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鹏
四川民族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汉1742汉语 四川康定 626001
摘 要：以王保长为主人公的四川方言话剧《抓壮丁》生动的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四川农村的现实生活，深刻的揭露了官、绅、兵、匪的丑恶行径，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征兵政策带给人民深重的灾难。本文从文学典型着手，运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理论对《抓壮丁》中的王保长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侧重分析了典型人物在剧中是怎样塑造的。以此更好的认识人物形象，把握作品主题，更好的了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话剧中所呈现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王保长 抓壮丁 典型人物 典型环境 塑造手法
四川方言话剧《抓壮丁》，讲的是旧社会的乡镇保甲长王保长一心想借征兵捞上一笔，当他带着潘驼背伪装的兵蛋子去李老栓家讨要利钱时，却被省城归来的李老栓的大儿子大娃子率全家打了一顿，大娃子拿出由蒋介石所签发的一纸委任状，便同大家共商抓壮丁(抓壮丁在当时被称为“估拉壮丁”[1],新中国成立之后多被称为“抓壮丁”或“拉壮丁”。)相关事宜。与此同时，华蓥山游击队下山，被抓的壮丁们趁机暴动，打下山来……。如今，四川方言话剧《抓壮丁》家喻户晓、经久不衰，一次又一次的被搬上了话剧的舞台。这一方言话剧，塑造了一个个滑稽人物，尤以王保长这一角色最为突出，王保长以一种典型的滑稽人物形象贯穿话剧的始终，并将各个阶层的人物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处处凸显出反面主人公滑稽可笑、丑态可掬的形象。其以讥讽诙谐的言行推动情节的发展，使我们在嘻哈的观影的同时对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和精神内涵进行深入的挖掘，从而引起我们的再思考。
渭南师范大学的朱成华在《影视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名为“从方言喜剧《抓壮丁》看电影的幽默讽刺艺术”的论文,从幽默诙谐而又爽利泼辣的四川方言的角度进行了论述[2]；唐思敏在《观云听泉》上发表的一篇名为“老戏与新戏--从四川方言话剧《抓壮丁》说开去”的论文，探讨了《抓壮丁》的历史作用和艺术意义[3]。经笔者查阅资料发现，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虽然有很多人发表关于典型中的典型人物的论文和期刊，也有很多人撰写了与《抓壮丁》相关的论文及期刊，但是运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理论来分析《抓壮丁》的论文专著和期刊却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角度深入探讨四川方言话剧《抓壮丁》。
一、典型环境中与典型人物
（一）典型人物
从语义来讲，典型泛指具有代表性的人与事；从文学角度来看，典型指文学作品塑造的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文学现象。这个文学现象既可以指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也可以指典型事件和典型场景等。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中可以列举出多个典型，未曾限定于某一固定的对象，而往往这多个典型中，其最核心的便是典型人物。不仅如此，文学典型也要具有特征性，所谓“特征”，就是“组成本质的那些个别标志”是“艺术形象中个别细节把所要表现的内容突出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妥帖性”。[4]所谓特征性就是指他的外在形象要具有具体、生动、独特性，而他外在形象所反映的内在本质又要深刻且丰富。[5]因此，特征性成为了文学典型的重要属性之一，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人物”之所以成为“典型人物”，是因为它能够充分的调动人物形象的特征性，如：语言的特征性、外貌特征性、性格特征性等，从而进一步凸显典型人物的典型性，这使得典型人物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和艺术魅力。通常情况下，对比和类比手法涉及同一对象的不同方面，或不同对象的不同方面，也就是说运用这种艺术手法进行某一人物的塑造上往往非止一端，而是各个对应，形成某种逻辑关系，从而更好地对某一人物形象进行塑造。因此，为了更好的唤醒典型人物的艺术魅力，作者通常会采用类比和对比的艺术手法。从马克思主义典型观中又可以看出，凡是在文学史上可以称为典型的文学形象，都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6]
