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杨
长春大学
【摘要】这是一个比较文学和文化的新时代，在这多元化文化时代，随着“一带一路”的宏伟战略提出，中国文化乃至以它为中心的东方文化正在向世界各地辐射，预示着世界将迎来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时代。“汉籍之路”自古以来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源流与脉络。而汉籍的东传至朝鲜半岛等许多国家，特别是新罗时期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不仅汲取中国从文化到文学的精华，效仿并建立了与中国相类似的各种制度，说其是“中国化”的新罗不足为过。尤其是对汉诗创作影响最大。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基本局限于对某部典籍、某一时期的文学、作家等宏观研究，因此我们将以《东文选》收录的新罗汉诗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微观研究，具体考证新罗汉诗的具体创作和发展以及与中国文学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
【关键词】汉籍之路；《东文选》；新罗汉诗；中国文学；
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古代东北亚文化大背景下，中国文化也迅速被传播到朝鲜半岛并被接受和模仿。而最直接的媒介也是起了特殊作用的就是汉字的东渐、典籍以及宗教思想的传播。古代韩国最初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都是借用汉文字进行书写。《箕雅序》中就曾提到“箕封而后，我东始知文字”[ (韩)南龙翼编,赵季校注.箕雅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1.]。汉字传到韩国的具体时间虽然不容易确认，但以考古学的研究在内的各种研究结果和各种文化现象证明，公元前后时期汉字已经传到了韩国。有些学者主张汉字是和“明刀钱”等战国时期的金属器具一道传到韩国的[ 张哲俊.东亚比较文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0.]，在朝鲜半岛内出土的文物和其他种种迹象看，这种主张是有根据的。从古朝鲜和中原的关系来看，以及后经箕子和卫满朝鲜，汉字在韩国扎下了根，开始影响了人们的文字生活。到了汉武帝时期在朝鲜半岛设立的所谓的“汉四郡”以及它的解体，可能促进了汉字在韩国的传播。到了五世纪前后，人们广泛使用汉字和汉文，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如高句丽的广开土王碑的碑文、新罗24代真兴王（在位540到—576年）的巡狩碑的铭文（新罗真兴王立的这种巡狩碑已经发现的有四个，分别位于首尔市和京畿道高阳市间的北汉山、庆尚南道北部昌宁郡、咸镜南道咸兴郡黄草岭、咸镜北道利原郡等地方；百济武宁王陵志石（这个王陵位于忠清南道公州，碑文是用优雅的南朝风写成，529年立的。）这些都说明他们当时都使用了流利的汉字和汉文，并成为主要书写手段和书写方式，维系了他们的文字生活。[ 王杨.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D],2020:24.]随着汉字的东渐和被广泛的使用和《五经》、《汉书》、《三国志》、《文选》、《孝经》、《春秋》、《大藏经》、《金光明经》等经部、史部、集部、佛教等十六类，共计1358种典籍的东传，以及儒释道思想等中国文化的输入与传播都为汉文学的产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也为新罗汉诗的产生和发展带来了推动作用。
新罗前韩国古老的诗歌有收录在《古今注》中的《公无渡河歌》、琉璃王的《黄鸟歌》、乙支文德的《与隋将于仲文诗》、定法师的《咏孤石》、新罗真德女王德《太平颂》等四言体、五言体诗歌。虽然汉诗的规模不可小觑，但是简单以
