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成都 610072
摘要：年初我国爆发了重大疫情——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肺炎疫情从武汉席卷全国多地，使众多行业骤停，经济呈现下滑趋势。结合我党领导各级行政机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及疫情的恢复情况，思考如何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将有利于我国未来实现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全面领导 政治领导力
今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从武汉席卷全国多地。从1 月 16 日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投入使用以来，全国确诊为新冠肺炎的患者逐日增多，从不足百例到上万例，确诊人数和疑似感染人数很快凑成一个庞大群体。它的暴发逐渐漫延至世界各地，一路肆虐，危及到全球人民的生命安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党中央当机立断，火速出击，全面发动、全面部署、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同心同德、众志成城，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狙击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当前我国肺炎疫情已有很大好转，从4月8日起，武汉市解除持续76天的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国在一步步摆脱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一、党在疫情期间所做的努力
新冠疫情发生后，我们党领导各级行政机构迅速做出反应，有效控制住了疫情的发展势头。党所做的领导指挥工作包含各个领域，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这里简要谈三点。
（一）领导确立防控和救治两个战场协同作战
面对突发疫情，党率先提出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统筹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两个战场，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前所未有地采取大规模隔离措施，前所未有地调集全国资源开展大规模医疗救治，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检尽检、应隔尽隔”，这使疫情大面积蔓延得到有效遏制，有力减缓了病毒传播的进程。党在第一时间建立了高效的指挥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也曾亲临指挥。接着，领导下面各级行政机构建立起全民参与的严密防控体系。同时让他们迅速整合医疗资源，积极救治每一位病患。
（二）凝聚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执政党，能领导国内一切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此次疫情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党在第一时间发出号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疫情发生后，全国上下紧急行动，依托强大综合国力，开展全方位的人力组织战、物资保障战、科技突击战、资源运动战，全力支援湖北省和武汉市抗击疫情，我们党领导各级行政机构在最短时间集中最大力量阻断疫情传播。“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
（三）领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除了在国内有条不紊地应对疫情之外，我们党从疫情发生以来，还始终关注着国外疫情，领导外交部积极和别国开展交流合作、加强高层沟通、分享疫情信息、开展科研合作，力所能及为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为全球抗疫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如在肺炎病毒救治药和疫苗研发上，党号召我国医学者坚持“美美与共”的原则，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时分享出来，尽显共克时疫的决心。另外，中国共产党还同110多个国家的240个政党发出共同呼吁，呼吁各方以人类安全健康为重，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加强国际抗疫合作。
二、如何更好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作为应急管理的启动者和主导者，执政党的政治领导、组织动员和资源统筹能力本身就是危机处置能力的核心要素。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机结合，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从国内疫情爆发以来，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宣布新冠肺炎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随之各地政府才采取紧急响应，如实行区域隔离感染人员、群众流动受限、学生假期延长等，一系列措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彰显了我党维稳处突的能力，体现出我国一党执政的制度优势。同时，我党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不足，如中央—地方—基层组织的能力递减，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协同度不够，部分党员干部防范化解危机的本领不强等。完善党对重大疫情防控的全面领导制度机制，以新时代党的建设为抓手，推动我党危机处置能力的常态化和长效化建设，切实将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发挥到最大。
（一）进一步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
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能力，首先看这个国家执政党的政治能力，看其政治纲领、执政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看党员的实际行动，看其执政基础是否稳固。同时，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特殊优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善于从政治上分析和解决问题，形成了总揽全局的政治领导力。具体而言，党的政治领导力以集中统一、问题导向、法治主义、整体应对、高效协同以及合作思维为主要特点，彰显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制度变革特征和适应调整能力。党的政治领导力是调动各方面力量的政治保证，不仅要为疫情防控积蓄强劲的政治能量，而且应从根本上为疫情防控提供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处理国内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主要角色，除进行必要的宏观决策之外，还直接参与微观的社会动员、应急指挥和资源调配。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地方党委甚至替代政府扮演应急管理“第一责任人”的角色。政治领导力确保党在重大疫情的应急管理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对疫情防控各环节全过程实施全面领导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党对应急管理体系实施全面领导的法治化水平有待提高，政党、国家、社会的权责边界有待进一步清晰。在党对疫情防控全面领导的过程中，有待改进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党对疫情防控的全面领导缺乏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国家法律制度支撑，依法防控可能演变成简单的政治命令，以政策文件甚至主观意志执行疫情防控，最终导致应急管理体系的部分失效和失灵。第二，政党、国家、社会在疫情防控中的功能定位和权责边界尚待进一步清晰化。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领导核心，在疫情防控中主要承担领导、动员和统筹各种资源和各方力量的作用，体现出政治势能和组织化权威的优势，而政府和各种市场、社会组织是疫情防控基本举措的具体实施者，体现出专业化和贴近民众需求的优势。在疫情防控中，只有多元治理主体优势互补，有机协同，才能充分发挥我国治理体系的强大效能。目前，执政党过多介入疫情防控的微观行政事务，增加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对党的决策的依赖性，往往会分散党对宏观事态的把控。
完善党对重大疫情防控的全面领导制度机制，厘清党在应急管理体系中的职责权限，切实增强“新型举国体制”的系统力量。重大疫情防控大多涉及跨层级、跨区域和跨部门的党政机关的有机合作，以及党政组织和各种经济、社会组织之间协同配合的过程。厘清疫情防控中中央与地方、政党与政府、政府与社会的主体责任，是有效吸纳和整合各种治理资源、构建现代化的应急管理体系的根本举措
（二）进一步提高党的组织动员力
