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旭 黄晟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 在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的背景下，大众的高等教育机会需求从数量层面转向了质量层面。本研究基于河北省10所高校2018级大一学生的调查数据，利用“辈出率”指标和对应分析方法，从户籍与家庭所在地、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两个维度考察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的差异，填补了地方高校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空白。结果显示，河北省地方高校提供的高等教育机会在城乡方面存在数量与质量不平等，质量层面的不平等尤为显著。优势家庭背景的子女在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方面整体上处于优势地位，在家庭所在地、家庭经济背景层面，中间阶层与基础阶层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而在家庭社会、文化背景层面，二者之间的差异较小。
关键词: 优质高等教育机会; 家庭背景; 对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 G520 文献标识码: A
一、问题的提出
2018年全国普通本专科共有在校生2831.0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我国高等教育即将由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①。尽管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但并不意味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教育公平的目标。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同样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必然还存在不平等。近年来，对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需求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以“985”、“211”高校为代表的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越来越成为各阶层争夺最为激烈的教育资源②。
二十年来，地方高校的办学水平不断提升，招生人数大幅增加，在毛入学率提升中做出了主要贡献，成为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地方高校仍然有相当的层次和水平差异，哪些学生群体在地方性的优质高等教育机会中更具有优势？地方高校面临的教育公平和机会平等情况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本研究旨在从质量维度的角度，运用“辈出率”及对应分析法，在地方高校的范围内去探究学生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最大化地维持不平等假设（MMI）认为，教育规模的不断增大未必能带来教育机会的均等化，只有在优势群体对某一层级的教育需求达到了某种饱和程度，之后增加的该层级的教育机会才能起到改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作用③。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EMI）认为，即便高等教育实现了数量均等，优势群体依然会寻求各种方式确保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优势并维持结果上的不平等。
目前已有的研究已经验证了这些假设。Duncan等人通过对美国教育分层的研究发现，20世纪前半叶美国教育机会的迅速扩大并没有降低家庭背景等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Duncan B.Education and social background.[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67,72(4):363-372.]Reay的研究发现个人早期教育生活背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高等教育的选择，他指出，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实际上是社会阶级不平等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复刻和延伸。[②Reay D,Crozier G,Clayton J.“Fitting in”or “standing out”:working-class students in uk higher education[J].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2010,36(1):107-124.]Crosnoe的研究指出，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子女相对更难进入高等教育，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为父母消极的教育态度和吝啬的教育投入。[③Crosnoe R,Mistry R S,Elder G H.Economic Disadvantage,Family Dynamics,and Adolescent Enrollment in Higher Edu-
cation[J].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02,64 (3),690-702.]Engberg和Allen的研究表明，即便是低收入家庭，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父母与子女互动的密切以及父母对子女学业鼓励的增强，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能够得到提升。[④Engberg M E,Allen D J.Uncontrolled Destinies:Improving Opportunity for Low-income Students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J].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2011,52(8),786-807.]
我国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李春玲的研究验证了MMI和EMI假设在我国的有效性，发现即便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使教育机会在“量”上高速增长，但在阶层、城乡等方面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降低，高等教育机会在数量和质量层面的不平等没有降低，而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要大于低质量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⑤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J].社会学研究,2010,(3):82-113.]胡荣、张义祯主要探究了社会阶层背景因素对高等教育阶层辈出率的影响，指出学生的城乡属性、父母受教育程度程度和政治权利地位、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具有显著影响。相比较而言,父亲受教育程度和政治权力地位的作用较母亲的作用更大。[⑥胡荣,张义祯.高等教育机会阶层辈出率影响因素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01):34-45.]张意忠、黄礼红对江西省3050位高中学生家长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差异对高等教育的区域与层次需求影响较为显著，但在高等教育的类型和专业需求方面的影响并不显著。[⑦张意忠,黄礼红.城乡家庭经济资本与高等教育需求关系实证分析[J].现代教育管理,2018(05):30-35.]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对京津冀地区高等院校在校生的问卷调查，在有效问卷中按比例选取河北省属的10所不同办学层次和类型的地方高等院校2018级大一学生，共计1130个样本数据。从院校的办学层次上看，211工程院校（同时也是一流学科建设高校）1所、一般公办本科院校3所、民办本科院校2所、民办专科院校4所。从院校类型上看，包含了综合类、理工类、师范类、财经类、医药类、农林类等高校类型。在样本数据中的专业学科结构分布上，经济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专业的学生均占有一定比例。
