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颖 史庆
滨州学院 山东 滨州256600
摘要：“运河伞棒舞”是一种集“伞棒舞”、扭秧歌、火流星等为一体的综合表演形式，是聊城地区依托运河民生发展起来的当地民间舞蹈，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鲁西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笔者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方法，从“运河伞棒舞”的起源出发，以“伞”、“棒”、“板”三种角色的舞蹈形态为主线，研究其中隐喻的人与运河文化、武术文化与水神信仰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运河文化精神。
关键词：“运河伞棒舞”、文化生态、运河文化
“文化生态学是可以视为哲学或文化学的新的研究领域，也可以说是生态的文明论。该成果…是关于‘文化生态’的哲学，以‘人’的存在为基点阐发文化生态的哲学…即文化生态学是借用生态学研究文化及人类所处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生存智慧”[]。文化生态学就是运用生态学研究人与文化及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之下的生存智慧，是人性与文化性综合作用的共同体。
“运河伞棒舞”是位于鲁西地区一种集“伞棒舞”、扭秧歌、火流星等歌、舞、戏为一体的综合表演形式，是鲁西人在运河文化生态这一社会环境下生存智慧的集中表现。
一、“运河伞棒舞”的起源
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东卷》记载，“明朝末年的一个春天，百余艘运粮船行至梁闸码头南，因枯水而搁浅了七七四十九天押粮京官闲居无聊，便令地方官邀聚当地艺人登船献艺”[]，当地人经过一系列的丝竹管弦、舞龙舞狮活动后，仍旧没有调动押运京官的兴致，当地官员便招纳当地精通武术的人，后来梁某带领其他人前来为其表演，经过几个回合之后，京官命令梁某手持道具与他人搏斗，此时梁某与众弟子随机借用京官押运粮船的绫罗盖伞与差役手中的黑红棍，并折断手中的扁担，击打成有规律的节奏，从此，产生了“运河秧歌”，经过多年的发展，2015年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名为“运河伞棒舞”。
从“运河伞棒舞”的起源来看，出现了三种道具，分别是“绫罗盖伞”、“黑红棍”、“扁担”，而“绫罗盖伞”是漕船（押运国库粮食的船只）上的伞，伞“是帝国权威或地方官对他统治下的臣民的庇护的象征，那么在民众一面，伞便成为其表达顺从、拥护的一种符号。”[]当地居民看到有“绫罗盖伞”的船只，便识得是押运皇粮的船只，此时，“绫罗盖伞”便是帝国权威的符号，是对押运漕船京官的一种庇护，是百姓表达顺从、拥护的象征；“黑红棍”是差役手中维护押运皇粮正常进行的器具；由于聊城属于京杭大运河的一段，在押运粮船的往来中，产生了一种劳工，称为“运河河道、堤防、闸坝、湖塘、泉源都有专门的管理维护人员，称为‘夫役’”[]，因有搬运货物的工作，还有一种劳作人员为“脚行班”，专门从事粮食业、杂货行业的搬运，挣“脚钱”，因此“扁担”是他们搬运货物时必不可少的劳动工具。当时正值天寒地冻时节，由围绕漕运一系列的生产劳动构成的京官、“夫役”、“脚行班”等人群，与运河文化、武术文化构建了当时的文化生态环境，为了解除由天气带来的乏味，缓解身体与心理上的疲劳，劳动人民巧用身边的“伞”、“棍”、“扁担”等道具结合当地的武术动作——查拳（聊城是查拳的发源地）创造了“伞棒舞”，表演者分别为“伞头”、“棒”角色、“板”角色，是人们适应当时文化生态环境、改善生活质量、增加生活乐趣的生存智慧直表现，凝结着劳动人民的审美情趣和无限的艺术创造力。
经过不断的发展，“伞棒舞”通常围成一个圆圈，队形以“伞头”为中心呈放射状，“棒”、“板”站在外围，成员总数为单数，有时5人，有时7人或9人。
“伞头”多以武术动作为典型动作，如“苏秦背剑”、“双搂花”等，“棒”角色以额前打棒、左胸前打棒、右胸前打棒、左蹦打棒、右蹦打棒五拍一循环为典型动作，“板”角色多以原地敲击为主。
二、“伞头”的舞蹈形态与运河文化、武术文化的互动关系
“运河伞棒舞”是一种综合表演形式，而“伞棒舞”是“其核心动作，风格强劲、粗犷，一般由男性完成，一句俗话“宁看梁闸的光脊梁，也不看外边的花衣裳”概括了“伞棒舞”的豪放气质。
在“伞棒舞”的表演中，“伞头”只有1人，由于“伞”在封建社会具有帝国权威的象征，相应地，在“运河伞棒舞”表演中“伞头”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每当表演开始时，由“伞头”作引子开场，并大声吆喝：“正月十五挂红灯，男女老少喜盈盈，舞动伞棒求吉利，秋后又是好年景”，以此赞语表达老百姓对秋收的美好愿望，此时，棒、板将场子围成一圈开始敲击，渲染气氛，接下来由伞头派节目，同时在秧歌队中间作套路性动作，如“苏秦背剑”、“前背花”、“后背花”“双搂花”等高难度武术动作。
自“伞棒舞”产生之时，“伞头”的动作便由精通武术的男子完成，在特定的场所，“围起‘神秘’的舞圈，每个舞蹈者才能凭借它立即进入一种审美的境界”[]，在由“伞头”的神圣组织、带领、庇护下，将“神秘的舞圈”烘托出热烈的气氛。由于自然灾害、运河通航的使用率频繁，运河堤坝难免会产生淤积、决堤等现象，每当此时，需要特定数量的劳工围圈进行打夯巩固地面，也正是由于这种常规性的生产劳动方式，决定了“伞棒舞”的表演队形——圆形，众人通过利用“伞”作为权威的符号，“棒”、“板”将其围圈在核心位置。这一民间艺术活动适应了鲁西地区生产劳动的生态文化环境，巩固了族群之间的结构力量，达到了族群团结的目的，是人在与运河文化、武术文化相互作用中的生存智慧之体现。
三、“板”角色的舞蹈形态与运河文化的互动关系
板由枣木制作而成，外形类似于扁担，以扁、平为主要特征，在“伞棒舞”表演中，“板”角色一般由1人组成，在原地同时击打两只板子发出脆耳的声音。
根据“伞棒舞”的起源进行推测，板由“梁某”手中的“扁担”折断而成。扁担是在运河文化的影响下，搬运工利用扁担搬运货物，在枯燥的生态环境下，搬运工为了增添生活的乐趣，将手中的工具作为娱乐的器具，是适应当下社会环境的生存智慧之表现。
结语
文化生态学研究者黄正泉认为：“语言符号是社会——文化生态的道体，人——文化——语言符号的和谐就是文化生态的和谐，文化生态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运河伞棒舞”以人的肢体动作为载体，通过上身向前倾、膝盖弯曲的典型性舞蹈形态，来自于并高于运河生产方式，通过人与运河文化及运河文化与武术文化、水神信仰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运河文化生态的和谐场面，是当地居民适应运河文化的生存智慧，隐喻了谦卑、吃苦耐劳的运河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
[1]《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东卷》
[2]王杰文：《仪式、歌舞与文化展演——陕北·晋西的“伞头秧歌”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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