归口管理和治理资源的向下分配是我国政体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执政以来，其科层化和制度化的程度稳步提升。现实生活中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地方尤其是基层党组织是提供服务和解决问题的直接责任者，但拥有的治理资源的有限性往往使得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之间存在较大的鸿沟。同样，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党的各级地方和基层组织理应发挥主导作用，掌握最新信息，有效动员和指导全社会的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但现实情况却是，一些地方和基层党组织在防控规模、防控强度和防控能力上面临捉襟见肘的困局，在应对疫情的时效性、主动性和全面性等方面出现明显短板，甚至出现了“表格抗疫”“迎检大战”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
面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传统的层级管理模式存在明显弊端。
从全国各地纪检委的问责通报来看，本次疫情防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的治理权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部分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囿于请示报告—接受指挥的思维定式，在切断疫情源头、安抚公众情绪、设计应急方案和制定防范策略上缺乏创造性和灵活性，未能主动发挥自身的信息和工作优势及时预判疫情的连带效应，未能及时有效地切断传染源和潜在传染源，隔离相关人群，造成疫情的蔓延态势。第二，疫情防控中尚存在“条”“块”壁垒。疫情蔓延初期，信息上报过程受到层级限制和条块关系的掣肘，从地方直通中央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部分失灵，导致疫情的关键信息在层层上报过程中存在失真失效的风险。地方党委政府未能全方位动态监督基层党组织和医疗卫生系统党组织开展工作，造成部分社区疫情泛滥，部分特殊部门存在防控漏洞。如湖北、浙江、山东三省的五个监狱发生罪犯大规模感染疫情的重大事件，就是“条”“块”壁垒造成全社会联防联控的体制障碍，降低了疫情防控的合力和效率。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应不断优化政党能力的“支撑结构”，即积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优化治理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党组织的防控能力建设，织密织牢第一道防线。党要坚持群众路线，发扬协同治理理念，创造多主体参与治理的方式和空间，激发不同社会力量的专业技能和业务能力，培育多主体协同治理的精神、经验和传统。
（三）进一步提高党的资源统筹力
对于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而言，其治理难度极高，绝不能单纯依赖执政党的力量，而是需要形成政党、国家、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相互支持和有机协作的工作格局。作为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和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城乡社区的疫情防控质量是决定抗疫斗争全局成败最关键的因素。在城乡社区的防控一线，党领导的社会协同治理格局尚未成熟，智慧化防控指挥技术亟待开发，部分党员干部在防控过程中责任意识缺乏，群众工作能力较低，妨碍了党的资源统筹力的有效发挥。
党统筹协调各项疫情防控资源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第一，部分经济、社会组织的党组织未能发挥能动性，带动本组织及时有效地承担社会责任。目前，我国部分经济、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覆盖率不高、党组织政治功能发挥不够等问题交织并存，经济、社会组织在接受党政机关统筹协调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较低，防控行为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和滞后性。例如，湖北省和武汉市红十字会均接受了大量的社会捐赠，但存在公示不透明、分配不合理、运输不及时等问题，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质疑和批评。部分企业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责任，在抗击疫情中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妨碍了疫情防控的协同格局。第二，缺乏疫情管理智慧化和现代科技手段的广泛运用。部分地区在疫情上报过程中严重依赖传统信息收集模式，开大会、写台账、填资料；在疫情防控中仍然依赖传统的人海战术，强调人力密集型管理模式，反映出基层人员信息化素养不足、信息收集效率偏低和智慧化应急管理机制缺乏，未能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治理优势。
应以提高党员干部应急管理能力为重点，积极利用智慧化管理新技术，打造政党、政府、社会有机协同的工作格局。党员干部是疫情防控和应急管理的关键，智慧化防控技术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先进手段，经济、社会组织为疫情防控提供业务支持，打造三者的协同治理格局有利于提高疫情治理的速度和质量。
三、加强我党全面领导的意义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治理体系的核心，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直接决定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走向与成败，进而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党的全面领导能加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改革开放事业以及现代化建设的法宝和前提，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切，更不可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崭新命题，强调的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与成就。党的全面领导促进了我国的法制化建设，如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执法问题，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明确指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广大公民在法律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行政机关带头严格执法，提高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在此基础上，党进一步保障了人民在国家法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提高了经济发展速度，能更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这次疫情中正是因为有了党的全面领导，才使得我国可以倾国之力，有步骤，有目标地去扭转疫情造成的混乱局面，使我国能够尽快恢复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二）党的全面领导能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要求我们党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始终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终身追求。所以在我们党领导的方方面面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如十九大确立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见我们党时时刻刻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随时提醒自己要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面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党始终坚持把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督促各级行政机关大力加强疫情防控，切实保障人民的利益。此外，在党的号召下，为了保障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针对新型病毒的疫苗研发也刻不容缓地进行，其间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表明我们党的领导是为了使人民能够更好地生活，而不是为自己谋党团利益的。
综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的重要举措和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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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亮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