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祚祯
北京八中
摘要
目的：以创伤后应激反应为主要指标，考察新冠肺炎疫情对武汉地区民众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并考察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是否具有保护作用。
方法：通过问卷星样本服务向武汉地区民众发放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11份。使用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PCL-5)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测量创伤后应激反应和社会支持水平，并测量了人口学变量。
结果：受测样本中，有71人（22.8%）PCL-5得分达到分界值（≥33分），可能达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社会支持与PCL-5总分、认知和情绪的负性改变维度、唤醒和反应性改变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多层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控制人口学变量后，社会支持水平仍能有效预测创伤后应激反应。
结论：武汉居民中创伤后应激症状的流行率较高，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对心理健康存在长期影响。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可能存在保护作用，能够减少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关键字：社会支持，创伤后应激反应，心理健康，新冠肺炎疫情，武汉居民
1.引言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在湖北武汉地区爆发，全国多个省市以及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列为“受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截至2020年6月9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84635例，累计死亡病例4645例，海外地区累计确诊病例7110479例，累计死亡病例402466例。
重大公众卫生事件不仅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也会对公众的心理健康产生冲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所处环境的稳定性， 威胁到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对于人群来说属于重大创伤事件，部分人群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反应，武汉作为国内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民众受到的心理影响尤为严重(Fu et al., 2020; Sun et al., 2020)。
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考察了疫情爆发1到3个月内武汉地区居民的短期心理应激反应(Fu et al., 2020; Sun et al., 2020; 国晶 & 王聪敏, 2020; 王轲 et al., 2020; 杨婷 & 屈晓玲, 2020)，但是对于疫情对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还较少有研究关注。历史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会在民众中引发创伤后应激反应(post-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s, PTSR)，由于疫情对人身安全的威胁和对正常生活的干扰，人们可能会出现一系列负面反应，例如无法管理自己的情绪或维持一个稳定的人际关系、经常不自觉的回忆起有关创伤事件的经历、产生对自己、他人或世界的负面情绪和认知等等(APA, 2013)，其中部分民众甚至会达到临床诊断标准，表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disorder, PTSD) (Hugo et al., 2015; Peck, 2005)。由于创伤后应激反应可在应激源及其影响消失后持续存在(APA, 2013)，有必要持续关注人群的心理动态，以便帮助民众积极面对疫情变化，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寻求社会支持是民众缓解心理应激的可行措施之一。社会支持是指从他人处获得的实质帮助和心理安慰，借助社会支持，人们能更好地应对应激事件(VandenBos, 2015)。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能够对包括创伤性事件在内的负性生活事件起到“缓冲作用”(buffering effect)，从而对身心健康产生积极影响(Cohen & Wills, 1985; Uchino, Cacioppo, & Kiecolt-Glaser, 1996)。也有证据显示社会支持对于预防和缓解创伤后应激反应有积极作用，两项大规模的元分析显示应激事件发生期间和发生后获得的社会支持程度可以预测未来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Hyman, Gold, & Cott, 2003; Ozer, Best, Lipsey, & Weiss, 2003)。了解疫情背景下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是否具有保护作用，将有助于指导对民众的心理疏导和干预。
因此，本研究以创伤后应激反应为主要指标，考察新冠肺炎疫情对武汉地区居民的长期心理影响，并考察社会支持是否对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我们预测，居民获得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出现的创伤后应激症状越少。
2.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新冠疫情期间对武汉地区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的一部分。本部分研究通过问卷星公司（www.wjx.cn）的样本服务向武汉地区居民发放调查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311份。其中男性186人，女性125人。样本的年龄范围为14-57岁，平均年龄28.5岁（标准差8.0岁）；已婚138人，未婚165人，离异8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5.2年（标准差1.9年）。
2.2. 研究工具
创伤后应激反应 采用Weathers (2013)编制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The PTSD Checklist for DSM-5, PCL-5）的中文版进行测量。PCL-5是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中的PTSD诊断标准编制的自评量表，用于测量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严重程度，共有20个题项，分别对应PTSD症状的四个类群：第1至第5个条目属于闯入症状；第6至第7个条目属于回避症状；第8至第14个条目属于认知与情绪的负性改变；第15至第20个条目属于唤醒与反应性改变症状。每个题项采用5点Likert量表进行计分（“一点也不”计0分，“非常多”计4分）。之前的研究显示中文版PCL-5在青少年和成年人样本中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Sun et al., 2020; 刘力勇, 王力, & 青于兰, 2015)。在本研究的样本中，PCL-5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0，各个分量表也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α闯入=0.775，α回避=0.769，α认知与情绪负性改变=0.758，α唤醒和反应性改变=0.792）。PCL-5的推荐分界值为31-33分，本研究参考先前中国人群中的研究，采用33分作为分界值(Sun et al., 2020)，得分大于或等于33分即表明有明显的创伤后应激症状，可能达到PTSD的临床诊断标准。
社会支持 采用肖水源 (1994)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来测量居民受到的社会支持的水平。该量表为自评量表，共10个条目，包含三个维度——第1、第3、第4、第5条属于主观支持维度；第2、第6和第7条属于客观支持维度；第8、第9、第10条属于对支持的利用度维度。该量表是最常用的中文社会支持测量工具之一，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刘继文, 李富业, & 连玉龙, 2008)。在本研究中，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整体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39。各分量表中，主观支持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可以接受（α=0.751），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两个维度的一致性信度较低（α系数分别为0.677和0.656）。
2.3. 施测过程
