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前，季南
（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吉林省延吉市，133002）
[摘要]朝鲜文人赵显命于乾隆八年（1743年）九月出使清朝，与多位清朝文人相识并与之交流，这些资料均收录在赵显命的《归鹿集》中，有对清朝文人人物资料的详实记录，对学术问题、文学风格的探讨，对地理风物、名士大家的谈论，还有清朝文人对赵显命的赞美之情等诸多记载。篇目虽较为简短且内容繁杂，但其却是朝鲜文人与清朝文人往来密切的真实反映，也是中朝两国外交关系的缩影。通过对赵显命与清朝文人交流的整理分析，可以深入了解中朝两国文人的交往，为跨文化交流提供典范。
[关键词]赵显命；清朝文人；《归鹿集》；文人交流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赵显命(1690-1752)，字稚晦，号归鹿、鹿翁，谥号忠孝，朝鲜朝肃宗、英祖时期文人，曾于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十四年（1749年）分别以问安使、进贺兼谢恩正使的身份入清，得以与清朝文人相识。遗憾的是，赵显命第二次入清文献已亡佚，只有第一次入清文献完整保存在其《归鹿集》中，本文在对赵显命第一次入清资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其与清朝文人的学术、文学与情感交流。
一、赵显命与清朝文人交流概况
乾隆八年（1743年）清高宗第一次携母东巡至盛京沈阳祭祖，朝鲜英祖派遣右议政赵显命任问安使赴盛京面圣。《归鹿集》收录赵显命在此次使行的144天中与清朝文人孔毓贵、李培基、魏廷熙、高晅等往来的详细信息，双方具体交流时间、交流形式，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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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赵显命与清朝文人交流的具体内容
（一）探讨学术
乾隆八年（1743年）八月二十四日，赵显命于白塔铺与秀才孔毓贵相识，在孔毓贵的推介下又与其师秀才李培基相识，赵显命对心学很感兴趣，所以在与李培基笔谈时向其请教“朱子是处，伯安谬处”。李培基认为，心学虽然异于理学，有其独到之处，但若令天下学子弃朱学陆却是不可行的。心学至明朝王阳明集大成，王阳明“狭一己之才智”与朱学对立，在李培基看来，王氏心学虽在思想理论方面较朱学稍显疏漏，但不应抹灭心学思想的正确性。于是李培基将王学与朱学进行对比，得出“晦庵是中非，伯安非中是”的结论。
赵显命九月十一日与魏廷熙的笔谈中也针对理学心学进行探讨，清朝理学的嫡传弟子是陆龙棋，但赵显命对陆龙棋听闻较少，对浙江李霈霖与临川李绂听闻较多。魏廷熙为赵显命解释，李绂重修《朱子全书》，是想引朱学入心学，达到促进心学发展的作用，而浙江李霈霖只是因为家中富有，所以能聚集文人刊书刻印，心学虽有弊端，但李霈霖竟将心学视为“虚寂”，可见其没有认识到心学的真正思想，只是人云亦云，并非有真学问。
赵显命九月十一日游观太学与高晅进行笔谈，赵显命与高晅谈论课业，即太学生所学书籍，高晅回答研习朱注《四书》。赵显命进而提及李沛霖、陆龙棋、李绂三人，李沛霖因家境富有以著书闻名，陆龙棋是清朝第一理学儒臣，而李绂是“结江右王学之局的人”，虽然清朝崇尚理学，但高晅并未贬低李绂，反而以“李巨来先生”相称，还赞其“博学能文”。对此赵显命很是疑惑，赵显命认为，朱学理论性强，而陆学“四句教”的理论一直含混不清，相比来看高下立见。高晅解释，朱学陆学都是激发人对圣心、人性的思索，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以“三纲五常”为基础，陆学虽有偏颇，但与圣心、仁义并无相悖之处，陆学主张致良知，朱学主张格物致知，二者着眼点不同，目的相同，只是学陆之人要更为谨慎，以免误入禅学。赵显命提到，“圣祖皇帝表章朱子”，将《朱子全书》颁行于四海，可见朝廷以朱学为正统，所以陆王心学不可学。高晅则认为为学应该“言取诸家，折衷一是”，陆学中也有很多适用于解经的思想，应于朱注之外，博览群书，旁征博引，互参互校，以求在学问方面能够突飞猛进。赵显命虽钦佩高晅见识广博，但并未因此改变对陆学的看法，始终坚持尊朱斥陆的学术态度，认为陆学不尽人意。
如何对待理学与心学一直是中朝文人交流探讨的重要问题，朝鲜朝以儒立国，性理学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文化环境影响下文人以性理学的思想体系为价值观，即赵显命的“尊朱斥陆”思想，但同时期的清朝学术风气已经开始改变，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影响下，经世致用思想冲击理学，心学开始被文人接受，朝廷虽坚持朱学的正统地位，但一部分文人已开始在治学过程中运用心学的思维方式注释古书，以达到解经的目的，形成更为通达的学术观，即李培基、魏廷熙、高晅的“朱陆并重”思想。
