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威 杨邺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医院 四川成都 610300
【摘要】目的：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普通病区医护人员的负性情绪，提出应对方式。方法 采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中文精简版（DASS-C21）,对我院263名普通病区医护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我院普通病区医护人员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焦虑、抑郁、压力负性情绪。结论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我院普通病区医护人员普遍存在焦虑、抑郁、压力等负性情绪，负性情绪的产生不仅危害医护人员身心健康，同时影响医疗护理质量，应及早给予相应的干预措施。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负性情绪
自2019年12月湖北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来，疫情在全国迅速蔓延。该病发生突然，传播迅速，随着一场举国上下共同抗击疫情的战斗打响，医院首当其冲地成为了这场战争的阵地最前沿。医院的工作重心转移至抗疫工作，关注重点聚焦到一线如发热门诊、发热观察室、隔离病房等直接与疑似病人或确诊病人的医护人员，较少关注普通科室医护人员工作状况及心理状况。我院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防控体系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员诊疗流程，然而因疫情不断进展导致出现肺炎二代、三代病例，结合我院防控工作开展实际情况/防护物资紧缺现状，普通病区一线医护人员难免会担心在防护措施未达到所需级别的情况下接诊症状不典型或无任何症状但处于潜伏期的患者。据报道/研究[1]有患者潜伏期长达24天，部分有流行病学史无呼吸系统症状或有不典型症状但无明显疫区旅居史的患者进入普通病区收治，在开展常规医疗救治的同时，普通病区医护人员承受了更大的感染风险和心理压力，导致负性情绪的产生。负性情绪（negative emotions）包括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状态[2]。有研究表明，负性情绪会使员工在工作中产生反向行为，降低创造力及工作满意度，破坏团队合作[3]。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2日，选取我院普通病区从事一线临床工作的264名医护人员作为受试对象。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全职在编/聘用医护人员；②在我院工作时间≥1年；③所有受试对象均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未参与临床医疗、护理工作（如行政、后勤等岗位医生、护士等）②休假的医护人员。剔除不合格问卷1份，收集到合格问卷263份,合格率99.62%。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并经过相关专家审定，包括科室、职称、性别、年龄、婚育状况、担心是否会将病毒带回家、担心该病目前无特效药、担心抵抗力下降让病毒有机可乘、防护用品匮乏、上班工作强度大等。（2）抑郁焦虑压力量表中文精简版（Chinese Short Version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DASS-C21）[4]:由Lovibond等人于1995年编制的抑郁-焦虑-压力量表（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DASS）是一套用于评定成人抑郁-焦虑-压力状况的自评量表，由于该表具有简单易行、新颖独特、操作快速等特点使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进行研究与应用[5]。该量表包括抑郁、焦虑、压力3个分量表，合计21个条目，采用0～3四级评分方式(“0”代表“一点不符合”，“1”代表“部分符合”，“2”代表“大部分符合”，“3”代表“非常符合”)，每个分量表的7项得分之和乘以2为该分量表得分，得分范围为0-42分，按照得分情况分为正常（0~9分）、轻度（10~15分）、中度（16~25分）、重度（26~33分）和极重度（34~42分）五个等级，得分越高，代表负性情绪症状越严重。已有多篇文献[6-7]针对中国大陆大于18岁居民、大学生、临床硕士、临床护理人员等人群进行DASS-C21量表信效度评价，研究发现该量表在所测试人群中信度效度良好。聂雪晴等[8]研究结果显示该量表分半信度为 0.915，各分量表与总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43－0.943之间，各维度的相关系数在0.81－0.851之间，该量表中文精简版在护理人员中的具备良好的适用性，值得推广，故本研究直接采用该量表进行数据收集。
1.2.2 资料收集方法 通过问卷星发放各科室工作群，受调查者单独填写问卷，研究者通过问卷星后台收集数据并导出到Excel。
1.2.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调查结果均为计数资料，描述性统计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疫情期间普通病区医护人员焦虑抑郁压力的现状 研究结果显示，我院普通病区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焦虑、抑郁、压力负性情绪，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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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同类型研究对象焦虑抑郁压力分布
