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 重庆沙坪坝 400030
摘要：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大致从生产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这三个领域分析物化现象形成的机制及其物化的后果，并通过对“总体性、阶级意识、革命实践”三个法宝的深入阐述，探讨突破资本主义物化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物化现象；总体性；阶级意识
一、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批判内容
卢卡奇对物化理论的阐述集中体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他认为物化是资产阶级社会普遍的、必然的现象，是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每一个人必然接触到的现实，在此书中，他从生产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这三个领域对资产阶级社会物化现象进行了解读和批判。
（一）生产领域的物化
1.生产领域物化形成的机制：流水化作业
卢卡奇在分析资本主义物化机制形成时，运用了西方科学管理学之父——泰勒的管理理论。泰勒认为物质方面的浪费可以看到，但因操作不熟练、管理效率低造成的浪费，却不能直接看到。因此，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计算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的时间，好将工作量合理化。其次，强调通过培训，提升工人的能力以更好地适应工作，使其成为“一流的工人”。最后将工作过程所需的条件和环境标准化，并用文件形式固定下来，方便后面进行考核。
当资本主义国家广泛的运用这种流水线生产方式，工人的工作效率在一定时间内得到了提高，但也禁锢了工人全面发展的机会，工人的本质力量也得不到体现，工人只要按照计算好了的劳动动作去劳动就可以了，不需也不许自己随意的发挥，也不需要了解整个生产流程。
2.生产领域物化形成的过程：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
卢卡奇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时，创造性的提出了“第二自然”的概念，即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导致了一个由现成的物或物与物的关系的世界，简单来说，就是商品世界，商品世界虽然是人创造的，但却支配着人的活动，运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运行的原则是“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1]。由此，卢卡奇分析了 “第二自然”规律作用下劳动产品的物化过程，由于劳动过程可计算性的要求，不仅破坏了产品本身有机的联系，还使工人变成了生产环节的一个零部件，在这种条件下，每个工人只需要在生产线上，操作一个零部件的一个环节，工人作为生产的主体被物化为机械的零部件，工人的身体被整合进了机器体系中，于是造成了工人的灵魂同人格的分离。
3.生产领域物化的后果：工人“原子化”
在商品生产中，为了提高生产效能，人的劳动在“计算合理化原则“中进行，人必须服从这个合理化体系的机械运作。一方面，工人被禁锢在局部劳动中，与整个产品线的联系脱节；另一方面，在抽象劳动的合理计算之下，工人被分割为一个个小小的零部件，被固定在某一生产线旁，从事简单重复的动作，进而逐渐被“原子化”。
在“原子化”生产过程中，工人思维因简单重复的操作而使大脑无法受到有效的锻炼，进而使自身发展变得愈加局限，除了屈从于资本家的安排外，没有任何发挥的余地，主体被客体化了，主体自身的特性，对美的追求，个性的发挥，潜能的开发，统统都被物化了，人变成了机器体系的一环，我变成了非我，人变成了生产线上孤立的原子，正如马克思所言，人隶属于机器。
（二）政治领域的物化
在政治领域，资本主义社会逐渐演变出适应当代社会经济运行发展形式，比如法律、司法、行政等，但这些社会系统的存在，都是经过合理计算的，都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
1政治领域物化形成的机制：官僚制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上层建筑必须为其经济基础的稳定立法和解说，来向人们说明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制度立法和解说的过程，也是政治领域物化系统的形成过程，即官僚制的形成，这种物化机制有两方面的物化效果，一是客观方面越来越按照正式的和合理化的方式处理所有问题，使得人的知识、能力、气质特殊性被抹杀，进而将人抽象化为一台生产机器。二是诸如情感、价值等主观方面，卢卡奇没有展开，而是通过把韦伯的结论直接当作论据来使用。韦伯认为，统治者为了让被统治者自愿服从统治，必须通过价值建构使被统治者认同统治者的信仰体系。在这种信任体系中，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体的遵从，不管这些命令是来自统治者个人，还是通过契约、协议等方式产生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2]。
2.政治领域物化的后果：不分是非的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
在官僚制下，个体官僚在面对庞大的官僚机器时，他的工作经验、责任心、敬业精神等都可以量化，跟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无可奈何的屈从于这种物化的关系系统。在官僚制工作下的官僚，与工人阶级不同的是，他们的价值取向与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一致，他们既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也是人民大众的服务者，两者在很多条件下是互相矛盾的。比如美国的幕僚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惜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也要自损八百与中国打贸易战，并频频表现出逆全球化的举动，为了维护美国的在国际石油上的控制权，不惜频频出手打中东事务，不仅将民主自由等理念在世人面前摔得粉碎，而且让中东危机更加扑所迷离，美国到现在也没能脱身而出。
（三）文化领域的物化
1.文化领域物化的形成机制：学术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缺乏整体的眼光和总体思维，导致在学术研究上的孤立和研究问题的片面。他们像生产领域的资本家一样，把人类知识从总体上进行分割，只管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同时，由于资产阶级学者固有的阶级意识和方法论局限，就算意识到物化意识形态的现象，也不想承认甚至想捣乱这种现象，因而使得研究停留在分析物化的表面原因上。
在卢卡奇看来，资产阶级研究的困境在于缺乏总体思维，对于资产阶级学者来说，由于工作的专门化，任何整体景象都消失了，他们在研究上也就自动放弃了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大象站在乌龟上”的反思方式，是停留在“直接性”上物化思维的必然结果，是资产阶级学者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直接体现。这种不从整体上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用”盲人摸象“式的以偏概全做法，是资本主义害怕人民觉醒，推翻其统治，以至于用麻痹人民意识的方式维护其统治，使人民接受资本主义文化的洗礼，自动认同资本主义统治方式。