抒情诗《黄鸟歌》的诗文为例，即“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这是一首四言诗，利用叠词“翩翩”和“雄雄”来渲染琉璃王悲痛的情绪。值得称赞的是琉璃王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了《诗经》中独特的艺术表现“赋、比、兴”中的比兴手法，将自己和“黄鸟”相比，看到翩翩起舞的成双成对的黄鸟自由地飞翔，那么愉快，那么幸福，更加衬托出孤单而悲伤的自己，因为黄鸟而更加思念自己含恨而离宫出走的爱妃雉姬，进而抒发对爱妃的怀念之情与离别之痛。虽然情感表露得倒真真切切，但是过于平淡，没有更深的新意。又如真德女王奉献给唐高宗德一首汉诗《太平颂》的诗文为例，即：“大唐开鸿业,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继百王。统天崇雨施,理物体含章。深仁谐日月,抚运迈时康。幡旗既赫赫,钰鼓何煌煌。外夷违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风凝幽显,遇迩竞呈祥。四时和玉烛,七曜巡万方。维岳降宰辅,维帝任忠良。三五咸一德，昭我皇家唐。”[ (韩)徐居正.东文选·卷四[M].首尔:庆熙出版社影印李佑成家藏本,1966:127.]整首诗歌虽然气势雄浑，但是从审美角度来看不足以见汉诗本身的流彩华章之美，更很难看出中国文化之精粹。随着新罗不断的派留学生、僧侣、使臣入唐，他们与中国文人、僧侣之间频繁交流，主动学习模仿汉诗的精髓，也为汉诗的真正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上表即可看出到了新罗末期汉诗不仅在数量上明显增多，而且题材也呈多样化，这些都是由大批入唐新生代作家们扭转了汉诗以往平淡期，特别是被誉为“东国儒宗”和”东国文学之祖“的美誉的崔致远可谓是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他的诗歌中透露着傲岸不羁、潇洒浪漫、空灵飘逸、忧思深沉的唐代诗人们的影子。无论是羁旅思乡的情愁如《秋日再经盱眙县寄李长官》和《秋夜雨中》等；还是托物言志的情思如《途中作》、《泛海》、《野烧》等；或是寄情于景的唯美如《留别女道士》、《双女坟》等；亦或是托古讽今的情怀如《蜀葵花》、《寓兴》等，他都能巧用中国典故、妙用唐诗意象使他的诗歌虚实相生、意境深邃，为在韩国确立汉文学的崇高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有崔承佑的经典诗歌如《献新除中书李舍人》，诗文如下：“五色仙毫入紫薇，好将新业助雍熙。玄卿石上长批诏，林府枝间已作诗。银烛剪花红滴滴，铜台输刻漏迟迟。自从子寿登庸后，继得清风更有谁。”[ (韩)徐居正.东文选·卷四[M].首尔:庆熙出版社影印李佑成家藏本，1966.]，整首诗不仅善于用典，更灵活运用叠字“滴滴”和“迟迟”使汉诗的节奏更加铿锵有力，以提高诗歌的艺术力，使整首诗更加形象生动，进而深化诗人情感。同样使用叠字的还有七言律诗《别》:“人越游秦恨转生，每回伤别问长亭。三尊绿酒应须醉，一典丹唇且待听。南浦片帆风飒飒，东门驱马草青青。不唯儿女多心绪，亦到离筵尽涕零。”[ (韩)徐居正.东文选·卷四[M].首尔:庆熙出版社影印李佑成家藏本，1966.]中的“飒飒”、“青青”也同样有助于诗歌音韵和谐、情景交融。他的汉诗要么抒情、要么咏史，灵活运用中国的历史人物和典故抒发情感，充分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亦有著名学者、诗人崔匡裕，他是韩国庆州人，和崔匡裕等新罗新生代作家们一起被称为“新罗十贤”。虽然现存仅十首七言律诗，但篇篇都有独特的魅力。如在唐朝学习和生活期间所作的《长安春日有感》、《郊居呈知己》、《细雨》、《鹭鸶》、《商山路作》等都表现出异国他乡的艰辛和悠悠的思乡之情，还有在求学和仕途之路不断失败之后，看破红尘的那种追求回归大自然的隐逸生活。亦有孝恭王时期的留学派朴仁范，他的七言律诗《早秋书情》：“古槐花落早蝉鸣，却忆前年此日程。千绪旅愁因感起，几茎霜发为贫生。堪知折桂心还畅，直到逢秋梦不惊。每念受恩恩更重，欲将酬德觉身轻。”[ (韩)徐居正.东文选·卷四[M].首尔:庆熙出版社影印李佑成家藏本，1966.]诗中灵活运用“落”、“鸣”、“折”、“惊”等动词更能突出“孤”的主题，使得思乡之情更加形象而生动，体现了诗人“逐句炼字”的功夫。又如七言律诗《泾州龙朔寺阁兼东云栖上人》：“翬飞仙阁在青冥，月殿笙歌历历听。灯撼萤光明鸟道，梯回虹影到巌扄。人随流水何时尽，竹带寒山万古青。试问是非空色理，百年愁醉坐来醒。”[ (韩)徐居正.东文选·卷四[M].首尔:庆熙出版社影印李佑成家藏本，1966.
