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因素是我国初中生视力健康的影响因素吗?——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发表时间:2020/10/29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9期   作者: 左 恒1 邹 维2
[导读] 为探究家庭因素对我国初中生视力健康的影响,筛选提取出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年)初二
        左 恒1  邹 维2
        1.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摘要:为探究家庭因素对我国初中生视力健康的影响,筛选提取出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年)初二学生调查问卷中39个相关题项,按照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资本、父母对学生的管理情况、学生与家庭成员的相处情况、父母对学生的期待予以分类,对调查数据进行单因素差异性分析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统计显示:四类因素都显著影响学生视力健康。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资本条件较好、父母对学生管理过分严格、父母对学生陪伴过多或过少、父母对学生期待过高等都更易导致学生视力不良。研究建议:父母为学生建构舒适生活的同时也需要积极关注其可能对学生视力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并且对学生的管理应松弛有度,以高质量的陪伴和关心保护学生视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关键词:初中学生;视力健康;近视;家庭因素;学生成长

一、问题提出
让每一位少年儿童都茁壮成长,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美好期盼。而据2018年7月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良好,但视力不良问题突出,超六成八年级学生存在近视等问题。2018年8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的通知,打响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无硝战役。近视防控重在对症下药,因此探索青少年近视影响因素应该是首要工作和重点工作。
        反观当前研究,青少年近视成因分析以医学研究范畴为核心,常见提法为辐射学说[1]、体质学说[2]、营养学说[3]、环境学说[4]、调节学说[5]、遗传学说[6]等,极少数研究尝试探讨学业与学生近视的相关话题[7]。总体而言,当前主要研究的基本特点为:研究较为单一。其一是研究参与人员单一,研究参与人员以医学相关科学为主,鲜有其它学科人员参与此类研究;二是研究角度单一,由于研究人员学科背景的限制,因此研究角度以医学角度为主,鲜从多学科角度探讨分析问题;三是研究成果单一,研究主要从医学角度分析近视的成因,继而探究基于成因的可能对策,视角局限成果。随着学生近视话题重视程度高涨,相关研究逐步扩展,有研究尝试从学生饮食、作息安排[8]、家长认知[9]等角度分析学生近视流行病学,但依然存在研究数据量较小、研究视阈较窄、研究成果较少等问题,有关学生近视的深入、扩展、循证研究亟待加强。
而家长群体对于学生近视则焦躁无措,导致不少如“针灸按摩治近视”、“降度镜”、“治眼神器”等冠名“高科技”的“治愈系”骗局丛生,家长群体受病急乱投医心态影响,花大价钱接受“黑暗处方”,既面临经济损失,更甚者可能导致孩子近视加剧[10]。家长对此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那么,家庭因素是否影响学生视力健康?这一问题又包括三个递进的问题:是否具有影响?具有什么影响?如何进行防范?学生近视防控应是不断求真的过程,其重点在于持续探索解决方案,而这一过程需要循证分析达成,以足够的证据探究并优化干预手段。因此,本研究意在借助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探究家庭因素对我国初中生视力健康的影响,基于证据提出可行干预建议,以丰富相关研究成果,服务家长有效应对孩子近视策略,为学生视力健康保驾护航,为“健康中国”建言献策。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大数据时代,数据挖掘成为有效利用现有数据资源的积极策略,人文社科研究也可借助于大数据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探究家庭因素对于我国初中生视力健康的影响,需要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数据予以分析。为此,本研究选取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年数据予以挖掘分析,基于证据对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做出解答和回应。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简写为 CEPS)。CEP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旨在揭示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宏观社会结构对于个人教育产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教育产出在个人生命历程中发生作用的过程。近年来CEPS的调查数据被广泛地用于中学生学业成绩[11]、初中生学业能力[12]、青少年成长的邻里效应[13]、学生教育期望[14]的实证研究中,这也证明了该调查数据能较为全面且准确地描述我国中学生的生活、学习、家庭、教育等情况,这也是本文选择该数据进行家庭因素对中学生视力影响研究的重要根据。