2.文化领域物化的例证：经济学研究——总观念的消失
卢卡奇通过对古典经济学派和边际效用学派总观念的消失的批判，做出了例证。他认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没有认识到，通过计算的方法来进行的交换，其“交换的主体也就像它客体一样是抽象的，形式的和物化了的。”[3]这种抽象的物化了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人假说，而且在经济人假说基础上推演的生产，交换，分配，只有在理想状态下才能实现，当面对经济危机这个“黑洞”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所有理论都将失效，这是因为这些经济学家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出发，总是从个体的一己之私和一孔之见去看待经济活动，因而看不到总体。
以门格尔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来解释“处在这个领域本身之外的世界以及甚至同这个世界连在一起的，由这个领域加以认识的物质”[4]。边际效用既是一种价值学说，从形式和方法而言，又是一种评价理论，其缺陷在于物化的思维方式，一是用局部代替整体，即是从分配领域去分析一切经济问题；二是受数量化、形式化的思维影响，缺乏历史的、动态的眼光去看待经济事务。
3.文化领域物化的后果：意识的物化
当物化渗透到思想领域时，就形成了意识的物化[6]。卢卡奇指出，“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 [5]物化意识是对外在的物化结构与物化现象的认同，把现存的社会秩序（商品经济秩序）当做永恒不变的事实加以接受，从而使人所创造的物的力量成为奴役人的力量，人与人的关系化为一种占有和交换关系，人的知识才学都要受其支配。比如当今社会就存在被物所物化奴役的人，在他们眼里，道德可以一文不值，但物质财富却可以展现肌肉，亮身份，增面子，因此愿意为了金钱，铤而走险，比如一些黑心商家卖危害人健康的假冒伪劣产品，一些黑组织坑蒙拐骗天真无邪的儿童，等等。
二、物化的突围之路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把“总体性、阶级意识、革命实践”作为突破物化的三大法宝，在三大法宝中，总体性具有总揽全局的作用，贯穿于无产阶级意识和革命实践中，强调无产阶级要团结行动起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现实。总体来说，这三大法宝既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由互为一体，总体决定高度，理论指引出路，实践促成革命。
（一）总体性辩证法：突破物化的首要法宝
总体性方法要求把社会当成一个有机的动态的整体加以考察，革命不只是经济上的革命，不是说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就完了，而是一场“总体革命”，不仅在经济上实行变革，而且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社会各个领域都要占领阵地，进行全面变革，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长期宣传，严重阻碍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自觉，再加上资产阶级打着自由民主平等口号，用高福利制度欺骗民众，麻痹民众，让民众在福利中自觉丧失革命的动力，自觉认同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是动态的，强调理论结合实际，强调从复杂现象中把握总体相关性，强调革命不仅指向经济，更要指向政治文化。
（二）冲破物化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意识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不仅需要有总体性辩证法思维，还要具备足够的阶级意识。卢卡奇从独特的视角揭露了资产阶级“虚假的阶级意识”，指出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阶级意识”。他认为使广大群众、整个民族以及整个民族中间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动力，这种动力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
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思想碰上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资产阶级把现存的制度当成是永恒的范畴，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让全社会认同和接受这种观念意识，这在卢卡奇看来，就是虚假的阶级意识的体现。真正的阶级意识既不是这个阶级每个人思想和情感的总和，也不是他们的平均值，而是与一定社会经济结构相联系的总体的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着眼总体，能够使整个社会组织起来。所以，当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不会像以前阶级一样，作为直接特定的阶级而存在，而是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自身也随之消亡，进而创造无阶级的社会[7]。
在卢卡奇看来，阶级意识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从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一路凯歌，用理性武器战胜了宗教和封建迷信，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资本主义由原来的推动发展变成了阻碍发展，为了解放生产力，就需要一个破除资本主义物化“铁笼”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个体人，也不是抽象的“类”，更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只能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武器就是用无产阶级意识占领资本主义阵地。
（三）克服物化的必由之路：革命实践
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因为生活在其中，因而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被物化，但由于无产阶级本身的独特性，即工人的经济地位意识阻止了自身被物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中，无产阶级为了生存，不得不将自己当成客体出卖，而无产阶级唯一能够出卖的就是自己的劳动力，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过程就是一个受压迫的过程，当压迫达到忍无可忍时，无产阶级就必然会拿起武器，找准时机，找准突破口，不断的改造自己，凝聚力量，进行革命实践。在这里，无产阶级进行的革命实践，不仅包括政权的夺取和经济革命，还要进行意识形态革命，避免被反对派颠覆革命成果。
参考文献
[1][3][4][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2][7]周立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演变》,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6]孙迎光:《卢卡奇物化批判理论与当代教育哲学反思》,《南京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