本研究将家庭背景分为两个方面：户籍与家庭所在地、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前者主要体现的是来自社会和国家行政制度的限制，后者主要反映来自于家庭所处社会阶层的影响。根据研究目的，本研究将家庭人均年收入、父母的职业类型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家庭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主要指标。利用SPSS对样本数据进行对应分析显示，在职业类型和受教育程度上，父亲和母亲对子女入学机会的影响差异性并不明显，父亲的职业类型与教育程度已经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因此，为了便于研究，我们采用父亲职业类型和受教育程度代表父母职业类型和受教育程度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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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分析
（一）户籍和家庭所在地对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影响
根据我国城乡制度的划分，本研究将样本家庭所在地划分为六种类型：农村、乡镇、县城、地级市、省会、直辖市。基于研究需要将六种家庭所在地类型合并为三种——乡村、镇；县城、地级市；省会、直辖市。户籍类型划分为农村户籍与城镇户籍两种类型。
样本的城乡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从样本的总体分布看，河北省属地方高校中，农村户籍的学生所占比例大大高于城镇学生所占比例，其比值为72.6%：27.4%，二者相差45.2个百分点。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河北省的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比值为78.74%：21.26%。为了清晰地表明城乡差异，我们采用辈出率这一指标进行分析。城镇户籍学生的辈出率为1.29，而农村户籍的学生辈出率为0.92，即城镇户籍的学生入学机会高于农村户籍的学生，前者是后者的1.4倍。
从高校的办学层次来看，在各类高校中，公办专科院校的农村户籍学生所占比例较城镇学生高64个百分点，其中，农村户籍的学生辈出率为1.04，城镇户籍学生的辈出率为0.84。在211院校中，城镇和农村的学生所占比例基本相当，其中，农村学生的辈出率为0.65，城镇学生的辈出率为2.29，后者是前者的3.52倍，差异十分显著。民办本科院校和公办本科院校这两个办学层次的高校的城乡差异基本相同，在民办本科院校中，农村学生的辈出率为0.89，城镇学生的辈出率为1.42，后者是前者的1.59倍，在公办本科院校中，农村学生和城镇学生的辈出率分别为0.88、1.44，后者是前者的1.64倍。这表明，在所有类型的高校中，农村学生进入公办专科学校的机会最多，而对公办和民办的本科院校的选择很少，尤其选择211工程院校的机会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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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直观的了解不同家庭所在地的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我们对样本的家庭所在地与学校层次进行了对应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不同家庭所在地的学生在进入高校的层次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公办专科学校与“乡村、镇”相对应，表明家庭所在地为乡村、镇的学生对公办专科学校的选择机会更多。公办本科院校与“县城、地级市”的位置较为接近，表明家庭位于县城和地级市的学生对公办本科院校的选择机会较多。民办本科院校与“乡村、镇”和“县城、地级市”的距离基本相当，表明家庭所在地为“乡村、镇”“县城、地级市”的学生对公办本科院校的选择机会基本相当。为了更清晰的了解不同家庭所在地的子女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我们从中心点向“211院校”做向量，将三类家庭所在地向这条向量及延长线上做垂线，可以看出，不同家庭所在地对于211院校的选择机会具有较大差异，省会、直辖市家庭的子女对211院校的选择机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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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户籍和家庭所在地对地方性的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十分显著。从户籍上来看，城镇学生在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上明显高于农村学生，农村学生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从家庭所在地来看，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主要被大城市家庭所占有，乡村家庭处于劣势地位。
（二）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对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影响
1、家庭社会背景的影响
父母亲的职业，特别是父亲的职业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所处的社会背景，本研究参照陆学艺的职业划分法，将样本中父亲职业划分为十个层次，为便于分析，将此十个层次合并为三个阶层——基础阶层、中间阶层和优势阶层。其中基础阶层包括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农民和无业、失业人员；中间阶层包括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基层人员，医生、教师、工程师、会计、律师等专业性工作人员，小雇主、小股民、房屋出租者，商业、服务业人员；优势阶层包括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业主。根据三大阶层的划分对样本所处的社会阶层进行统计分析。
为了更直观的反映家庭所处的社会背景对子女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我们对样本的父亲职业类型和学校层次进行了对应分析。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从总体分布上看，中间阶层和基础阶层位于纵轴中线左边，优势阶层位于右边，表明优势阶层与另两个阶层在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为了更加清晰的了解样本阶层中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状况，我们从中心点向“211院校”（代表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做向量，将三类阶层向这条向量及延长线上做垂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优势阶层的子女对于211院校具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而相对于优势阶层，中间阶层和基础阶层对于211院校的选择机会较少，并且二者之间差异性较小，表明这两类职业阶层子女进入211院校的机会差异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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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经济背景的影响
家庭收入体现了家庭经济背景，考虑到河北高校生源的地方性明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分组以及河北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本研究将家庭人均年收入划分为七个等级——3600元以下、3700-14000元、15000-25000元、26000-34000元、35000-45000元、46000-64000元和65000元以上。为便于分析，将此七个等级合并为三个收入等级，分别是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其中低收入家庭包括“3600元以下”和“3700-14000元”；中等收入家庭包括“26000-34000元”和“35000-45000元”；高收入家庭包括 “46000-64000元”和“65000元以上”。
为了更清晰的了解家庭经济背景对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我们对样本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学校层次进行了对应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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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家庭收入的子女在进入学校的层次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低收入家庭与公办专科学校、民办本科院校相对应，其中，与公办专科学校最为接近，表明低收入家庭学生对这两个类型高校的选择机会较多，对公办专科学校的选择机会最多。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分别对应公办本科院校和211院校，表明中等收入家庭学生对公办本科院校有较多的选择机会，而高收入家庭学生对211院校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我们从中心点向“211院校”做向量，将三类收入阶层向这条向量及延长线做垂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家庭收入的子女进入211院校的机会差异较大，相对于高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进入211院校的机会较小，与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之间的差距都比较明显。表明作为稀缺品的优质地方高等教育资源仍然被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的家庭所占有，低收入家庭处于明显的劣势。
