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叶
青岛大学文学院
摘要：茅盾把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称之为是“五卅”时代的代表作品，是一部“扛鼎”之作，肯定了《倪焕之》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与时代性，也指出了《倪焕之》在结构上存在着“头重脚轻”的缺陷。本文通过作品细读的方式对茅盾提出的《倪焕之》的时代性与社会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明确其作为“扛鼎”之作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倪焕之；时代性；社会性
叶圣陶于192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成为当时文坛上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叶圣陶通过细腻真切的心理描写与含蓄温婉的情感表达再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到大革命失败这一风云变化的时代之下曲折的心灵变迁。小说发表之后，茅盾从社会性与时代性的角度出发，给予《倪焕之》一作高度评价，认为其是当时混沌文坛上出现的“扛鼎”之作，并从自己的创作立场出发指出了《倪焕之》在结构上的不足之处。
一 《倪焕之》的社会性之我见
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提出五四运动结束后的十年是没有产生一部可以代表伟大的五四运动的作品的，纵然是鲁迅这样的巨匠，其创作的《呐喊》虽体现了“躲在暗陬里的难得变动的中国乡村的人生”，但这种人生仅仅“只能代表了现代中国人生的一角”。另外，茅盾认为郁达夫、许钦文、王统照等人的创作中是看不到五四以后青年的心灵振幅的，他们以绵长的时间中的某个片段为背景，表现的是五四青年们静止的“彷惶”心情，缺乏浓郁的社会性。而《倪焕之》作为叶圣陶的第一个长篇，笔下广阔世间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的人生轨迹，蕴含了时代对于人心的影响的思考。
我认为《倪焕之》的确是体现了社会性的。不过《倪焕之》中体现的社会性不同于茅盾小说的社会性，叶圣陶选取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大革命失败这几个重大社会事件作为小说的历史背景，更根底的立足点是对时代发展中倪焕之心灵变迁的挖掘。
从倪焕之一次次憧憬理想并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为之生发无限的希望，到每一次理想的破灭，反映的是那一个时期内倪焕之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怀着单薄却几近亢奋的激情渴望实现自身价值追求的破产所引发的心灵的失落。倪焕之对未来家庭生活的设想是与佩璋“共同商量自编国文校本给学生读”，但佩璋怀孕之后便不再关心教育事业了，他感觉佩璋朝着与从前截然不同的方向变化，理想的婚姻生活破灭了。倪焕之在学校里以新式的方法教学，新晋的毕业生却与“以前的或者是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焕之忠于的教育事业的覆灭给他的生活笼罩上一层无边的寂寞，五四运动的爆发改变了倪焕之“为教育而教育”的思想，又在王乐山的指引下决心做一个“革命的教育者”，他从乡下回到上海，也逐渐为个人走向集体而努力。倪焕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中，在各个场地发表演讲。他无比坚信革命会胜利，胜利之后必然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必然有一个崭新的社会，而大革命最终失败了，这是倪焕之完全没有预想到的，所以当倪焕之知道王乐山、密司殷牺牲之后，他理想新世界的建设也崩塌了，他的理想连同为理想而奋斗的澎湃激情还有他的生命都被夺走。
叶圣陶通过对重大事件的再现剖析了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他把小说的社会性间接展现在人物心灵的数次裂变中，使完整的表现人物的心理历程作为创作的点睛之处，其社会性表现的意义在于塑造了倪焕之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剧典型。他们怀有改造社会的责任感，时常因过分理想而缺乏对历史事件的预见性，又因脱离群众而萌生不切实际的想法。而茅盾的社会性重在通过重大题材进行社会分析，始终执着于探寻“中国社会的性质与出路何在”的问题，其笔下的各类人物的书写也都是为这一焦点问题而服务的。茅盾希望《倪焕之》能表现出时代的风云变幻与历史事件的动荡激烈，但却忽视了《倪焕之》创作的重心是表现主人公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之下从希望到失望，又在失望中产生希望的不断循坏却最终仍不免失望的心理路程，所以第二十三章以倪焕之的个人视角与感受描述经历了五卅惨案后死气沉沉的、荒凉的、充满死亡气息的上海是合乎小说《倪焕之》想要表达的主题内容。
二 《倪焕之》的时代性之我见
茅盾在肯定了《倪焕之》的“社会性”之后，又提出这篇小说体现了“时代性”的特征。茅盾所谓的时代性特征实际上是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的，第一，表现时代的空气；第二，表现时代对于人的影响；第三，人们的集团活动怎样将时代推进到新的方向。茅盾认为《倪焕之》在前两个方面的表现是成功的，而对于倪焕之、王乐山等人是否推进了时代的发展则持有否定的态度。
《倪焕之》对时代空气的表现是主人公在他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遭遇失望境况时所表现出来的符合五四时代的彷惶苦闷的心境。首先，倪焕之是一个极度理想又单纯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方面，他在落后的乡村试行新式教育，单纯的认为“一切希望在教育”，“所以他不管别的，只愿对教育尽力。”在新家庭的憧憬方面，倪焕之轻物质生活，把生活中柴米油盐的琐碎之事一并抹去。在革命事业上，他相信国民不团结不觉醒是因为“没有人给他们苦口婆心地这么讲一番”。倪焕之简单而又偏于感情，面对矛盾问题不从实际出发，仅从理想和概念里寻找解决的办法。其次，倪焕之又是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他强烈的革命必将胜利的信念抵不住一次失败的考验。倪焕之的性格中有着从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沿袭下来的软弱性，决定了他无法变成推动历史前进并发生质变的生力军，而必将为历史抛弃。最后，倪焕之虽然在王乐山的指引下从乡村回到上海，并走向集体，也走进了群众运动中，可是他始终没有完成扎根于集体的关键一步。他是以启蒙者的身份走向群众的，他觉得自己担负着唤醒尚未团结的不觉醒的民众的重任，所以“他踮起脚，耸起身子”，“声音里带着煽动的意味”，希望各位共同“担负救国的责任”；倪焕之通过自省式的方式放弃了启蒙者的身份，重新认识了自己，这种变动实质上是倪焕之认识到自己与民众不再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而是把自己放到与他们平等的地位上去：他们从“我”这里获得宣传的工具，我去学习他们的朴实健劲与那种不待多说而用行为来表现的活力。至此，倪焕之完成了扎根民众的第一步——身份认同，他觉得集体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让敌人心虚胆怯，但是挟着山崩潮涌般气势的新局面在蒋老虎窃取革命果实之后陡转直下，理想境界与现实境界的巨大差距使他对自己的选择充满怀疑，这种怀疑让他长时间徘徊在民众之间，无法抵达心理的认同。大革命的失败无疑又给倪焕之的选择下了一纸死刑判决书，胜利的希望与融入集体所做的努力顷刻之间烟消云散，所以他绝望地想到“他时时歌颂着的那句‘咱们一伙儿’，还不是等于狗屁！”倪焕之在弥留之际，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妻儿与那些知识分子朋友，却没有看到群众，这正是倪焕之融入集体失败的象征。倪焕之的理想与单纯让他无法在一个残忍酷烈的时代生存，软弱又决定了其缺乏长时期斗争的勇气，加之个人与集体的尖锐冲突是不可能消除的矛盾，因此，以倪焕之为代表的这一众知识分子没有将时代推进到新的方向才是小说《倪焕之》正确的发展倾向。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叶圣陶在创作中对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这一人生道路选择的必然趋势的展现，这种趋势虽不是新方向本身，但它又的确指向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茅盾著,茅盾全集19[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叶圣陶著.倪焕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