        研究选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 2014-2015学年追访数据中初中二年级(8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该调查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了 28 个县级单位(县、区、市)作为调查点,在入选的县级单位随机抽取了 112 所学校、438个班级进行调查,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本学年度共调查的8年级学生10750名,其中10279名非天生近视学生样本纳入本文研究中。CEPS以调查问卷为调查工具,对全体被调查学生及其家长或监护人、班主任老师、主课任课老师以及学校负责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了学生的基本信息、在校行为习惯、在家行为习惯等多方面信息。
(二)研究变量
        本研究旨在探索家庭因素对学生视力健康的影响,由3名研究者背对背从CEPS学生调查问卷中筛选提取出涉及家庭因素的相关问题,并进行汇总讨论,最终共提取整理出39个测量题项,由于题项较多,为避免凌乱,根据题项的内容相关性,粗略将其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数据,以便更清晰展现统计结果。具体情况如下:
        1. 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资本类变量
        此类变量共包括10个分变量:户口类型、户口登记地、家庭现在位置、家中是否有自己的独立书桌、家中经济条件、家里书籍情况、家中电脑网络情况、父母亲职业、父母是否经常吵架等,变量具体分类见表1。
2. 父母对学生的管理情况类变量
此类变量共包括12个分变量:在一周中检查作业频率情况、在一周中指导作业频率情况、管理作业及考试严格情况、管理学校表现严格情况、管理和谁交朋友严格情况、管理穿着打扮严格情况、管理上网时间严格情况、管理看电视时间严格情况、与孩子讨论在学校发生事情的频率情况、与孩子讨论与同学关系的频率情况、与孩子讨论与老师关系的频率情况、与孩子讨论心事或烦恼的频率情况等,变量具体分类见表2。
3.学生与家庭成员相处状况类变量
此类变量共包括共11个分变量:和父母亲关系情况、与生父母居住情况、亲生父母是否离婚、亲生父母离世情况、与继父母居住情况、与亲生兄弟姐妹一起住情况,与(外)祖父母居住情况、和父母一起吃晚饭频率情况、和父母一起外出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的频率情况、和父母一起外出看表演(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的频率等,变量分类见表3。
4. 父母对学生的期待类变量
此类变量共包括共6个分变量:对孩子学业成绩的要求、对孩子教育期望、孩子对期望感到的压力情况、父母希望孩子从事的工作类别、父母最希望孩子以后在什么地方工作和生活、对孩子的未来是否有信心等,变量分类见表4。
        本研究所纳入变量均为分类变量,在Logistic回归中,采取虚拟编码的方式根据分类水平将分类变量转换为多个虚拟变量。以家中经济条件情况为例,问卷定义“非常困难、比较困难、中等、比较富裕、很富裕”5个分类水平,回归分析中将以“非常困难”作为对照变量并引入4个虚拟变量表示5类水平,进而深入获得不同分类水平间的差异。
(三)分析步骤
此研究目的在于探究家庭因素对学生视力健康影响的危险性因素(损害学生视力健康)、保护性因素(有益学生视力健康)和无关性因素。研究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单因素差异性分析考察近视组与非近视组学生在纳入分析的39个家庭因素变量上是否存在差异。对无序分类变量,如父亲职业变量,难以界定各职业间的高低关系,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组间百分率比较,卡方检验量定义如下:
                                                            
        其中,分别为成组设计的行列表中第R行第C列对应的实际频数、第R行的行合计、第C列的列合计,n为总样本含量。根据样本信息所计算出的 值对原假设“各分类水平上是否近视的构成比是否相同”进行拒绝或不拒绝判断。而对于有序分类变量,如家里书籍情况(分类水平:很少、比较少、一般、比较多、很多),构建秩和检验量Z(Mann-Whitney U检验)对变量各水平间是否近视的构成比进行差异性检验,Z检验量定义如下:
                      
  
        第二部分,基于第一部分单因素差异性分析筛选出与是否近视显著相关的家庭因素,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深入分析这些家庭因素对视力的影响(检验水平),寻找与近视相关的危险家庭因素。

三、研究结果
