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池，郝丽人，王晓松，徐悦，张艺炜
大连外国语大学
摘要：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的《赵氏孤儿》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影响巨大，到了18世纪，在法国备受瞩目，出版了英、法、德等多种译本。作为主要素材来源，由伏尔泰改编的戏剧《中国孤儿》更是大获成功，在欧洲戏剧舞台引发轰动。伏尔泰对《赵氏孤儿》的情节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修改，他批判18世纪法国的封建专制和宗教独裁，主张实行“德治主义”， 赞赏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劝善惩恶的儒家思想。
关键词：《中国孤儿》；《赵氏孤儿》；伏尔泰；戏剧；法国传播
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孔夫子”的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泰斗，也是中外文学和文学交流史的佳话。涉及伏尔泰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研究论述众多，包括专著、论文、期刊论文等，例如艾田蒲（René Emtiemble）《中国之欧洲》（Europe chinoise）、钱林森《伏尔泰与中国文化》、孟华《伏尔泰与中国》等等。在法国出版的文学、哲学、历史等不同领域的作品中，诸多学者进行了与伏尔泰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多角度研究。我们根据方面、角度的不同，对现有成果进行了合理的分类，主要包括一下方面：中国文化对伏尔泰的影响（宗教、哲学方面）、从历史、政治、文化、制度、社会生活方面看伏尔泰的文化观、伏尔泰借鉴中国文化的目的、《中国孤儿》的剧本研究、伏尔泰与梁启超启蒙视域下的人学思想比较研究等。经过详细地整理我们发现，在大量研究对象之中，鲜有学者关注伏尔泰戏剧《中国孤儿》在18世纪的传播及影响。
17世纪末的古今之争标志着古典主义的没落，也是启蒙文学的开端。但在18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仍是古典主义戏剧。大多数学者认为18世纪启蒙时代的主要成就并不是戏剧，其中涉及中国的戏剧作品更是稀少，并未广泛地引起关注，除了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
1732年，马若瑟神父将《赵氏孤儿》的译本带回中国，形式奇特的中国戏曲给法国读者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吸引了众多法国观众，获得了许多法国作者的欣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伏尔泰。伏尔泰曾在《致黎塞留公爵元帅大人书信》中表示，戏剧可以视作测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指标，在他看来，只有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才拥有高水准的戏剧创作。对中国戏剧的肯定与他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不谋而合。
罗湉学者在其书中提到：18世纪法国戏剧中的中国形象是法国社会从个人到群体所共同完成的集体想象。戏剧终归被看作有关中国的集体想象的重要载体。[1]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戏剧《中国孤儿》在18世纪的传播及影响不仅仅是了解启蒙时代法国人对与中国戏剧相关的舞台化作品的看法和接受程度，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人的自我形象在法国文化中的构建，法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
《赵氏孤儿》在法国的第一本译本收录于杜赫德（Du Halde）《中华帝国全志》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18世纪法国以古典主义戏剧为核心，然而我们知道中国的戏剧并不遵循三一律等古典主义法则。当这样一部不符合法国传统戏剧艺术特点的作品作为一种“新事物”首次出现在法国人的视域下，首先一定会引发法国读者的好奇心，其次就是对这种戏剧形式的惊讶和难以接受。
在启蒙时代的法国社会，伏尔泰想要把中国的悲剧戏剧题材引入以古典主义戏剧为主的法国是非常困难的事。由于中法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不可能完全遵循原文。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在这场运动中，伏尔泰是旗手式的人物，他借用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故事创作《中国孤儿》表达的正是这种理性：文明必然战胜野蛮，“真”“善”必然战胜“假”“恶”。 [2]为了使欧洲观众更容易接受《中国孤儿》，伏尔泰将原文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并对情节和人物都进行了调整。人物上，戏中人物是作家自己对儒家文化的浓厚兴趣和理想化了的道德张力的完美结合的产儿[3]，他们真实地体现着伏尔泰儒家文化审美理想的追求。[4]情节上，伏尔泰只抽取了搜、救孤儿的部分，故事发生的时间移至元代，将孤儿的生死作为作为故事始末，将文武官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改编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便于法国民众接受，一定程度上符合三一律的原则，另一方面伏尔泰想要抒发中国精神，昭示道德力量、高扬伦理价值，主张爱与宽容，因此那些残暴血腥的场面就无法出现。还值得一提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悲剧是要唤起人们的怜悯心的，在伏尔泰看来，如果出现了这种情节，就可能达不到悲剧效果。这也是成吉思汗这个人物与《赵氏孤儿》中屠岸贾大不相同的原因，相反的结局也就变得合理了。杜赫德最终也将《赵氏孤儿》定性为悲喜剧。
1755年8月20日，《中国孤儿》在巴黎法兰西剧院首演，轰动一时。法国各个阶级的人纷纷前来观戏，一票难求。在巴黎接连上演了十余场。《中国孤儿》一经演出广受好评，把本来已在欧洲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中国热”，推向了新的高潮。对于伏尔泰而言，《中国孤儿》不仅提升了他的声望和地位，更是描绘出了他心中的理想文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的中华文明。借助这样一个故事，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伏尔泰巨大吸引力，表达了他对儒家文化的向往和礼赞。
巴黎演出结束后，又去到了枫丹白露宫公演，依旧反响热烈。1756年，重新回到巴黎，继续演出。《中国孤儿》的成功不仅使伏尔泰和戏中演员获得了更大的名声，更是让许多法国观众更想要深入了解《赵氏孤儿》，了解中国戏剧，引起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影响深远。《中国孤儿》的热烈反响不仅是在法国境内，在许多欧洲其他国家都备受瞩目，也曾在英国、日内瓦和维也纳公演[5]，获得了高度评价。
《中国孤儿》对法国社会的影响力十分深远，贯穿了整个18世纪。它为戏剧节拓宽了视野，更新了主题，带来了无数启发。
参考文献：
[1]罗湉：《十八世纪法国戏剧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第6-7页。
[2]王立新，《<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两种思想与艺术的对话》,国外文学1991年。
[3]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文艺研究，1989年第一版。
[4]钱林森，《光自东方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5]罗湉：《十八世纪法国戏剧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第101页。
本项目由大连外国语大学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