]诗人通过由远及近的手法，首先将镜头推到远处“仙阁”，然后转换镜头，将静止的景物转向动态“笙歌”。再逐渐将镜头拉近看朦胧的“灯光”、“鸟道”、“虹影”，视线逐渐清晰“流水”、“寒山”都映入眼帘......运用典型的中国诗歌中善用的写景手法，充分渲染了“寒”、“冷”气氛，使得全诗层次分明，更能抒发诗人的深情。还有新罗时期著名的文人、政治家朴仁范，他的十篇七言律诗无论是思想流派还是写作手法也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主题也丰富多彩，有怀古诗如《马嵬怀古》、《泾州龙朔寺阁兼柬云栖上人》、《九成宫怀古》等，也有表达依恋与不舍得送别诗如《送俨上人归乾竺国》等，亦有借用中国典故来提高整体诗歌艺术表现力的有《上殷员外》、《上冯员外》、《赠田校书》等。
纵观新罗高丽转型期的汉诗，整体以诗风流派为蓝图，通过对其代表作家的汉诗结合中国文学的精粹进行系统研究即可发现，在崇文兴学的政策引导下，韩国汉诗逐渐以铺锦列绣初唐诗风流向清丽豪逸盛唐风，这一流派主要代表诗人为崔承老、崔冲、郭舆、朴寅亮、郑知常等。崔承老、崔冲、郭舆所创作的汉诗以歌功颂德、娱情遣兴、吟赏风月为内容,注重辞藻的堆砌、艺术技巧的雕琢,其诗歌的题材意蕴、格调气度及审美趣味类似于初唐宫廷诗风。除了这三位诗人，文宗时期的重要诗人朴寅亮，其汉诗迥异于浮华雕琢的主流诗风，寄情于山水，不乏质朴清新之作。仁宗、毅宗时期出现了以郑知常为主要代表的清丽、豪逸之美兼具的盛唐风,他像杜甫及一些中晚唐诗人一样善用拗体,韵格豪逸,他也善于学习借鉴和扬弃王维描写山水之技巧,其写景抒怀诗充满诗情画意,别具一番清丽风貌。?与郑知常诗名齐于一时的金富轼受中国文化，尤其是受“中唐至宋”文学的影响，其汉诗形成了朴实无华的闲游抒怀诗风，有声有色的山水诗风，豪迈的规谏劝讽的咏怀诗风。他在闲游抒怀诗创作中，主要以田园山水为写作背景，惯用以景推情，富有层次感，画面生动逼真显示出和谐的韵律与虚静阔远的美。在诗歌创作过程中他还注意色彩、色调、光线与动静衬托的手法，使得诗歌明丽如画，清新自然。他的规谏劝讽诗中的宫体诗还受到李白的影响，诗歌铿锵有力，气势磅礴。同时他还有“慕苏”情怀，受苏轼“理趣为主”的影响，追求“寓情于景”的审美的意境。随着宋诗学的输入高丽汉诗逐渐振兴一种质朴而有气力的新诗风。倡导这种新诗学的代表作家林椿、崔兹、李仁老等，随后整体诗风逐渐兼容整合为唐宋诗风，李奎报的诗歌描绘出赋予人灵感、气机的“文之气脉”，古今吟唱的豪迈诗歌。
综上所述，在汉籍东传与接受的背景下，整体考察集新罗高丽历史转型期的汉诗，特别是崔致远、崔承祐、崔匡裕、朴仁范等人的汉诗创作情况，可以发现韩国历代文人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偏爱，也折射出中国文化对韩国的深远影响。这些韩国汉诗体裁多样，不仅有四言体的，还有五言体的，也出现了七言古诗和七言新体诗,其体裁的前后顺序和诗体也和中国一样。而且汉诗的艺术风格各不相同，同时反映出汉籍在东传过程中流传和接受的一些情况，韩国诗人在创作汉诗过程中，提高了运用汉语的能力以及掌握汉诗韵律的水平，激活诗中属于中国文学的精神基因，也给古代的朝野的文化生活和文字生活给予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用“汉籍之路”来描述古代亚洲的中外文化交流也有其必要性。以古代东亚汉籍东传至新罗高丽历史转型期为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古代中韩文化交流的源流与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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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项目《汉籍的东传与新罗汉诗之研究》”（编号：JJKH20191227SK）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