（二）典型环境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提出了“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7]所谓典型环境，指文学作品中所涉及的环境既要具备故事发生的特定的历史时代的本质特征，也要具备人物活动范围内的具象环境。与一般性的环境不同的是，典型环境要高度浓缩的反映与之对应的对象，且其在文本中是独一无二的关系，而这也是“环境”之所以为“典型环境”，区别于其他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文学作品中，典型环境既可以是大的时代背景下的剪影也可以是作者通过艺术手法创造出来的一个看似与现实关系不大的环境，但此二者总是无法脱离现实环境，都是现实环境的反射，此即为典型环境。
（三）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
在文学作品中，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物都必须典型，且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典型环境推动着典型人物的性格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典型环境也以典型人物的存在而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典型人物反作用于典型环境，典型环境所展现出来的社会本质需要通过典型人物的活动展现出来，失去了典型人物，典型环境最终将走向形存而实亡的局面，失去其存在的实际意义和形成的可能性。
二、《抓壮丁》中典型人物王保长的塑造
典型人物是在典型环境之中形成的，作者在对王保长这一角色进行刻画时，充分地调动了语言的特征性、外貌的特征性和性格的特征性。
（一）《抓壮丁》充分调动了人物语言的特征性
剧中人物的语言尤其是王保长这一人物的语言极具特征性。话剧是以对话为主的戏剧形式，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形式，所以其区别于其他的文学作品，以对话为主，这就使得其本身具备了比其他文学作品更加强烈的语言形式。《抓壮丁》作为四川方言话剧，其通过方言进一步调动语言的特征性，其中塑造的所有人物角色的语言都是讲的四川方言，极具地方特色的方言，使该话剧在四川范围内广泛传播，具有地方特色的四川方言给人以亲和接地气的感觉，而王保长的话语又极具地方特色，一口地道的方言时不时夹杂着蹩脚的官腔，极具幽默诙谐之态。不仅如此，剧中大量的使用俗语和歇后语，多以王保长的嘴讲出来，如：“你是狗坐箢篼--不识抬举”，“抬轿子的不忙，我坐轿子的忙？”，“石头上钉钉子--硬斗硬”等。
（二）《抓壮丁》充分调动了人物外貌的特征性
剧中人物的外貌尤其是王保长这一人物的外貌极具特征性，其主要体现为其衣着之中。剧中人物设计上，多个人物都是一板一眼的，而王保长在剧中出现了一次换装，第一幕中，他身着青麻长衫大褂外加黑色小背心，头戴黑色小贝帽，第二幕同第一幕，第三幕身着黑色中山装，头戴黑色牛仔帽，脚上着一黑色布鞋。从其着装来看，这三幕的着装直接交代了了他作为保长的身份地位，也体现了他中饱私囊，恶意搜刮钱财来胡吃海用。而第三幕中的穿着将他衬托得尤为典型，排除那个时代的具体生存状况以外，一席中山装下顶着黑色布鞋，作者将略显华丽的衣着的王保长置身于粗布麻衣的劳苦大众身边，这使得王保长这一人物形象与与广大的人民群众格格不入而又略显突兀，而这直观的体现出了他的滑稽与丑态形象，这也使他在众多人物角色中一下子凸显出来，具有极强的特征性和典型性。
（三）《抓壮丁》充分调动了人物性格的特征性
剧中运用类比和对比的艺术手法描摹正反面角色来对王保长这一典型人物进行刻画，这使王保长的性格极具特征性。从《抓壮丁》中王保长与同一阵营的李老栓一家和卢队长以及不同阵营的姜国富等人的语言对话和态度上，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出王保长的媚上欺下、贪图私立、阴险狡诈的滑稽形象，且使得王保长这一人物形象愈发的丰富饱满。
1.《抓壮丁》通过运用对比的艺术手法来描摹剧中唯一的正面角色
