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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看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

发表时间：2020/11/9 来源：《文化研究》2020年7月上作者：肖红进

[导读] 梁漱溟以“意欲”作为文化论述的切入点，由对待“意欲”方式的选择而形成不同的生活路向、生成不同的文化形态，建构了其独特的文化理论体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肖红进

摘要：梁漱溟以“意欲”作为文化论述的切入点，由对待“意欲”方式的选择而形成不同的生活路向、生成不同的文化形态，建构了其独特的文化理论体系。他秉持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提出“世界文化三大路向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从宏观的理论视野比较了中国、西方、印度三大文化体系，于西潮涌动之际探寻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文化个性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反思其说，不仅有利于理解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曲折展开的历程，而且有助于预判中国文化的未来及其价值。
关键词：梁漱溟意欲中西文化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现代性的入侵使中西之间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冲突日益加剧。尤其是辛亥革命后，中国不断失败的命运促逼着国人对于中西文明的讨论与反思由器物和制度层面，进一步深入到文化层面。中国传统文化因国家民族的危机而成为众矢之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步履维艰，日益陷入困境.怎样使中国文化的发展摆脱困境，适应时代潮流，便成为中国思想界主要的问题意识。
        “五四”时期因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中西文化之争(实质是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已然成为近现代中国思想界激烈争论的核心。当时，中西文化的论争主要存在着三种派别：一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西化派”；二是主张回归传统的“国故派”；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派”。“西化派”与“国故派”在中西文化的争论上主要是就孰优孰劣的层面展开，两派各持一端，都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和极端性。作为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梁漱溟,秉持文化守成主义的立场，一方面拒斥西化派的极端主张，认为文化是一综合的整体，通盘的西化不仅要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且要输入西方的伦理思想，这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是难以实现的。另一方面他也否定了“国故派”的顽固立场，认为其只是“陈旧古董”，无法也无能与西方文化相互拮抗[1]22。同时，针对当时的调和折衷派的主张，他认为那“只能算是迷离含混的希望，而非明白确切的论断”[1]21。他主张另辟蹊径，由对“意欲”的态度作为根本切入点，提出了“三大文化路向说”等体系性的文化理论，并力图从这一理论体系出发，来观照中西文化，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
        一、梁漱溟的文化观
        面对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梁漱溟和当时其他思想家一样，对中国文化的处境充满深切的忧虑。他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绪论里，针对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里的扩张状况指出，西方化是全球性的趋势，不但欧美如此，东方各国亦是如此，以致于西方化已然全面深入中国的精神、社会、物质等诸多方面.面对“西风压倒东风”的残酷事实，“将中国化根本打倒”便成为一种渐趋强势的论调。那么处于危机情境中的国传统文化将何去何从呢？梁漱溟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要在本位文化上有所创新，任何舍弃本位文化之根而追寻他者文化之末的作法都是值得深度反思的。而文化上的此种“返本开新”既要不固步于传统，又要对本位文化以自信、开放的心态面对，如此才能转化性地创造新文化。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要“返本开新”首先要掌握认识文化的根本方法。那么什么是文化呢？梁漱溟认为文化即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则是不断满足的意欲(Will)，也即一定范围内“事的相续”[1]32.梁漱溟由于深受柏格森生命哲学影响,直接以柏格森所言的“生命”作为其哲学的根本观念。他认为生命是整个宇宙根源，世界本只不过是生命的“绵延”，是一种生命之流，一种“永不间歇的连续的冲动”[1]86.而生活的根本在意欲，初始的生命意欲殊异则决定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与特质。由此看来，梁漱溟已把“意欲”视为文化形成的内在动因，将文化看作“人类创造的活动，意志的趋往……”[1]52因此，对于文化形态的认知，其根本不在于物质生活或社会生活,而在于考察其“意欲”的路向和对待“意欲”的态度。