        被调查的10279名非天生近视的初中二年级学生中,无缺失的有效样本数9724个,其中3957名(40.7%)学生视力正常,5767名(59.3%)学生存在近视问题。由此可见,当前学生视力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对学生视力健康的相关问题探究必要且急迫。
(一)学生视力健康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差异性分析
         本部分首先考察近视与非近视学生组在与家庭相关的39个潜在视力影响因素上是否存在差异,筛选出对学生是否近视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数据分析中,以是否近视作为分组变量,对无序分类因素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组间百分率比较,对有序分类因素采用秩和检验进行组间样本总体位置的比较。结果表明,共28个因素在学生是否近视的组间比较中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显著性水平为0.05),详见下列各表。从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资本、父母对学生的管理、学生与家庭成员的相处以及父母对学生的期待四个方面,分别总结差异性分析的结果,如下:
         1.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资本类变量对学生视力影响的单因素差异分析
        统计表示,非农业户口家庭的学生近视率(64.2%)显著高于农业户口家庭(55.2%),P值<0.001;户口登记地为本县的家庭的学生近视率(58.4%)显著低于户口登记地为外县的家庭(63.0%),P值<0.001;在家有独立书桌的学生视力情况劣于家中无独立书桌的学生(近视率比62.5%:47.8%,P值<0.001);家中经济条件的分析表明,经济条件比较富裕的家庭的学生近视率最高(近视率:65.9%),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家庭的学生近视率最低(近视率:51.0%),P值<0.001;从家中书籍情况来看,书籍越多的家庭的学生近视率越高(近视率[书籍很多]65.2% > 近视率[书籍很少]49.1%,P值<0.001);既有电脑又有网络的家庭学生视力显著差于电脑网络均无的家庭(近视率比63.9%:48.6%,P值<0.001);父母职业对学生视力亦体现出显著影响,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学生近视率最高(68.1%),而父亲职业为农林业等生产及辅助人员的学生近视率最低(45.9%),母亲职业也显示出相同的规律,母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学生近视率最高(67.6%),而母亲职业为农林业等生产及辅助人员的学生近视率最低(46.5%),P值均<0.001。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家庭基本环境因素的单因素差异性分析

    
        2.父母对学生的管理情况类变量对学生视力影响的单因素差异分析
        根据统计数据可知,父母对学生作业的检查及指导频率越高,学生的视力情况越差(近视率[几乎每天检查作业]63.7% > 近视率[不检查作业]56.6%,近视率[几乎每天指导作业] 61.6% > 近视率[不指导作业]58.3%,P值均<0.001);父母对学生作业及考试管理越严格,学生的近视率越高(近视率[管得很严]61.2% >近视率[不管]51.8%,P值<0.001);父母对学生看电视时间的管理亦展现出管理越严格学生近视率越高的现象(近视率[管得很严]60.1% >近视率[不管]55.7%,P值<0.001);从父母与学生的交流来看,当父母与学生讨论在校发生事情、与同学关系、与老师关系、或学生心事时,父母与学生讨论的频率越高,学生的近视率显著越高,P值均<0.001。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父母对学生的管理因素的单因素差异性分析

      
        3.学生与家庭成员相处状况类变量对学生视力影响的单因素差异分析
        结果显示,与生父生母居住情况的分析表明,与生父生母都在一起住的学生视力差于既不与生父也不与生母一起住的学生(近视率比60.56%:50.36%),仅与生母一起住的学生视力差于仅与生父一起住的学生(近视率比58.17%:56.51%),P值<0.001;与亲生兄弟姐妹一起居住的学生相较于没与亲生兄弟姐妹一起居住的学生有更好的视力(近视率比55.5%:62.2%,P值<0.001);与母亲很亲近的学生近视率(60.0%)显著高于与母亲不亲近的学生近视率(51.9%),P值为0.019;与父母一起晚餐的频率最高与最低的学生均呈现较高近视率(每周一次以上61.1%,从不59.3%),而与父母每年仅一次晚餐的学生的近视率最低(46.5%),P值<0.001;与父母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的频率为每月一次或每半年一次的学生近视率(64.0%,64.3%)显著高于从不与父母一起参观博物馆等的学生(50.9%),P值<0.001;与父母一起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的频率为每月一次的学生近视率最高(67.3%),而从不与父母一起外出看电影等的学生近视率最低(53.0%),P值<0.001。详见表3。
       
        4.父母对学生的期待类变量对学生视力影响的单因素差异分析