姜国富作为《抓壮丁》中唯一的正面角色，他代表着穷苦的社会底层劳动人民，而王保长代表着乡镇一级的保甲长。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二者之关系实为当时国民党政府与穷苦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关系，王保长这一类人以“抓壮丁”之名行法外之事，压榨下层劳动人民、中饱私囊，使抓壮丁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抓壮丁名单上有李老栓家二娃子的名字，李老栓又出了钱，所以王保长将姜国富的儿子抓来顶包，姜国富为了家里的“顶梁柱”，“铺盖棉絮、锅碗瓢盆都当绝了，才换来一千块去救他儿子一条命。”可却到了李老栓家，李老栓不仅没帮他，反倒把他带来的肉、月饼坑了去，钱也被搜刮得一干二净，姜国富作为穷苦的下层劳动人民，但凡是还能见到星星点点的希望，终是不会放弃的。而后，蒋国富拖着一家老小去求王保长情，在第二幕中，姜国富凄苦的说：“我如今是襟襟片片、坛坛罐罐儿都当绝了，实在是没得门路了！...我出了钱，你们还是把我儿子抓去了。”王保长假惺惺的说：“哪个抓你家的独子？那是不合兵役法的，我帮你清一下。”从以上的语言对话中，既直接的反映了王保长的贪财和对下层劳苦大众冷漠的人物形象，也在极写姜国富的凄惨和希望的一次一次的落空直至走向绝望，而王保长就是使造成姜国富死亡的主要助推手。作者运用强烈的对比手法，将姜国富的凄惨境况与王保长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这两种人物形象之间的反差中来进一步突出王保长这一角色，反向刻画出王保长这一典型的滑稽人物形象。
2.《抓壮丁》通过运用类比的艺术手法来描摹剧中的反面角色
《抓壮丁》运用类比手法描摹同一阵营的人物形象，从而进一步凸显了王保长这一典型的滑稽人物形象。在《抓壮丁》中，我们不仅可以从王保长这一角色本身语言、性格进行人物的定性，还可以通过与之相关联的不同阶层的人物的语言、对话、行为之中来窥测王保长这一人物角色的设定。以下将摘取卢队长、李老栓、三嫂子、潘驼背、大娃子的部分对话和语言进行简单的阐释。第一幕中，李老栓妻如是讲：“信那什么王麻子的话。”李老栓如是道：“那个王麻子是要钱不要命的嘛，你叫我这么‘空脚亮手’的怎么去求情嘛？”王保长在与李老栓商讨中也说：“我看这个事很便宜嘛，你家的事还不好办。只要出几个钱就是咯！”李老栓妻说：“闹你妈半天还是要出钱咯！”王保长答到：“抽壮丁不出钱嗦，我当了三年保长，从来没听说过抽壮丁不要钱的...”从以上对话和他人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王保长贪财、自私、靠不住。在第一幕中，王保长与李老栓讨价还价，以近乎幽默的方式体现出了王保长的势利，而当他心心念念的三嫂子前来以一种近乎妖娆缠绵的语调同他说到：“帮忙帮到底，送佛送西天。”王保长：“嘿嘿...三嫂子说到哪里去了啊，只要你三嫂子...这么一说嘛，好嘛，李老栓，就一千，拿钱来。”后面当大娃子将信件寄回，李老栓一家因不识字，托他读信，信封一开，一张汇票掉了出来，然而他不仅将汇票的两千块昧掉，还任意篡改信件内容，假托大娃子在成都府重病需汇去两千元，当李老栓正犯愁时，他故作咳嗽，李妻上前借钱，王保长又加两千元利息，体现了他的奸诈可鄙。当卢队长走后，王保长对卢队长骂道：“日你的妈，老鹰吃麻雀。”体现了他两面三刀的性格。王保长贪财好色、奸诈、势利、欺软怕硬、两面三刀的性格，在这些个平淡朴实的语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他与姜国富、三嫂子、李老栓正面交锋的情节中，王保长觊觎人妻已久，好色之心初现苗头并最终迸发出来，这直接体现了作为保长的他想要将榨干一切可以榨干的东西，而不仅仅是量化的金钱还有欲望的渴求，而他所要榨干利益的对象也不仅仅是下层劳苦大众还包括小资地主阶级，凡所利益可求皆可将身碾压。
三、《抓壮丁》中典型环境的塑造
（一）时代背景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公告西迁重庆，四川自此逐渐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从华北抗战开始，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遭到重创，我军伤亡5000余人，在忻口战役、娘子关会战中，我军共有27万人参战，阵亡30700人，伤46000人，淞沪会战死伤约30万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川军即有十几个师开赴前线。[8]蒋介石十分重视四川战略地位，说：“（四川）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特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谓各省之冠。因此四川同胞对于国家民族兴旺成灭的责任非常之重大。”[9]因时下国民政府已经迁址重庆，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人口较多，距离省府较近，又鉴于前线急需兵员补充，为适应战时非常时期的需要，紧急征募壮丁，补充前线这一担子便落在了四川的肩上。这便是作者创作《抓壮丁》的历史背景，剧中的故事和生活便是笼罩在这张充满阴霾的大网之下的。