3、家庭文化背景的影响
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特别是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家庭文化背景，本研究将样本中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划分为五种层次，依次是：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包括中专）、大学（包括高职专科）和硕士及以上。基于研究需要，将此五种学历层次合并为三种层次，分别是——初等教育程度，包含初中和小学及以下；中等教育程度，包含高中（包括中专）；高等教育程度，包含大学（包括高职专科）和硕士及以上。
为了探究家庭文化背景对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我们对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学校层次进行了对应分析。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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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表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影响较为显著。其中，除了211院校与高等教育位于纵轴中线的右边，其他变量均位于纵轴中线左边或者靠近纵轴中线，且变量分布较为密集，表明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并不明显。我们从中心点向“211院校”做向量，将三类教育程度向这条向量及延长线做垂线，可以看出，父亲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子女对211院校的选择机会更多，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为中等和初等的子女进入211院校的机会相对较少，且这两类教育程度对于211院校的选择机会差异并不显著，表明，当前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明显倾向于父亲受教育程度高的少数家庭，而父亲受教育程度处于中低水平的普通大众家庭仍处于劣势。
五、结论与反思
以上研究表明，在河北省属地方高校中，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方面仍然存在明显差异。户籍和家庭所在地、家庭经济收入、父亲的职业阶层和受教育状况等因素对学生进入何种层次的高校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第一，从总体的城乡分布上看，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上，城乡差异显著，城镇子女的辈出率高于农村子女的辈出率。而在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上，更是显示出巨大的城乡差异，表明河北省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不平等在数量与质量两个层面都有体现，质量层面的不平等更为显著，地方性的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更多被城镇子女所拥有。
第二，相对于一般家庭，户籍与家庭所在地、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处于优势的子女对于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有更多选择机会。由于优势家庭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更易获得非优势阶层无法获得的资源，能够在各级教育机会获得中占据一定的优势，这对于其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
第三，在家庭所在地与家庭经济背景两个方面，不同家庭所在地以及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差异较为显著。除了省会、直辖市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在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选择上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县城、地级市家庭与乡村、镇家庭之间，中等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之间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而在家庭社会背景和家庭文化背景两个方面，中间阶层与基础阶层之间、中等教育与初等教育之间在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综上，先赋的家庭背景与子女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有很强的关联性，但并不能简单地说家庭背景“直接导致”了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首先，要考虑到过程公平原则。虽然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明显与家庭背景有关联，但这只是一个“结果”，并不意味着高校招生选拔存在“明显的”不公平。[黄四林,辛自强,侯佳伟.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关系及其趋势——基于北京某重点大学2007-2012年的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2014(03):46-52.]因为目前高考成绩依然是进入大学的关键因素，能否进入大学以及进入何种层次的大学靠的是个人能力和努力，而非家庭背景。在高等教育的招生选拔上，总体上是公平、公正的。其次，户籍的影响是国家行政制度（户籍制）安排的结果，而家庭所在地的影响与国家对不同的城市和乡村不同的制度安排有关。因此，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背后也是社会公平问题。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本研究局限于地方高校的范畴。由于河北省仅有河北工业大学一所211院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所以本研究中的“211院校”仅能代表河北省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省份或全国范围。同时，以对应分析方法衡量优质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否具有精确性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一分析方法只能大体反映出高等教育机会的分布情况。此外，本研究选取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因素有限，因为个人努力、外部因素也是影响不同家庭背景子女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重要因素。
黄 旭[作者简介:黄旭，女，黑龙江大庆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黄晟，男，江苏泰兴人，博士生导师，研究员，燕山大学党委副书记，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
本课题获得了2018年河北省社科基金HB2018JY061“‘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京津冀高等教育公平的区域差异及对策选择”的资助。
①教育部.2019年教育新春系列发布会,第四场:介绍2018年教育事业发展有关情况[EB/OL],http://www.moe.gov. cn/fbh/live/2019/50340/.
②黄四林,辛自强,侯佳伟.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关系及其趋势——基于北京某重点大学2007-2012年的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2014(03):46-52.
③Adrian E.Raftery,Michael Hout.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xpansion,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
ion,1921-75[J].Sociology of Education,1993,66(1):4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