（二）谈论文学
乾隆八年（1743年）八月二十六日，赵显命与孔毓贵笔谈，二人谈及在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文学状况，孔毓贵提到自己所学不过是念文章，做八股文，赵显命产生疑惑，孔毓贵解释，“先生叫念何书，即念何书，叫写何文，即写何文”，“当今之世，大家做功名而已”。赵显命问在这种科举环境下是否还有道德高洁的隐逸之士，孔毓贵回答：如今读书只是为了参加科举考取功名光耀门楣，所读所知仅限于科举内容，不再专注于个人修养。谈到此赵显命深刻感受到清朝科举制度对文学的严重限制，不过孔毓贵并没有完全被此所束缚，还保留着治学作文的初心，所以赵显命称他为“一个夫子心”。
乾隆八年（1743年）九月初五日，有秀才六七人请见赵显命，其中一人以擅诗自称，与赵显命限韵对诗，诗曰：“风风雨雨近重阳，五柳篱边菊正黄。莫教龙山看落帽，相逢何处是他乡。”只此一诗，赵显命便知此人学问浅薄，诗中“风风雨雨”句为元代张翥《清平乐》原句，“五柳”句化用陶渊明典故，“莫教”一句将苏轼“岁岁登高，年年落帽，物华依旧”、“古来谁似龙山宴”合用，“相逢”句酌改李白《客中行》“不知何处是他乡”。赵显命发问“陷袭古人，无乃未安耶？”秀才却以“即景也，何妨”解释，然而此诗的最大弊病，即赵显命所说“莫教”一句，“教”字为平声，与上联失黏，秀才则误认为“教”为仄声，赵显命以唐代金昌绪《春怨》“莫教枝上啼”联作解，秀才无话可说。秀才请以五律韵再次作诗，赵显命沉吟良久，推脱学浅识薄，题一首旧作，“朱楼十二壮金城，箕尾星分禹甸平。地辟沧溟开景运，天将长白作陪京。三陵景旺乾坤奠，九郡风和日月明。虎踞龙盘丰镐业，车书万国仰蓬瀛。”此诗以星象起篇，境界浑融，清新流畅，韵律和谐，对仗工整，与秀才的七绝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赵显命极深的汉诗功底。
乾隆八年（1743年）九月初九日，赵显命与秀才魏廷熙谈论诗学理念。魏廷熙提倡诗法唐人，认为科举八股文相对单一的内容及刻板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扼杀了文学的艺术活力，严重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造成诗坛萎靡不振的局面。面对这些诗坛亟待解决的问题，魏廷熙认为应该学习明前后七子诗风，即“取法唐人”。而赵显命认为各代自有各代独特的艺术特点及创作风格，“今人之不能为唐，犹唐之不能为汉魏，汉魏之不能为《三百篇》也”，应当状情摹态，细心刻画，寄寓真实的生活感受，创作使人回味无穷的诗篇，不应拘泥于拟古，过度的拟古难免会产生生搬硬套蹈袭的篇章，这样的作品没有生命力可言。魏廷熙对赵显命的诗学态度深表钦佩。赵显命还求请魏廷熙为《金刚山图》作序，文以司马迁遍览山川作《史记》、羊祜游观名胜有感政治开篇，感叹古人性情学术大多得益于山水，这即是后人躬行游历的原因，文中记录魏廷熙在游历的过程中偶遇同在保安寺的朝鲜朝使臣赵显命，并借寺外风景抒情，道出写文原因，即铭记此相合、相契、知仁、知乐的异国友人。《金刚山图叙》所写内容依次铺开，衔接自然，有条不紊，将魏廷熙的文学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得到赵显命的赞扬。
从赵显命与清朝文人的交流中可以看出赵显命通达的文学思想，主张效法古代诸家，学古对象的选取比魏廷熙更为宽广，不局限于唐宋，反对单纯复古的模拟之举，而不是针对取法古人的做法，强调自身道德修养，在正心弭欲的基础上讲求文学之道，将道德修养贯穿到文章中，可以说在重视文以明道这方面，赵显命与孔毓贵有相似之处。在对待八股文的态度上，赵显命与清朝文人的观点是一致的，承认这一特殊文体对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将文学限制为刻板而僵化的说教，严重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这些都深刻切中八股文的弊病。
（三）交流情感
赵显命在1743年入清后与多位清朝文人结下深厚友谊，孔毓贵与赵显命第二次笔谈时，请得赵显命笔迹，于是赵显命赠五言绝句一首：“屋上乌犹爱，矧其后嗣贤。欲知继述善，归读子思编。”诗中以“后嗣贤”形容孔毓贵，他的渊博学识高尚品格，不失贤者风范，不愧为孔圣后裔，赵显命亦激励后人“归读子思编”，德才兼备的基础是对儒家经典的熟练掌握，难掩对孔毓贵浓浓的赞美之情。