（二）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是典型环境的一个分支，即：剧中典型人物所生存的具体环境，是处于大的时代背景之下的，同样的，剧中的人物是不能与之相剥离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抓壮丁》中总共分为三幕，第一幕发生地点为李老栓家，第二幕发生地点为烟管和村口，第三幕发生地点为李老栓家。所以，总体来说，其场景地点的变换比较少且单调，因为话剧是采用一个舞台通过幕布的开合以及舞台上的道具的变换来区分场景的更迭，而这就自然而然的就要求剧中其所涉及的场景地点要具有特征性，这也就使得剧中所涉及的舞台场景的显现及变换本身就具有典型性。
王保长等人活动的地点为李老栓家、村口和烟馆，其中又以李老栓家为主要的场景。开幕从李老栓家开始，结尾以李老栓家结束，场景上形成首尾呼应。且《抓壮丁》中以李老栓家为中心场景并进行场景的转换与显现。且剧中的几个场景形成对比，从而揭示了当时凡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被抓壮丁所笼罩的地区，尤其是四川，无论是以像李老栓一家为代表的中产阶级还是以姜国富为代表的劳苦大众都不同程度的深受着苦难。
《抓壮丁》中的生活场景刻画中，运用了多组对比，使得剧中具象的生活环境更加的真实且典型。如：李老栓家的殷实富足与姜国富家的破败形成对比，李老栓家神龛菩萨和村口土地庙形成对比，李老栓家的殷实与村口农田大山的荒芜形成对比。在第二幕中，李老栓一个人吃饭还一壶小酒就三个小菜，当他抄完姜国富家回家看到三嫂子正在用猪油喂猫，便问道：“咋个用猪油喂猫？”三嫂子答：“其他的它不吃。”，在那个时代人都吃不饱尚且有猪肉喂猫。全剧中凡是出现李老栓家，都可以看到，岸上的香火从未间断，然而村口的土地庙却无意向或，若是细细看，会发现小庙里连土地神都没有。在第二幕中，通过村头的场景可以清晰的看到本是秋收的季节，大大小小的农田却无人耕种，本该林木茂盛的山林也光秃秃。通过这几组场景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国统区下被抓壮丁所笼罩的地方，尤其是像剧中一样的四川广大农村，像李老栓一样的地主过着安逸殷实而又奢靡的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却深受其荼害。
四、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
（一）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1.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
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的现实基础，没有了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也将失去活力和生机，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依据。王保长作为一方保甲长，是由“抓壮丁”这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和其具体生活环境共同作用形成的。正是因为上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军兵员损失巨大，面临严峻的兵员形势。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紧急募集壮丁，补充前线，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且与时下的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又是连襟，所以“抓壮丁”迅速在四川省各大城市、乡镇蔓延开来，如火如荼的进行。时下，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地方迅速蔓延着抓壮丁的灰霾，人民也陷入水生火热之中。而一般各乡镇的抓壮丁的工作由地方保甲长来负责，所以才造就了王保长这一类人，才使得他钻了政府的空子，为了钱财和一己私利，与地主老财狼狈为奸，对下层劳苦大众进行无休止的盘剥和惨无人道的迫害。同样，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王保长所生活的环境中又充斥着许多像李老栓、卢队长、潘驼背这样的人，他们在利益和金钱的驱使下便成了一丘之貉。而卢队长所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却是：“衙门深似海，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世道...衙门的人都是官官相卫。”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更何况王保长自身也是污浊、丑陋不堪。这使得其中的人物形象饱满又充满生机，也使剧中人物的设定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的依据，所以，在大的社会背景和具体的生活环境的双重影响下，将王保长这一角色浸染的尤为典型。
