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洪珊
中共巫溪县委党校 405803
19大报告中讲，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适合中国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政党制度，因此它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
总书记用了三个“新就新在”、“三个有效避免”来概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优势。
一是，我们这个政党是具有广泛代表的优势。我们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的根本利益。民主党派都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一把头发就是有他它代表的群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这种民主，我们这种政党制度，不是仅仅反映在选举时候的作用，在日常政治生活当中也有多方的建言献策，所以这是具有广泛代表的优势。
二是，我们克服了一党制多党制的弊端。一党制容易一党独大，缺乏监督。我们这是政党制度，除了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合作，八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一个基本职能，民主监督，避免了一党制一党独大缺乏监督的弊端；同时克服了多党制，多党恶性竞争，互相倾轧，造成时局不稳。合和文化滋养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没哪个党派说是为了竞争执政地位才和中国共产党合作。避免了一党制和多党制的弊端。
三是，对推动决策科学民主的优势。总书记讲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在政党制度当有很多细化的制度安排，比方说在人大，在政协，在政府当中，都会有意识地安排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为什么安排这样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使得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发挥他们的作用，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
沿着总书记的三个新就新在和三个有效避免，我从三个维度来进行阐述。
一是，利益代表最大化。
“利益代表”是政党政治的核心。一个政党制度对人民利益的代表性越广、实现利益的功能越强，优势就越大。
一党制自称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权力缺乏监督，没有“众意”表达机制，很容易蜕变为代表少数人利益的特权阶层。
西方国家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执政党想以“广泛的代表性”来获得社会的普遍支持。但现实中，西方政党必须首先对自己的利益集团、对自己的“票田”负责。因此，“代表的广泛性”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当政党“利益代表”偏失时，民众也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如巴西的部分农民发动的“无地农民运动”，对代表下层群众利益的劳工党带来一定的冲击。2004年，印度上演了一出“薯头打败鼠标”政治活报剧，把忽视农民利益的印度人民党赶下台。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可以实现利益代表最大化。
首先从群众基础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组织；其次从经济基础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经济基础上保证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公约数；最后从民主基础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和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人民政协，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协通过协商民主制度把不同界别的“众意”表达出来，人大把不同的“众意”综合起来，变成国家意志即“公意”，最终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二是，党际关系和谐化。
有人把西方的政党制度比作“打橄榄球”，必须在竞争中把对方压倒。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制度设计，原初是为了实现权力分立和制衡。但在实际运行中，多党制衡演变为多党掣肘，“三权”分立演变为“三权”对立。党际关系就成了竞争和对立关系。
而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大合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唱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旋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团结合作为整合方式，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新型党际关系样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合作共事，民主协商，共存共荣。是一种相向而行、和谐的党际关系。
正是有了这样和谐的党际关系，疫情防控总体战中，民主党派始终与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疫情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出向疫情宣战的动员部署，随及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各民主党派第一时间做出响应，主动协同，自动配合行动。发动捐款20.8亿多元，捐物38.9亿多，派出医护人员6万余名，报送抗击疫情相关建议3600余篇。多党派合作，无党派人士和人民参与才共同创下了十天十夜就建成了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15天建成了1600张床位的雷神山医院，短短60天时间，基本控制了疫情在国内的扩散势头的人类与传染病斗争史上的奇迹。
而此时的西方国家， 疫情爆发与选举民主高度的捆绑，失业风险与感染风险同时交织，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难抉择。隔离措施与自由人权相互的冲突，与中国全国上下一盘棋，同心协力同抗疫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和谐的党际关系有利于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同于西方多党执政恶性竞争对抗和对立的党际关系。
三是，治理效能高效化。
一个政党制度的好坏在于是否能实现良政善治。科学、民主的决策是良政善治的先决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利益多样化的格局。为保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需要最广泛、最充分的民主协商，让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有地可诉、有法可解、有策可行。这就需要一系列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意见交流机制来保证科学民主的决策。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大到三峡水利枢纽、高速铁路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系列世界超级工程，难到事关人民福祉的脱贫攻坚、生命健康的抗击疫情，小到“设立女性地铁车厢”能够高效解决，靠的就是协商民主能实现科学民主决策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意见交流机制搭载上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直通车”，事无巨细的意见和建议，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高效率解决了很多大事和难事。
事实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把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力量发挥出来，能凝聚成磅礴伟力。抗击疫情如此，决战脱贫攻坚如此，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