乾隆帝于十月初二日回京，赵显命率朝鲜使臣送皇帝至盛京西门外后回到保安寺，准备翌日启程归国，孔毓贵至保安寺与赵显命告别。孔毓贵是圣人之后，但长期与商侩杂居，虽然学识出众，却因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不被其他学子认可。赵显命认为工商皆本，没有歧视贬低孔毓贵，反而与他以知己相称，所以孔毓贵此次与赵显命告别时二人“流涕汍澜”，依依不舍，赵显命作《赠别孔秀才毓贵》：“此地重逢曾不分，他时相见岂无缘。浮云方事悲歌起，蓟树天低落日悬。”[ ]字里行间透露出离别时的悲凉，“他时相见岂无缘”，朋友间不在乎空间的远近而讲求心灵上的契合，表达了知己情深天涯咫尺之感。
赵显命与魏廷熙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人共同探讨学术、文学等问题。魏廷熙钦佩赵显命的才华，视其为知己，还请赵显命题诗，赵显命题五言绝句一首：“道学千年丧，文章八股非。请看四郊牧，日夕牛羊归。”该诗含括二人笔谈的内容，并运用王维《渭川田家》“穷巷牛羊归”的典故，在文坛风气日下的基础上描绘了一幅怡然自乐的画面，映衬出二人悠然的心境。
赵显命与太学教授高晅笔谈临别时，将纸扇、笔墨、清心丸等赠送给高晅，并作诗两首。其一“闻子河南士，河南程氏乡。塚中如可作，试为问朱王。”该诗以精炼语言概括二人笔谈的理学心学内容。其二名为《太学》：“中原兴废总悠悠，独立苍茫古柏愁。礼乐吾东箕圣国，当时夫子欲乘桴。”该诗也是对二人笔谈内容的精妙总结，从中原的礼乐兴废着手抒情，感慨二人共同预见的文化衰落。赵显命以朝鲜“小中华”视角对清朝满族政权统治下的日益衰落的汉文化表示惋惜，借用孔子“乘桴浮于海”[ ]，道出赵显命与高晅在情感上的共鸣，即对汉文化衰落的失望和哀伤。
三、赵显命与清朝文人交流的意义
赵显命以异域视角在其《归鹿集》中详细记录了与他交流的每一位清朝文人，为人物资料的补遗提供新素材。孔毓贵、高晅等清朝文人因官位低微，所以没有可查可考的传记资料，正是由于对赵显命《归鹿集》的梳理，这些文人的资料才得以浮现。如秀才孔毓贵，《归鹿集》中两次提及其由山东迁至沈阳，与商侩杂居。赵显命虽未直接提及太学教授高晅的家世，但通过笔谈可知其父应是朝中重臣，九月十三日赵显命与高晅笔谈过程中，赵显命询问乾隆八年（1743年）旱灾情况，因赈灾官员保密，高晅对受灾范围、人数一无所知，但十三日晚高晅宴请赵显命一行时，高父竟能详细说出山东、山西、河南各县受灾情况，甚至达到“人相食”，可以断定高父地位显赫。但笔谈是记录双方跨文化交流的形式，不能集中形成完整的人物传记，只能对人物资料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赵显命《归鹿集》也有对清朝统治时期文化政策的真实记录，八月二十七日李培基、孔毓贵、陈、费等秀才与赵显命笔谈的过程中，清朝甲兵突然闯入，抓走李培基等人，幸有朝鲜书状官金尚迪赶去调解，才将李培基等人放回，“个个面色如土，战栗失魂”，甚至陈、费二秀才不敢再接近朝鲜使臣，匆匆逃回各自住处。赵显命于此事后评点“积威所压可知，良足怜也”，可见清朝统治者对文人的管制颇多。因此事只是赵显命与清朝文人交流过程中的一件小事，所以赵显命没有花费大量篇幅描写，但其以旁观者角度记录此事，足以证明有清以来的严苛文化政策，为后世研究者提供材料。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赵显命与清朝文人交流的整理与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朝文人的交流具有开放性、自由性，两国文人常在交流中赠诗、赠文、赠物，其具体内容繁杂，涵盖文化、政治等多方面，趋向多元化。赵显命与清朝文人的密切往来反映出十八世纪中朝两国文人的友好关系，这种自发形成的外交方式弥补了政治方面交往的不足，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为当今学者研究中朝文人广泛而深入的交往提供资料，同时也为跨文化交流提供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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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cholar Zhao Xianming in Korea and the scholar in Qing dynasty
CHEN Qian，JI Nan
作者简介：陈前（1995--），女，汉族，吉林省双辽市人，就读于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方向：中、韩（朝）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
季南（1980--），女，汉族，吉林省白城市人，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中、韩（朝）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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