        数据反映,父母对学生学业成绩要求越高,学生的视力情况越差(近视率[父母对学生成绩要求为班级前五名] 60.7% > 近视率[父母对学生成绩没有特别要求]53.9%),P值<0.001;同样地,父母对学生教育期待越高,学生的视力情况亦越差(近视率[父母教育期望为研究生及其以上]63.6% >近视率[父母没有特别的教育期望]54.6%),P值<0.001;从父母对学生未来职业规划来看,父母期望学生从事生产制造及有关工作的学生近视率最低(50.8%),而被期望从事党机关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学生近视率最高(61.5%),P值<0.001;从父母希望学生以后的工作生活环境来看,被希望以后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学生的视力最差,而被希望以后再农村及乡县工作和生活的学生的视力最好,近视率分别为64.7%、51.1%,P值<0.001;父母对学生未来的信心程度越高,学生的视力情况越差(近视率[根本没有信心]53.7%<近视率[很有信心]62.5%),P值<0.001;而学生对父母期望的压力感越小,学生的近视率越高(近视率[毫无压力]61.8%,近视率[压力很大]57.0%),P值<0.001。基本情况见表4。
        表4 父母对学生的期待因素的单因素差异性分析

(二)学生视力健康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
        为进一步了解上述28个家庭因素变量与学生视力健康是否显著相关,本文以是否近视(1=近视,0=不近视)作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具有显著性组间差异的28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共线性检验显示,容忍度均远大于0.1,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故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模型系数Omnibus检验结果为 ,P<0.001,故模型总体具有统计学意义。纳入的28个影响因素中有12个因素具有显著非零的回归系数,具体总结如下,回归模型参数详见表5(受篇幅影响,仅展示具有显著非零回归系数的结果)。
        表5 视力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

  
        从上表可知:
第一,从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资本类变量来看:与生父母都在一起住的学生近视的风险是与生父母都不在一起住的学生的1.288倍;与亲生兄弟姐妹一起住的学生近视的风险是不与亲生兄弟姐妹一起住的0.841倍;在家中没有自己的独立书桌的学生近视的风险是有独立书桌的学生的0.757倍;家中既有电脑又有网络的学生近视的风险是既没网络也没电脑的学生的1.246倍。
        第二,从父母对学生的管理类变量来看:父母每星期检查三到四天作业的学生近视的风险是不检查作业的学生的1.203倍;父母每星期指导一到两天功课的学生近视的风险是不指导功课的学生的0.840倍。
        第三,从学生与家庭成员的相处状况类变量来看:父母与孩子讨论心事与烦恼频率为一般的学生近视的风险是从不讨论的学生的0.838倍;与父母平均一年吃一次晚饭、平均一周吃一次晚饭、平均一周吃一次以上晚饭的学生近视的风险是从不与父母一起吃晚饭的学生的0.614、0.534、0.651倍;与父母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的频率为平均每年一次的学生近视的风险是从不的学生的1.254倍;与父母一起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的频率为每月一次的学生近视的风险是从不的学生的1.292倍。
第四,从父母对学生的期待类变量来看: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为大学、研究生及其以上的学生近视的风险是高中及以下的学生的1.168、1.348倍。父母对孩子的文化水平期望越高,孩子患近视的可能性越大。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单因素差异性分析进行变量初筛,再基于初筛后的变量建立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以探究家庭因素对青少年视力的影响。研究将家庭因素分为四大类: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资本、父母对学生的管理、学生与家庭成员的相处、父母对学生的期待,研究发现,这四类因素都显著地影响着学生的视力情况。
        其一,家庭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差异显著地影响着该家庭学生的近视率,与社会经济文化条件较好的家庭相比,家庭经济文化条件较差的家庭的学生近视率更低。通过家中书籍、单独书桌、电脑网络拥有情况的差异性分析发现,家中无独立书桌、书籍拥有量少、无电脑无网络的家庭的学生近视率更低。进一步回归也证实,没有独立书桌是近视的保护因素,而既有电脑又有网络是近视的危险因素。这些结果均解释家庭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如何影响学生视力,家庭的经济条件越好,家中拥有独立书桌、书籍拥有量大、有电脑网络的可能性就越高,而拥有独立书桌、大量书籍、电脑网络更易使学生近视率增高。
