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海天, 韩雨
河北北方学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
摘要：亚历山大·格里耶维奇·杜金是俄罗斯当代一位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学者和政治家。他出版了60多部书籍，他经常在俄罗斯电视台做评论节目，是非常知名的当代学者。此外，杜金还对东方哲学中的中国文化有一定的研究。他从整个欧亚主义的和全人类的文明大视野下来看待中国文化的研究，这也是连接当代俄罗斯学者精神文化所特有的哲学世界观的探索。
关键词：杜金；东方哲学；中国
一、关于杜金
亚历山大·格里耶维奇·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Гельевич Дугин）是俄罗斯当代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他于1962年1月7日出生在莫斯科，曾任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保守主义研究中心主任。获得了哲学副博士和政治学、社会学两个科学大博士学位。
1979年亚历山大·杜金进入莫斯科航空学院。他共掌握9种语言，包括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1989年，他加入了“保守主义运动”，组织了“历史和哲学的中间派”。1992年7月，他创立了“新权利”杂志。在1993年秋天，由于他在第1和第4电视频道上的周期节目“世纪秘密”中的演讲而大获轰动，他脱颖而出。2000年初，他曾提议将俄罗斯首都迁至喀山。
2001年4月21日，在全俄政治公共运动“欧亚大陆”的创始大会上杜金当选为该运动政治委员会主席。该运动的目标宣布为“普京领导俄罗斯成为欧亚主义思想的真正胜利……我们从根本上完全支持总统。”
杜金还是位有才华的诗人，写有诗歌《绝对黎明》。进入21世纪后，他积极著书，其主要代表作有：《绝对之路》、《俄罗斯欧亚主义的复仇》、《保守主义革命》、《俄罗斯地缘政治》、《欧亚大陆之谜》和《思想之战》等60多部书籍。他的人生格言是：俄国人发明了不滚动的轮子和滚动的烤箱；检测俄罗斯人时，所有设备都会损坏；俄罗斯人以自己的方式来衡量一切，这一切是无限的。［1］
杜金从一位中国教师那里获得了道教传统的启蒙，并从他作品中获得的知识出版了学术著作：《理性之路》和《形而上学之路》以及关于中国的《中间帝国》和关于老子道德经的《学者中国》一书。
二、杜金东方哲学研究中的中国佛学研究
杜金对东方哲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而又独特的文明体。他对中国文化“三位一体”的儒、道、佛文化颇有兴趣，于2017年在莫斯科出版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专著《远东文明黄色的龙》。杜金作为一个当代学者，想要揭示一个深刻而无比独特的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他作为一个俄罗斯人，尽可能深入地描述中国文化的结构，并给出了最可靠的结论。
杜金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注意到，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而考古资料和编年史只记录到公元前两千年中期的历史。重要的是，与其他三个古老文明：希腊（地中海）、伊朗和印度文明相比较不同的是，他们文明的基础都是来自中亚的以印欧游牧民族为核心的，而中华文明的核心民族却与之不同，是“汉族”。很明显，汉族的直系祖先定居在中国北方的黄河两岸。这与中亚文明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中华文明的主要劳动人口是农民，这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导。一个稳定居住的农业社会结构完全胜过所有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结构，并且自古以来就预先确定了中国文化的语义结构。在这种农业文明中，农业劳动是经济的基础，也决定了中华文明中的神话，宗教，礼仪，政治，甚至哲学和人们的思维方式。
西欧的思想家研究中国，无一例外都来自欧洲中心主义和现代范式来解释中国社会关系、政治思想、哲学术语和宗教实践等。杜金以自己的研究范式建立从一个疏远的观察者的发现真理的态度。因此，他认为任何欧洲对中国作为“野蛮人的社会”的范式态度的框架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东方主义，这显然是有偏见的，片面的，是不可靠的。杜金深入研究中国文明，语言，历史，哲学，风俗，仪式，艺术，政治等整个社会，试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基础上找出其固有的模式，尽量保持最大可能的接近，去发现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与其历史变迁的一般过程。
杜金认为，中国文化对中国的邻国人民产生了巨大而有决定性的影响。主要是对韩国，越南和日本。它们甚至在某些时候认为自己是大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这指的不是在政治的统一意义上，而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即中国的视野。这一视野对北方与中国接壤的游牧民族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中国文化也对印度和东南亚国家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此外，还有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印度语和印欧语的起源都来自佛教，佛教从公元1至3世纪开始在中国广泛流传，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既来自印度，也来自中亚和塔里木盆地，这些地区也有印欧人民居住。