武汉地区居民通过问卷星的网络样本服务自愿填写匿名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PCL-5、SSRS以及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为了确保样本的质量，问卷中还包含质量控制题。被试需要阅读问卷的指导语，并根据指导语对质量控制题进行作答，未通过质量控制题的问卷将被标记为无效样本。所有数据收集在2020年6月17日到6月21日之间完成。
2.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样本整体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和社会支持水平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使用Shapiro-Wilk检验检查数据的正态性，并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反应的相关性。其后，使用多层回归分析考察社会支持对创伤后应激反应的预测作用是否显著强于只纳入人口学变量的模型。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信息
总体而言，该样本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变异性较高（变化范围：0~62分），表明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样本PCL-5平均得分为22.8分，标准差为13.0分。在311名受测者中，有71名（22.8%）PCL-5得分达到分界值（≥33分），表明这些受测者有明显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可能达到PTSD的临床诊断标准。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1中所示。由于SSRS的分量表中只有主观支持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我们只对SSRS的总分与PCL-5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社会支持水平与PCL-5总分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311)=-0.22, p<0.001），即居民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其创伤后应激症状也越少。SSRS与PCL-5的认知与情绪负性改变维度（r(311)=-0.25, p<0.001）、唤醒与反应性改变维度之间r(311)=-0.24, p<0.001的负相关也均显著。
表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N=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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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SSR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PCL-5=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 *** p<0.001
3.2社会支持对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影响
为了探讨社会支持对创伤后应激反应的预测性，将人口学变量和社会支持作为自变量，PCL-5总分作为因变量，进一步进行多层线性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多层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仅纳入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受教育年限）时，模型对创伤后应激反应不具有预测作用（△R2=0.02, F(4,306)=1.24, ns），各变量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 （|β|s<0.11, |t|s<1.74, ns）。
纳入社会支持后，模型的预测作用显著提高（△R2=0.05, F(1,305)=4.34, p<0.001），模型整体的预测作用显著（R2=0.07, p<0.01）。社会支持对创伤后应激反应的预测作用显著（β=-0.25, t=-4.05, p<0.001），表明社会支持的增加能够减少创伤后应激症状。从△R2可以看出，社会支持能够解释创伤后应激反应5%的变异。
表2 对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多层线性回归分析 (N=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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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SSR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PCL-5=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ns不显著, ***p<0.001
4.讨论
本研究以创伤后应激反应为主要指标，考察了新冠疫情对武汉地区居民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并考察了疫情背景下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在本研究311名受测者中，有71名（22.8%）表现出了明显的创伤后应激反应，这一比例与先前疫情爆发1个月后进行的短期心理影响调查的结果相近（18.4%），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6%）(Sun et al., 2020)。这一结果说明，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半年后，虽然疫情已经逐渐平稳，但武汉地区居民中创伤后应激反应的流行率仍然偏高，说明疫情可能对心理健康存在长期影响。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水平与创伤后应激反应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获得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居民，表现出的创伤后应激症状也较少。并且这一相关性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后仍然显著，这说明，比起一般的性别、年龄、婚姻状态、教育水平等人口学变量，社会支持对创伤后应激反应有着更强的预测作用，社会支持对于疫情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可能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反应之间的相关性较弱（r(311)=-0.22），仅能解释创伤后应激反应约5%的变异。这可能是因为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才能表现出来，而在较短的时间尺度上作用较弱。的确，有元分析指出，在创伤性事件发生2~3年后，社会支持对PTSD的预测作用要显著强于创伤性时间发生1年内的预测作用(Hyman et al., 2003)。因此，未来的研究有必要继续追踪社会支持对武汉地区居民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影响。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心理援助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研究的结果提示，鼓励和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居民建立支持网络、获取社会支持可能对缓解疫情的心理冲击有一定的帮助。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防疫措施如限制人员流动、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自我隔离等可能会对传统的社交方式带来不便，从而减少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Marroquín, Vine, & Morgan, 2020; Saltzman, Hansel, & Bordnick, 2020; Tuzovic & Kabadayi, 2020)。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可以提倡采用线上社交等新型的社交方式来维持人际关系和获得社会支持。因此，未来的研究有必要考察不同的社交形式对获得社会支持的可能影响。
本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本研究本质上是横断设计，因此不能得出因果性地推论。社会支持和创伤后应激反应之间的负相关既有可能来自于社会支持对创伤后应激反应的保护作用(Ozer et al., 2003)，也有可能来自于创伤后应激反应对社会支持的“侵蚀作用”(erosive effects)(Hyman et al., 2003)。未来的研究有必要采用纵向设计来进一步阐明二者间的因果关系。另外，为了减轻受测者的负担，本研究仅测量了创伤后应激反应和社会支持，而没有测量受测者的创伤性经历。根据社会支持的缓冲理论，社会支持能够调节创伤性经历与创伤后应激反应之间的关系(Cohen & Wills, 1985; Hyman et al., 2003)。换言之，社会支持与创伤性经历之间的交互效应可能比社会支持本身更能预测创伤后应激反应，这一可能性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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