不是单独解决；到2020年6月印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国外交部对此表态谨慎，再次提到对联合国安理会扩员问题的态度立场一贯不变；再如上文曾提及的，美国将印度纳入印太机制，印度莫迪政府一改“不结盟”的传统，迅速提升与美国、日本的战略安全关系，欲迫使中国在外贸、网络、能源、防务等众多领域做出让步，鉴于该机制有针对中国的战略设计，中国是反对的；再如，在中印俄三角关系中，中国的最佳安全战略伙伴是俄罗斯，而与此同时俄罗斯长期对印度大量军售，印度在中印边界摩擦发生后短期内从俄罗斯购入大量军火，使得三国之间的战略疑虑一时加深，安全局势一度更加紧迫；最后是中印巴三角关系。印巴历史宗教领土矛盾由来已久，难以在短期内解决，而中巴关系友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积极开发“中巴经济走廊”促进双方互利，但印度指出中国借此深入印度洋和加强在巴基斯坦及其他南亚国家的存在，明确不给予支持。综上，印度渴望追求“绝对安全的边界”、取得地区主导权，认为此是保障印度国家安全的必要举措，这在结构性安全困境的压力下形成了中印相互制衡回击的现状，诸多矛盾都为两国的发展合作罩上阴影。
三、疫情下中印关系步入“新常态”
近年来，印度方面对华频频发难，将双边关系推入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的最低谷，以洞朗对峙为信号，以疫情下两国摩擦为集中表现，从领土问题逐渐向政治、经济、科技、战略安全多重领域蔓延。
洞朗事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走向的分水岭。2017年6月18日印度军队携带武器和推土机越过中印边境锡金段，进入中国洞朗地区，阻止中国军队“越过不丹边境修路”，形成中印两国武装对峙。印度的对华政策已经过渡到企图运用军事和外交能力在与中国的对抗中迫使中国做出让步，实质上这种对华策略意味着印度已经在心理上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
洞朗事件之后，在美国干预下中印战略安全关系日益走向下坡。首先，在战略文化思维方面，印度认为自己没能实现与中国平等的国际地位，因此对中印关系的整体状态感到不满。其次，在战略认知方面，洞朗事件成为印度在发泄这种不满情绪的信号以及试探中国对印政策的底线，损失较小进一步激励了印度的对华示强心态。中印两国对洞朗事件结果的理解并未遵循同样的损益判断标准。中国认为洞朗事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避免了武装冲突，而印度则认为对中国施工作业的干预取得了成功。在这种心理差异的作用下，印度并不会像中国期待的那样努力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叶海林：《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期。
]而且在物质实力方面，印度在美国的“打气”下强化了制衡中国的信念，在疫情中站队美方舆论宣传并在近期制造中印边界摩擦。
在2020年前半年新冠疫情迅速在世界蔓延，对中印两国造成重大冲击。中印本能够运用两国的地缘位置相近、制造业、制药业优势共度难关，但事与愿违。印度呈现出内外交困的局面，但其执意将民怨外引，冒险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新冠疫情的爆发使莫迪政府得以通过封城暂时抑制了社会的进一步动荡, 但封城举措又将数千万“日薪”族推进“病死”或“饿死”的两难困境。英国广播公司称封城造成印至少 5000 万人失业，而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则称，封城导致4亿非正规部门从业人员因失业而“陷入深度贫困”。民众怨声载道，社会动荡一触即发。加勒万河谷冲突恰好给莫迪政府提供了转嫁危机、转移矛盾的稻草。
通过制造对华军事对抗的紧张氛围，通过出台制华政策以及对华负面议题，莫迪政府试图通过对华示强，安抚国内政治反对派和民众情绪，以期最大限度地维持政治与社会稳定。中国陷于国内封城抗疫期间，印度在国际舆论上站在了中国对立面：从民间层面的“抵制中国货”风潮到战略界人士有关“中国疫情责任论”、“赔偿论”、“隐瞒论”；在经济外贸领域，看到中美经贸进一步脱钩从华撤出生产链的信息，印度迅速采取行动鼓噪中印“经济切割论”，印度官方支持西方国家制造业生产链从华转向印度并予以优惠补贴，体现出中印在经贸领域的“零和博弈”；在信息科技领域，印度追随美国压制中国技术产品出口，从政府部门频推与华经济脱钩举措到发布禁用我国手机应用软件公告；在边境安全领域，边界问题依然是中印难以跨越之殇。自2020年5月5日以来，中国和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沿线的一些地点进行了侵略性的肉搏、对峙和小规模战斗，包括在有争议的拉达克和西藏自治区的盘公湖附近，以及锡金和西藏自治区边界附近。印度军方在边境地区制造多点对峙到进行大规模军事集结，造成双方边防人员伤亡，导致两国军事一度上升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虽然在双方的沟通通畅情况下，本次中印摩擦得以和平缓解，但其后印度立刻采取对中国软件企业的制裁措施，并向美国、日本等“印太”成员示好并向俄罗斯购买大量军备，很鲜明地体现出印度开始试图利用全方位、多领域相挂钩施压的对华安全战略，也预示出印度将更为大胆地运用多方强国势力制衡中国。纵使中印关系暂时能够维持稳定，但从针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倡议印度不予积极回应的态度，以及近两年频频发生的边界动乱和连带危机，中印关系更可能在双方战略安全认知与制定差异所构成的“安全困境”中凸显冲突性的“显性”因子。
四、小结和展望
中印关系迈入长波动期是大概率的事。面对这样的新常态，中印关系需要“重构”。纵观中印关系从友好、冲突到战争各个阶段美国对印度的态度和政策，可以断定它们基本上仍是“同床异梦”，不可能亲密且不可能结盟，双方可以合作，但合流的概率不大。[ 叶海林：《身份认知偏差对中印关系前景的影响》，《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3期。]不以印度为主要威胁，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将印度作为特定具体议题的合作伙伴，这应该构成中国对印政策的客体认知基础。到目前为止中印关系的稳定状态主要来自于中国相对稳健和克制的政策风格。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对印度的威胁认知水平一直相对较低，没有把印度作为必须优先处理的安全威胁来源。
不过需要看到，这种容忍主要是中国顾及第三方因素即美国因素被迫采取的[ 关于美国因素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及其规律，详见孟庆龙：《中印边界战争前后美国对印度态度的变化—— 兼论美印关系的历史基础》，《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并不为中国乐于接受，更谈不上是最优策略。一旦中国对印度威胁认知水平发生变化，印度在中国对外战略想象中的身份和地位也会随之发生改变，那么中印关系互动的过程和性质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颠覆性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