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达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了解孔子的“君子之道”与柏拉图“理念论”内涵，就会发现两人在关于个人修养与社会构建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分析其所包含的现实意义，对完善个人发展与坚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君子之道；柏拉图
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ISSN1004-1621（2020）09-025-02
一、孔子“君子之道”
“君子”一词，在中国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积淀，最早出现在《周易》、《尚书》等先秦的文献记载中，最初是指身居高位的人，即王侯贵族的专称。但是“君子”最早用于形容一个人的品德修养还是在《论语》中，又经过了儒家不断的丰富完善，逐渐构成了统领中国上千年的道德行为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成为了自古中国有志之士的终极目标。
“君子”简单概括就是要求人们要学识渊博，以礼待人，先义后利。孔子曾道：“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春秋）孔子：《论语•雍也》，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页。]”“不学礼，无以立[ （春秋）孔子：《论语•季氏篇》，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7页。]”，在社会中，如果没有礼节，那么纵然再博览五车，也终究会遭到他人唾弃。只有待人温和恭敬，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构成良好的人际和社会关系。其次，孔子主张君子应该去追求合理的利益，个人私利是必要的，但是同时也指出“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李建中：《人文社科经典导引》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第16页。]”，不正当的物质利益只有小人才回去追求，为君子所不齿。所以，君子不同于小人是因为君子把道德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追求“礼”而求得“和”，超越“利”去完善“义”。
二、柏拉图“理念论”
柏拉图在他的《斐多》篇中，主要着重地论证了一个问题——灵魂不朽。在书中，他们论证了三个存在，即“物理性存在”“生命性存在”以及“哲学性”存在。苏格拉底的“哲学性存在”，把灵魂当成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是看不见、摸不到、不可用感官认知，只能用理性来判断，也柏拉图“理念论”的来源。
柏拉图把理念分为了四个部分，其中最低级的理念就是具体事物，而数学和科学的概念是高一级的理念，艺术和道德是更高级的理念，在所有理念之上，最为高级的，就是“善”。[ 张斌贤：《外国教育史》2008年版，第10页。]虽然我们日常生活中总会提到“善良”“和善”等等有关“善”的词，但是这只是我们对于“善”浅层而具体的理解，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的“善”，“善”是我们人和社会中追求的最高目标。
三、孔子与柏拉图对比
在上述的两种概念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其中蕴含的启示意义确有其共通之处。
首先是——破。不管是孔子还是柏拉图，两人都是受到所处时代的逼迫和对社会的失望，由此而构想出的一种新的社会价值体系，虽然在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为人们所认同，但是确实打破的所处时代的束缚。就孔子而言，身处于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战乱纷争的年代，各国诸侯纷纷自立门户，人们普遍追求现世意义，而孔子所提出的“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等仁义“君子之道”确实在这样一个战乱纷争的年代开辟出一股清流。而柏拉图则因为苏格拉底之死，对雅典民主政治丧失信心，而通过“理念”构建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自己的理念世界中不断地去追求“善”，并且通过不断地论证可以让心智始终保持清醒，在那样一个受传统宗教信仰严重束缚的时代里，实现了人类理性的自我突破。但也要承认，两人在“破”的同时，也同样不可避免的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如孔子保留了奴隶主贵族思想，柏拉图并未摆脱宗教的影响，但两人的创新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就是二人对于人性和社会美好的追求。
不仅是个人品德修养上，孔子要求人们把所有的性格品质恰到好处的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近乎完美的形态，如在处理人伦关系上，孔子把中庸与礼联系起来，要求人们既讲等级尊卑，要求每个人充分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不僭越、不凌下，同时又调和、节制容对立双方的矛盾，使不同等级的人互敬互让，和睦相处，使整个社会和谐地运行。而柏拉图对“善”的追求则更为显而易见，在柏拉图的正义观里就提到了“个人正义”，把人的灵魂分为了三个部分，即理性、激情和欲望，要求我们节制欲望，使灵魂的三部分和谐相处、不相互干涉以达到个人正义[ 阎菲丽：《浅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思想及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传承》期刊，2011年 No.25 第36页。]。从这个角度来看，二者对于人类道德品质的追求是相一致的。除此之外，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共同追求的理性，就是要求个人不应该贪图在物质享乐以及一时的权力快感之上，而是要运用自己所有的激情去探索世界，用自己的理性去求知、去改造世界。
四、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意义
首先，孔子“君子之道”中的义利观，和柏拉图提倡对欲望的抑制，对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张翰在《松窗梦语》对人们的趋利行为进行了入木三分的阐述，他说“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同欲而共趋之，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不至于横溢泛滥，宁有止息。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郭进萍：《<论语>中的君子之道与和谐社会构建》，第四届寒山寺文化论坛国际和文化大会论文集，第380页。]详细的阐述了当代人们对于金钱利益的追求，如果不对自己的欲望加以遏制，那么我们将会沦为金钱的奴隶，对于金钱和利益的追求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从而违背我们确立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让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动后富。而不是先富的人为了私利而对欲望不加克制，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正是对“先义后利”观念的实践。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只有努力践行二者的理念才能够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消费欲望空前的社会中独善其身。“先义后利”以及对理性的追求可以让社会上的公民从根本上抑制拜金主义的蔓延，从而更加努力地为了这个社会、为了这个国家而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其次，在管理者层次上，随着我国法治的不断完善，对德治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者的理念就为我国的德治提供良好的指导，法律固然具有强制性，约束力也更强，但是道德的约束则更为广泛，能弥补法律隐形地带的不足。当国家管理者愿意去以“君子之道”来约束自己时，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就为构建一个好的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以德服人也能够加强人民的认同感，为日后政策的实施也就消除了阻力；当管理者愿意以理性作为最高目标时，他就会为了去寻求国家更好的发展而全力以赴，不断去探索那个最为完善的国家建构体系。只有同时拥有君子品质与理性，才能够不以个人好恶来治理国家，选贤举能，从人民利益出发，做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患意识，一个国家才能有美好的未来。
最后，二人的理念不仅从个人品质培养上有助于我国社会建设，还坚定了我国继续迈向深层次社会主义阶段的决心。孔子在推广“君子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同社会”的构想，柏拉图在理念的建设中也提到了“国家正义”，二者都描绘出了一个社会分工合理、各司其职，由一个贤能理性的统治者来管理的国家，达到了一种社会共有的社会形态。这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不正是我国一直以来所想要建成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吗？由此可见，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自古有之，并且是中外一致的最高追求，更加明确了我国道路的正确性，坚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心。
五、总结
孔子在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就为我们建立了一个道德规范模板，并且深刻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作为中国人民长久以来的最高目标，而通过柏拉图“理念论”的探寻，不难发现，柏拉图同样把“善”和“理性”作为一个人的最高标准，二人对于个人品质的追求是相通的，并且二者的创新精神也值得我们借鉴。
即使经过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部分思想已不再适用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但是，对二者思想的理解与分析对我国完善社会治理也起到了很大的借鉴作用。孔子和柏拉图在遥远的公元前描绘的与我国现代目标相同的理想蓝图，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注入无限活力。
参考文献
[1]（春秋）孔子：《论语•雍也》，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页。
[2]（春秋）孔子：《论语•季氏篇》，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7页。
[3]李建中：《人文社科经典导引》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第16页。
[4]张斌贤：《外国教育史》2008年版，第10页。
[5]阎菲丽：《浅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思想及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传承》期刊，2011年 No.25 第36页。
[6]郭进萍：《<论语>中的君子之道与和谐社会构建》，第四届寒山寺文化论坛国际和文化大会论文集，第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