        其二,父母对学生的管理过分严格,容易导致学生近视率升高。其中父母对学生的管理包括对学生作业的检查、对作业的指导、对考试的管理、对看电视时间的管理、对学生在校生活的管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从不指导作业的家庭,当父母对学生指导功课的频率达每周1-2天时,指导功课为学生近视的保护因素;而相较于从不检查作业的家庭,当父母对学生作业的检查频率达每周3-4天时,作业检查将成为学生近视的危险因素。适当的管理有助于监督并培养学生健康的生活习惯从而对视力起到保护作用,而过分管理却容易导致物极必反的结果,给学生增加学业负担,影响学生视力健康。
        其三,父母对学生的陪伴是学生视力影响的一把双刃剑,过多过少的陪伴都成为学生近视的危险因素,并且母亲的陪伴相较于父亲的陪伴更易于引起学生近视,父母陪伴的可能由于方式存在差异,对学生的要求、期许等都有所区别,从而导致学生视力健康有所差异。而与亲生兄弟姐妹一起居住有益于学生视力的保护,兄弟姐妹住一起可能有更多的互动游戏时间,从而远离电子设备等的不良危害,也可能更便于相互提醒注意视力保护,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予以证实。
        其四,父母对学生的期待亦是学生近视的重要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家长对学生的要求越高,学生的近视率也相对较高。首先,当父母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教育期待、未来工作生活环境的要求较高时,学生的视力情况普遍较差。其次,父母对学生未来的信心程度的不同也显著影响着学生的视力,父母的信心越高,学生的近视率也越高。再者,父母对学生未来的职业规划的不同显著影响着学生的视力,其中被期望从事党机关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学生视力情况最差;而父母本身职业的差异同样影响着学生的近视率,父母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家庭学生近视率最高。最后,学生对父母期待的压力感也与近视率显著相关,学生的压力感越大,其近视率越高。
        综合上述结论,本文对青少年视力保护的家庭策略有如下的启示:
        首先,对于高产、高知家庭而言,更需要关注学生的视力保护,在为学生构建舒适便捷的生活学习环境的同时,也应考虑其可能带来的对学生视力的有害影响。条件较好的家庭在电子设备、空间状况、书籍存储量等方面都较优,如若学生把控力不足,更易于在无人监管的状况下沉溺于电子设备使用、坐姿不良、沉迷阅读等,从而忽视了有节制正确用眼要求,这也可能是学生视力受影响的原因之一。如有研究统计显示,15岁的中国学生有66%的学生在7~12岁开始使用电子设备,42.5%的学生使用电子设备时容易忘记时间[15],在学生生理结构不健全之际不良用眼习惯确实容易造成学生视力损伤。
        其次,父母对学生的家庭生活的管理应张弛有度,过松过紧的管理模式都对学生的视力有着不良的影响。本文意外发现父母对学生看电视时间的管理呈现出“管理越严格,对学生视力的不良影响越大”的现象,学生的生活不仅只有家庭生活,家庭生活中过分严格的管控可能会导致学生产生对被禁止事物的过度憧憬,从而致使学生在家庭生活外加倍的去做在家中被禁止的事情,例如,利用手机、平板电脑等观看电视节目,从而导致视力下降。《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发展》一书中指出,父母教育对青少年的课外活动规律有着重要的影响[16],因此,父母在对孩子的管理上应该采取理性适度的管理策略,从“塑造”孩子转变为“培育”与“服务”孩子[17],正视孩子的主体地位,以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再者,父母与学生的相处对学生视力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高质量的陪伴和关心有利于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相反,不当陪伴和关心亦会造成学生近视的危险因素。而本研究发现,目前大部家庭中,父母的陪伴及关心均加剧了学生的近视率,并且该现象更多出现在母亲的陪伴中。究其缘由,父母期待压力和儿童情绪问题显著相关[18],正如本文发现:学生对父母期待的压力感与近视率呈现出正相关的情况,即学生压力感越大,其近视率越高,而学生的压力感与父母的期待直接相关联,父母在与学生的相处中,过多展示出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教育期待、未来工作生活规划的高期望,只会加剧学生的压力感,改变学生的合理生活学习方式进而影响学生的视力情况。但是,适度的父母期望能够帮助学生理顺他们的人生目标,使学生学习生活节奏有条不紊[19],对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有积极效应。此亦可解释本研究中的另一“异常”发现,与父母一起参加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或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加剧了学生近视率,父母此类课外生活的陪伴可能加重了学生对父母期待的压力感,从而导致近视率的升高。当然,父母陪伴缺位也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20],把握好“度”是关键,正所谓与其事后指责孩子没做好,不如事前多正确理解和合理陪伴孩子。
        不过,家庭因素对学生视力的影响显著且复杂的,在视力保护方法中,不应只注重如控制学生看电视时间、带学生外出游玩等表象因素,还应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层面等深层因素,迈向支持自主性的现代教育[21],以高质量的陪伴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与生活习惯,从而更好地为学生健康视力保驾护航。