        由此出发，梁漱溟提出了人生的三大问题，即人对物、人对人以及人之自身生命的问题。其分疏了人类解决人生问题的三种方法和路径，并以中、西、印文化为代表阐述“三大文化路向”之论:
        (一)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本来的路向：其特征在于汲汲于自己所奋力为之的目标，以满足自我之需要作为成功的鹄的，以改革而非维持的方式力图不断创造新生活。其文化方向始终指向未来。
        (二)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维持现状的路向：其特征在于满足于现状，不思向前进取，而求不断回望，沉湎于过往的历史而乏善于创新，终至成为“停滞的帝国”。其文化方向转向过去。
        (三)以印度文化为代表的否弃在世主义的文化路向：其特征在于悬置人生在世的种种问题，将人生之真谛寄托于来世而非此世，以“无化”的态度解决现实面临的问题。其文化的方向是虚无主义[1]61。
        由此，中国、西方、印度文化对待“意欲”态度的不同，形成其不同的文化形态与文化路向，故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质。
        二、梁漱溟论中西文化
        梁漱溟关于中西文化的论述是建立在其多元文化观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安分知足、寡欲、摄生”的特质，使得中国人“不论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满足安受，并不一定要求改造一个局面，无征服自然态度而又与自然融洽游乐”[1]72.此种特质使中国文化在关涉人生三大问题上，即无论在物我，还是人我之间，抑或是人之自身诸方面，都显现出和谐统一的特色。而对于印度文化，梁漱溟将其与中西文化相比较.否定了印度的物质文明与社会生活，指出其文化特质只在宗教一端。而西方文化相较于中印文化而言，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的特质在于，其一是科学理性的精神及其方法，另一是注重人之个性的伸张。由此，构成西方学术与社会的“特别精神”[1]49.西方文化端赖于学术与社会面向的两种精神，在物质生活方面以征服自然为人类能力之体现，在学术与社会生活方面以民主作为其主要特点。因此，在中国文化的革新问题上，梁认同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明确指出，“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1]209，主张“要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1]204，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就三种文化生成和发展的精神特征来看，梁漱溟将西方文化界定为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的文化[1]33.而此“意欲向前”的要求主要表之于科学与民主方面，不仅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特质，而且也成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所在。梁漱溟进而在比较文化的视野里，对比了中西文化的特质。
        就科学而言，西方文明建于此科学精神与方法之上，而东方文明则主要以艺术成就见长。于是，西方艺术显现出科学的光芒，而中国科学却透露出艺术的色彩。此种科学与艺术的分判，不仅表现在中西文化成就的显在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中西知识论以及方法论的层面。就民主方面而言，其认为个性的伸展与否，并非取决于个体，而是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生活是否具有民主的风气。于此而言，中西文化是有显著差异的。与此同时.梁漱溟也看到西方文化的缺点。针对西方社会的时弊，严厉地批评资本主义造成人的物质化、机械化、工具化和商业化倾向和功利主义的人生态度，抨击资本主义工业化给人带来的严重后果，进而指出西方文化的这些缺点如果得不到解决，便不可能生存发展在人类未来文化之中。在论及中国文化时，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以意欲的自为调和为其根本精神，“遇事他便随感而应，这随感而应，通是对，要于外求对，是没有的……那随感而应，就是个变化，这个变化自要得中，自要调和，所以其所应无不恰好”[1]130。因此，较之于西方人的积极向前进取，中国人则表现出安分、寡欢的一面，保持一种既无征服自然的态度而又与自然融和游乐的思想倾向，另有自己的人生路向和人生态度。故而中西文化只是路向有别而非高下有异。于是，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自然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而改造中国文化，使其“返本开新”就必须从中国文化的根基——人生态度与路向入手，如此才能复兴中国文化、造福中国人民。
        至于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即用超然出世的态度对待人生宇宙，他觉得这种态度也不失为“应付困难的一个办法，但是最违背生活本性”[1]61。因此，印度文化在物质文明以及社会生活方面不若中国与西方，只是宗教文化畸形的发展而已[1]73。在梁漱溟看来，印度文化如此非谓不能也，而是不为也。印度文化之所以未取得如西方文化的成就，原因在于他们在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后.便把心思精力都放在精神生活方面，过早走上第三路向的缘故，因而其最终成就的只是宗教和形而上学。
        由此，在中西印三大文化的比较基础上，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解决的是人类社会生存的问题，中国文化所关注的则是道德问题，而人生的终极问题即死亡问题，则只有在印度文化的体现者佛学中才能得到最后的解答。
