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紫珊
青岛市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省 266061
包豪斯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了发展设计教育而成立的设计学院，14年的教学实践(1919-1933)对后世百年的设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现代设计思想的源泉。2019年适逢包豪斯建立100周年，国内外关于包豪斯教育的纪念，巡展，论坛精彩纷呈，方兴未艾，其中针对包豪斯编织工作室的研究和报告尤为引人注目，从女性，手工艺，艺术与设计，教育与传播等各个角度的研究为这个承载着包豪斯重要教育功能的工作室构建出一个更为立体的面貌，开启了相关研究的新篇章。提到包豪斯的编织工作室就离不开其中女性编织大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关于妇女新权利的话题很多。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结果却是错误的话。包豪斯的情况也是如此。学校曾表示，不会在录取时对性别进行区分，但是，当执行这项政策时，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没有遵循。包豪斯大学录取的女性人数仅限于学生人数的30％，如果被接受，则将女性推向更为女性化的编织作坊。即使对于包豪斯来说，男性权威的传统也很难超越。包豪斯作为艺术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在成立之初对于女性入学就持有开放的态度，其校长格罗皮乌斯在包豪斯的教学大纲中写道：“任何值得尊敬者，其才能和先前教育程度经大师会认可，就有可能成为包豪斯的学徒，不限年龄与性别”。包豪斯为想要涉足设计行列的女性带来了希望，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其中的条件是“得到包豪斯大师议会的认可”。由全是男性组成的大师议会和学院管理层基本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普遍态度，在平等的、先进的、美好的表象下，潜藏着的仍旧是父权的、传统的、中世纪的对于性别的认知。因此，进入了包豪斯的女性们，普遍被分到了所谓符合其“女性气质”的编织工坊，尽管这并不是女性们涌入包豪斯的初衷。这并没有阻止女性的求学过程，这个所谓的‘女人的工坊’也成为了包豪斯最成功的工坊之一。
从一开始，妇女就在包豪斯体验她们的经历。 尽管大胆主张男女平等，但包豪斯领导层迅速扭转了局面。 强烈希望并鼓励妇女参加织布车间，这是传统上的女性领域。 从来没有公开过这种性别歧视政策，因此妇女认为织造引力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他们内化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促进了这一信念，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编织被视为一种理想的选择。 录取政策的机密性与刻板印象相结合，帮助包豪斯大学限制了女学生的人数，并将她们中的大多数限制在织造车间，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女性班级，她们不会干扰男学生的工作。
即使采取了这种歧视性政策，包豪斯仍然是一个适合女性居住的好地方。 在魏玛（Weimar）的学生人口中，女性占40％，在德绍和柏林，女性占26％。 这些数字肯定是体面的数字，因为考虑到妇女才刚刚获得高等教育。 在大学里，女性情况更糟。 在1931-1932年，魏玛共和国的女子大学入学率达到了最高点，为16％。 一旦被录取，女学生将面临数百年的父权制传统的强烈抵抗。包豪斯的家长制虽然强大，却不像大学那样根深蒂固或包罗万象。 在包豪斯，女学生接受了学校的社会改革使命及其整体艺术构想。 他们还是学校社区和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而且，以冈塔·施特尔策（Gunta St?lzl's）和织造车间的展览为例，包豪斯妇女非常成功。
冈塔·施特尔策出生于慕尼黑，在当地的昆斯特格韦伯施库学习装饰画和陶瓷，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里成为红十字会的一名护士。1919年，她和众多年轻女性一样被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宣言和它的平等主义信息、它对艺术作品的信仰以及格罗皮乌斯将工作坊作为包豪斯教育基石的目标所吸引。然而，出乎意料的大量女学生和她们对宝贵的车间空间的要求，促使包豪斯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妇女部，在1920年，它成为编织车间。冈塔·施特尔策是包豪斯运动中最成功的女性之一，她因创造力、固执和组织才能而脱颖而出。她完全认同这所学校，不仅参与了工作坊，还参与了包豪斯的厨房和花园，还参与了组织聚会这一通常相当艰巨的任务。在转到包豪斯之前，冈塔·施特尔曾在慕尼黑应用艺术学院学习了八个学期。在这之后进入包豪斯对她来说是一个侧面的步骤，但这可能是她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这段时间的学习，加上她自己的天赋，是她在魏玛和德绍取得成功的基础。尽管她作为学校里唯一的年轻女教师的职业生涯是不寻常的，但她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典型的包豪斯女性，是对包豪斯编织工坊贡献很大的女性。
冈塔·施特尔策被描述为个人谦虚，但意志坚强，专业坚韧，完全致力于她的目标。从1914年到1916年，她在慕尼黑应用艺术学院学习绘画、陶瓷和艺术史。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她在前线担任红十字会的护士，并于1919年继续深造。她积极参与学校的课程改革，遇到了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包豪斯宣言，于是她去魏玛见了格罗佩斯。舒尔茨清楚地记得她的到来:“我发现了什么？一小群学生，男生比女生多。一座有工作室的大建筑，部分被老学院占用，旁边是宽敞的空房间、一座车间大楼、一家自助餐厅、一座学生工作室大楼，但仅限男性使用。”1919年夏天，她先是在一个玻璃车间，然后是一个壁画班，然后被约翰·伊顿的初级课程录取。她在1920年春天被完全录取，到秋天已经获得了全额奖学金。施特尔策称，她在第一年就参与创建了“妇女部”。可以肯定的是，到1920年，她已经活跃在纺织车间，并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发挥了领导作用。她追求知识的热情、活力和认真态度为其他学生树立了榜样，使她成为无可争议的榜样。安妮·艾伯斯认为她是典型的纺织工人，对纺织品“几乎有一种动物的感觉”与其他大师不同的是，她对织布车间充满热情，因此几乎从一开始就能把它变成自己的。在冈塔·施特尔策的非官方指导下——海伦·伯尔纳和格奥尔格·穆切都没能在技术上提高学生的水平——问题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解决了。施特尔策对织布机可能性的快速把握和理解、她对材料的天然亲和力以及她对探索的热爱迅速将工作室转变为一个功能实体。1922年3月，她和同学贝尼塔·奥特一起在克瑞菲尔德的一所纺织学校学习染料课程，不久后，她启动了染料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从范德费尔德时代起就一直闲置着。1923年，纺织车间参加了第一次正式的包豪斯展览，为实验性的霍恩豪斯提供了纺织品，这些纺织品被评论家们挑选出来给予好评。魏玛时期的纺织品远非失败的工业样品，而是第一个摒弃传统织锦，转而采用全新的设计词汇。它们本身就是开创性的作品，必须被视为学生接受的艺术教育。
在包豪斯学校短暂的历史进程中，编织作坊的教授年轻而有活力，坚持并弘扬了包豪斯艺术、手工艺和技术同化的精神，可以说，在包豪斯各个专业作坊中，编织作坊是与社会结合得最好的。编织作坊在教学与科研中把工艺与艺术完美结合，与生产商进行合作，并将实际的例子应用到教学当中。直到今天，包豪斯科学理性的艺术分析﹑教育理念、探索精神和多学科的研究还在西方很多美术学院闪耀着它的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