        诚然,本研究首次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这一大样本的数据进行初步探索挖掘了家庭因素对学生视力健康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而本文所采用的传统统计方法,在大体量的数据分析时,基于假设检验的判断可能会忽略或放大某些因素对学生视力健康状况的影响。近年来,机器学习方法(如支持向量机、随机森林等)在大数据分析中展现出相较于传统统计方法更好的拟合能力,进而可提供更好的结果解释,未来研究可将机器学习方法引入数据分析部分,结合传统统计方法获得更准确的统计结果。■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数据隐私保护的伦理困境与突围”(编号:SC19C034)
作者简介:
1.左恒,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数据分析与处理,联系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5号,邮编: 610068,电话:15600102937,邮箱:zuoheng@sicnu.edu.cn。
2.邹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小学管理,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邮编:100875,电话:13070177187,邮箱:zouwei@mail.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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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family factor affect the visual health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Zuo Heng,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068
Zou We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factors on visual health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2014-2015). A total of 39 related items were extracted. According to family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capital, parents' management of stud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and family members, and Parents' expectations of their children were categorized, and then the survey data were analyzed by single factor variance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u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tatistics show that all four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tudents' visual health. Families with better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capital conditions, parents' over-strict management of students, parents' too much or too little companionship with students, and parents' too high expectations of students are all more likely to lead to poor eyesight of student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parents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possible adverse effects on students' eyesight health. In addition, parents' management of students should be relaxed to a certain extent so as to protect students' eyesight and promote their healthy growth with high quality companionship and care.
Key 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yesight health; myopia; family factors; student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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