        虽然中西文化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文化，但是在发展阶段上看，中国文化却处于高一级的阶段，因此有可能将西方文化包容在自己的体系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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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中西印三大文化就历史的文化成果而言，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都是甚为巨大的。只是就现时代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而言，则有所谓合宜与否的问题。彼时中国文化之失败，其非为逆历史潮流的“文化古董”，失却应有的价值，而是跨越历史发展的需要，未及第一条路走完，就转入第二条路，因而处处显得格格不入[1]202。中国文化“早熟”的特质固然表明中国历史的辉煌与悠久，但也造成与现时代的不合时宜而出现弱势的征候，以致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悲观主义论调。在梁漱溟看来，此种“弱势”的趋势也许还会持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就此告终，因为中国文化之大用显然不在当下。
        三、梁漱溟对中国文化前景之展望
        梁漱溟在对中、西、印三方文化进行了比较之后，尽管他认为中国的态度虽然早出而不合时宜，以致中国文化在当下处于劣势，但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却充满了乐观和自信，坚信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其强调此并非强迫他者应该接受中国文化，而是意在由当下文化发展的趋势预判未来文化的走向[1]165。他不仅运用人生“三问题”、生活“三态度”和文化“三路向”从理论上论证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且从“事实”(经济现象)、“见解”(深层心理)及“态度”(哲学思想)三方面的分析，指出这种文化的趋势是真实可见的。
        同时，为证明中国文化的复兴乃理之必然，梁漱溟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他认为中西文化本无先进、落后之别，只是发展路向不同而已。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虽然暂时以西方文化的胜利、东方文化的失败为结果，但并非表明西方文化的先进、东方文化的落后。中国文化如此恰是由于中国文化的早熟不合时宜而已。其以人生路向为喻，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中西印三大文化的发展历程。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未待走完第一路，既已中途转至第二路，于是出现早熟的征候。因此其先天性的弊端在于暖昧不明，未若西方文化那般鲜明。而世界历史的进程当此正处于第一路之际，中国文化自然是弱势。但假使世界历史发展至第二路之际，中国文化也自有其伟大价值，因此绝不以当前中国文化的弱势否定其过去以及未来的价值。印度文化亦是早熟的文化，其早熟性表现在未予走完第一路、第二路，遂直接走向第三路。就当前世界情境而言，印度文化亦无甚大价值，但是以中国文化早熟的特性而预判，待人类历史进入第三路时，印度文化之价值自会发扬广大。依此“世界文化三期说”，梁漱溟认为“现在是西洋文化的时代，下去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1]202。而继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当是印度文化复兴之时，“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1]203。
        回顾历史来考察，可以发现梁漱溟“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虽然理想地勾画了世界文化的发展模式，不免具有虚构性，但他却具体地展现了其独特的文化观。面对未来世界文化的走势，就中国文化的出路，他强调中国人应该持有三种态度：第一，改变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不能在极化意义上对待西方文化；第二，对中国本位文化应以批判的态度进行反思；第三，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一跃而成为世界文化。
        在“五四”时期思想界“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梁漱溟对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判定及其对儒学复兴情有独钟的文化保守主义价值取向，不但与当时力倡“西化”、高举反传统旗帜的各种激进主义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也“为二十世纪初以来兴起的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开辟出了新的学术思想统系”。
        四、关于梁漱溟中西文化观的几点述评
        尽管梁漱溟的文化观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中已然显露出真理的光芒，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之处，反思其说的缺失将有利于理解中国文化在近代曲折展开的历程，以期更好地预判中国文化的未来与价值。
        首先，考察梁漱溟所论述的东西文化，其所谓的西方文化主要是近代西方的文化，中国文化则主要是儒家文化，印度文化亦只是佛教文化而已。如此界定中西文化，显然不够周延与严密。加之其将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概括为“意欲向前的要求”，自是无法解释西方古希腊、中世纪的文化类型[3]。因此，胡适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曾批评梁漱溟的“三大文化路向”说,指出其以精心建构的文化模型规范异常复杂的文化现象，结果是盲人摸象，殊难获得较具说服力的结论。冯友兰也批评他，认为他的文化论没有充分史料作支持，而对未来世界文化的推测也没有根据[4]。