不同类型研究对象焦虑抑郁压力分布如下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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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疫情期间普通病区医护人员负性情绪来源分析 （可用表格呈现更清晰明了）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普通病区医护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均担心存在感染风险。负性情绪来源前五位具体如下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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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详细:应针对不同的结果提出不同的应对措施，并与已有文献作对比以支持该观点···）
2020年1月27日，国家卫健委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9],足以证明心理干预尤其重要，曾有研究表明：在突发灾难面前，心理症状为医患同病[10]，负性情绪会使员工在工作中产生反向行为，降低创造力及工作满意度，破坏团队合作[11]，影响医疗护理质量。因此本文通过对疫情期间普通病区医护人员心理情绪的分析，找到着手点，旨在有针对性的予以心理干预。
3.1疫情期间普通病区医护人员焦虑抑郁压力的现状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普通病区医护人员负性情绪状况不容乐观，根据DASS-C21量表分级可见，除了15.2%的医护人员情绪正常外，其余84.8%的医护人员皆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和压力：其中轻度70人（26.6%）、中度60人（22.8%）、重度54人（20.5%）、极重度39人（14.8%）。这与姚磊等人研究报道相符[12]。分析来看：2019年年末，武汉地区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此次疫情的发生，医护工作者不仅要承担来自疫情现场的工作压力，面临可能会感染病毒的风险、治疗中各种位置的情况，而且还要面对可能会治疗失败，受到来自患方的质疑，再加上超负荷的工作压力等，因此会产生担忧、恐惧、紧张、压力等各种不良情绪。
3.2不同类型研究对象焦虑抑郁压力分布
（1）护理人员极重度不良情绪比例16.9%较医生4.0%显著提高，分析可能与医护专业差异有关，医生基于传染病的专业角度对于传染疾病认识要比护士更深刻，更容易理解疾病的传染途径以及正确防护、疾病病死率等，较护理人员更能全面、客观的认识疾病，因此不良情绪程度较轻；而护理人员由于受到专业程度限制，对传染病的认识不足，易受到舆论影响，再加上与日俱增的工作量，因此不良情绪严重。
（2）从职称分布上来看，高级职称极重度不良情绪者占7.1%，相较初级和中级职称医护人员均低，分析原因可能是高级职称医护人员其知识面愈加广泛，对疾病的认知度更甚、理解度更高，所以受到不良情绪的干扰较小。
（3）年龄方面，年龄低于25岁的医护人员情绪正常比例3.4%较其他年龄段都低，而年龄45岁以上的医护人员极重不良情绪占比5.9%较其他年龄段均少，在王欣格[13]的研究报道中也有相似论述，分析原因可能由于年龄较低的医护人员面对这样特殊的工作环境并不久，甚至是第一次面对，他们尚未积攒足够的临床经验来面对疫情，如果做不好工作会倍感自责、压抑，承受力较低；而年龄高的医护人员因已经有长时间的临床工作经验积累，见多了大风大浪，甚至有些医护人员已经经历过非典时期的抗疫，对此次疫情的爆发有良好的应对状态。
（4）在婚姻情况方面，可见已婚未育的医护人员情绪正常比较低、仅有5.3%，而在离异的医护人员群体中，并无极重度不良情绪发生，对此分析可能是对于已婚未育的医护人员来说，其同时年龄尚小、入职时间不久，对未来充满着期待，相应的在面对传染病疫情时就会顾虑重重，而对于离异者而言，相对牵挂较少，因此更能坦然面对疫情。
3.3分析疫情期间普通病区医护人员负性情绪来源
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表示普通病区医护人员其负性情绪的产生可简要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担心感染病毒及传染至家人；暴露于高风险工作环境中，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医患关系紧张,社会赋予医护人员的道德感和荣誉感使其在执业过程中感到精神压力大。
3.4心理干预建议
1.强化对普通病区医护人员该疾病相关知识及传染病知识培训力度。
2.做好普通病区医护人员诊疗过程中对应防护级别防护保障，改善其工作环境，制定合理的工作流程，避免高强度工作，实行弹性排班，条件允许情况下尽可能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
3.开通心理援助热线电话，定期开通心理门诊咨询，减轻医务人员心理应激反应，研究表明：电话心理咨询不失为一种简便、实用、迅速和有效的心理社会干预措施之一[14]。
4.理解和支持普通病区医护人员，并关注其生活、学习及心理需求。
5.关注家中有子女及老弱亲人、处于特殊时期（比如孕期、哺乳期）的医护人员，此部分人群有更多的家庭责任、义务和牵挂，他们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容易产生负性应激。针对担心诊疗过程中接触了疑似病人的医护人员，医院可根据实际情况为其提供住所，减轻他们对可能感染家人而产生的心理压力，缓解其后顾之忧，消除或减少负性应激的发生。
6.发挥社会支持的重要作用，社会支持是心理干预中的核心内容，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在维护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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