2典型人物又反作用于典型环境
另一方面，典型环境又以典型人物存在而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典型人物又反作用于典型环境。在《抓壮丁》中，王保长这一角色又反作用于典型环境，正是王保长这一群人的思想状态、精神面貌，才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蒙受灾祸。姜国富被活活逼死，王兴发、三老表和姜国富的儿子所代表的下层劳动人民被逼上华蓥山当土匪，从而造成流民不断、土匪横生的局面，使得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一直处于社会最底端而又无力还击的状态，使得整个生活环境下的百姓们在几经反抗无果后而变得麻木，部分人形成了“一时被欺压一时爽，一直被欺压一直爽”的自贱意识，从而形成了剥削被剥削的死循环。这使当时的“抓壮丁”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也日渐低落、消沉、麻木。
总之，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四川方言话剧《抓壮丁》悄无声息的揭示了人物性格的时代、阶级原因，使我们更好的把握了作品的主题。作者在塑造王保长这一人物角色时，没有将其与典型的阶级关系、时代背景割裂开来，相反，作者在塑造王保长这一人物角色时，总是围绕着当时错综复杂而又 具体的现实社会这一大的背景，塑造一个个鲜明生动而又形象的人物，来揭示人物角色形成的本质原因。较好的凸显了其对人物塑造的影响，在王保长这一角色的塑造上，并非单单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展开，而是从其人物设定的大潮流中缓缓流露出来的。我们知道剧中王保长相纠缠的人物主要为卢队长、李老栓、潘驼背、姜国富、三嫂子。当我们在讪笑王保长狡诈、两面三刀、贪财好色和欺软怕硬的人物性格及精神面貌时，也使得我们厘清了这种性格、角色定位的时代背景和阶级根源，写出了在国民党统治下实施的“抓壮丁”政策所带来的苦难和对原本朴实的劳动人民精神上的摧残，原本质朴无华又充满人情味的乡村大地在这种阶级关系的缠绕下变得日益浑浊。
结论
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关系的总和。”[10]只有把人物放在典型的环境之中进行刻画，才能够充分的揭示其人物性格形成的社会本质，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四川方言话剧《抓壮丁》将“抓壮丁”时期形形色色的人物串联起来并挥洒在话剧的各个角落，而作者在整部话剧的建构和人物塑造上立足于现实而又不拘泥于现实，运用了类比与对比的艺术手法对王保长这一主人公形象进行反复刻画和深度挖掘，最终成功的塑造了王保长这一典型人物形象，这使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话剧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且较为准确的把握作品主题，更好的了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话剧中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刻画，从而让我们较为深层次的感知《抓壮丁》中所蕴含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君彦：《估拉壮丁》，《新新新闻》，1938年1月第八版.
[2]朱成华：从方言喜剧《抓壮丁》看电影的幽默讽刺艺术.《电影评介》，影视评论版块,2011-09-23.
[3]唐敏：老戏与新意--从四川方言话剧《抓壮丁》说开去，《四川戏剧》，2000-07-30.
[4][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页.
[5]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版，第四编第231页.
[6]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版，第四编第232页-23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61页-463页.
[8]孙跃中：《抓壮丁的历史探析》《文史杂志》，2007-07-05.
[9]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民国前一年至二十五年）.台北四川文献出版社，民国 63年 （1974年）版，第5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页，总5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