        其次，“三大文化路向说”与“三期重现说”在理论逻辑框架上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他针对胡适认为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有限的可能说”，从“生活的态度”出发.构建出具有空间性的世界文化“三大路向说”，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认为中西文化因其根本精神不同而彼此不可调和，避开了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在主观上反对西化派的文化一元观，而结尾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又将世界文化的发展置于一条线上，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将来”，进而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提出了“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同时根本改变其人生态度，批评地采取中国原来态度的方案，其实又是走向他所反对的文化调和。
        第三，理论论证带有主观臆想的色彩。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面向，其总体上与经济基础乃至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从这一点讲，梁漱溟的“三大文化路向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他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但对文化主观的认识却导致他忽视了文化发展的历史性和继承性。事实上，从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任何民族都同时面临着他提出的人对物、人对人、人对自身生命的三大问题。其文化图式的最大失误，乃在将“共时态”的人生三大问题截然定为三种“历时态”的人类文化演进主题，并轻易地认定西、中、印三种文化即各界文化形态的代表[2]208。事实上，所谓人类文化三路向针对的“物质世界”、“人际社会”、“精神生命”诸问题，作为人的三种需要层次，完全可以同时共存于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生活之中。对于个人，这些问题的处理或许会因具体情况而有轻重缓急之分，但对整个民族或社会的生存而言，这些问题往往是交错并迫而来的。而且在论证西方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他所列举的“事实”、“见解”、“态度”、“变迁”等都是出于自己主观愿望，并非“缘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知识界风气的观察”。正如艾恺所言：“虽然，梁漱溟相信他全面考察了最主要的西方思想家，但实际上他的‘客观的证明’只不过是对他碰巧知道的西方思想和思想家的一种最主观的诠释。”[5]
        值得肯定的是, 梁漱溟的“文化路向说”表明其秉持的是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其将人类的文化类型主要区隔为中、西、印三大系统，既强调从“文化路向”的维度对其进行多角度、多面向的分疏，又坚持文化民族性的原则，在当时日趋“西方化”的时代潮流之中，表现出追求民族文化个性的可贵倾向。他将文化的来源置于对“意欲”的态度，把对中西文化之优劣比较，以“合不合宜”来把中西文化放到平等地位上作比较，这样以“相异”代换“优劣”的文化比较观，虽具有文化相对主义倾向，但从哲学的高度，第一次将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的大系统中平等地加以比较，一分为二地对待中西文化，从而显得独特新颖。这种文化比较观可以说“打破了文化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对人们思想的禁锢，给人们比较中西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坐标”[6]。不仅于此，学术界对梁漱溟的代表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前者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后者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化争论的压轴之作”[7]。
        总之，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在理论上为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模式，其中既肯定了西方文化的价值，也不失却中国文化的地位。在这一点上为建设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既要牢牢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又要以批判性的眼光和“拿来主义”的精神吸取含纳西方文化及一切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独特魅力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也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建立真正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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