西藏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一方面它本身受到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印欧传媒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在深入研究的方法中，杜金自己称之为“宗教现象学”。如果研究者认为中国文化所信仰的一切都是“无知的偏见”和“空虚的嵌合体”，那么就不可能正确地描述中国社会的自我意识。研究者只有同意相信他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他对自己的愿景构成了什么样的世界，研究者才能通过信仰取得中国人的立场来了解中国。杜金在研究中国人的身份时，有一段时间根据非常具体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技术去忘记俄罗斯，甚至是自己的俄语），以便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回归它，但已经充满了一种全新的和以前无法代表的文明同时存在的“存在经验”。
杜金认为，中国在唐朝时代形成了经典的儒教，道教和佛教的三教合一。儒教和道教植根于战国时代，儒教和道教本来是中国固有的代表着更古老的观念和文化的结晶，但自公元一世纪开始佛教在中国传播，便是从外部来到中国的，经过了长期的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基本教义之一，这是首要的理解中华文明的基础。［1］
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主要是大乘佛教，佛教的各种形式都按照中华文化的精神进行了重新诠释，并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独特文化现象，有时被称为“远东佛教”，因为中国佛教从中国进一步传播到韩国，日本和越南，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宗教和文化空间，与印度的佛教文化圈在本质上都大不相同。藏传佛教和蒙古佛教是中国佛教文明的地域表现形式。
中国佛教哲学结构中与道、阴阳、五行等神圣龙的变相相对应，在其原始结构上与儒家和道教的哲学表达不同。中国佛教学派所依据的主要教科书是《金刚经》，认为佛陀是至高无上的，也被认为是空虚，是它的化身。［1］
在阿弥陀佛的崇拜中，侧重于一种新的本体论，即净土的本体论。佛法中的“一念心”是自我认同，同时它本身又在六道轮回中构成了纯净和透明的等级，作为秩序结构中超秩序的要素。在这里，事物之间的严格区分是非常适当的，导致规范经验结构中事物的顺序和逻辑。这种“空虚”的存在不仅扩展到事物的存在，而且还扩展到它的无形“事物”。这被杜金认为是“非存在”的一个本体论逻辑。［1］
三、结语
俄罗斯哲学与俄罗斯民族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俄罗斯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历史道路不同，俄罗斯历史没有经受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外部和内部的重大震荡。如果说西方基督教在同希腊哲学和近代思想的长期互动中，已习惯于通过知识合理性的形势走向最高境界，那么，俄罗斯文化则倾向于拒绝这种知识中介，更看重东方文化中的生命体验和直觉之路。俄罗斯哲学充满了对人的深切关怀，精神、自由、道德、生命意义等问题是俄罗斯哲学家的思想主题，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某些相近之处。［2］
俄杜金是一位视野极其开阔的当代俄罗斯学者，他的研究从深度到广度都被人们所赞叹。杜金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从整个欧亚主义的和全人类的大视野下来看待的。他把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相联系和对比，他力图在中华文明的深处寻找到与俄罗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不同之处与共通之处，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精神等全人类不同民族共同的追问中寻找答案。
杜金认为自己发现了中国文化中隐藏了五千年的宝藏，甚至一些守护者都不知道的就在传统文化中。他强调认为，中国传统是古老的和原始的人类精神的守护者。他确信的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它的完整性，这种深度超越了整个欧洲文化，更不用说现代欧洲文化。
为了准确地解释中国历史，即人们历史的存在形式，杜金认为，汉语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语言。在中国的“主体”故事上，汉族应该被视为这个轴心，建立文明，体现在中国标志的“地平线”上。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帝国和他们自己特殊的中国文化世界里的人。
杜金在考虑中国文化时，很难最终确定属于哪层次性，总是需要多层次和辩证地改变时间比例作为参考点。因此，他研究中国文明的几个基本阶段，对基本标志的范式进行了重大修正。总体而言，杜金的哲学理论是尚未研究的学术思想，其特殊的理论还需要人们不断地挖掘，同时也是连接当今当代俄罗斯学者精神文化所特有的哲学世界观的探索。
参考文献：
⑴Дугин А.Г. Ноомахия войны ума - Жёлтый дракон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Москва. 2017. С. 598.
⑵徐凤林. 俄罗斯宗教哲学﹝J﹞。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6.：3-5.
作者介绍：
耿海天，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哲学；韩雨，河北北方学院法政学院，教育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教育哲学。
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18ZDA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