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RS和新型冠状肺炎的多方面对比看基层应急防控能力的整体提升

发表时间:2020/11/16   来源:《中国医学人文》2020年21期   作者:王秀兰 孙顺增
[导读] SARS和新型冠状肺炎是近20年来被列为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十分广泛的两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经历了这两次疫情防控
        王秀兰   孙顺增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 威海 264400

        SARS和新型冠状肺炎是近20年来被列为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十分广泛的两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经历了这两次疫情防控的基层疫情防控工作人员能够从多方面见证当前基层整体应急防控能力的全面大幅度提升。
        一、SARS和新型冠状肺炎病原体、传播途径及人群易感性的对比
        首先,新型冠状肺炎和非典两者在病原体的异同点,新型冠状肺炎是由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引起,而非典型肺炎是由于感染SARS冠状病毒所引起,两者都归属于一大类病毒,但二者感染的病毒种类不同,同源但不同属,SARS称之为急性重症呼吸综合征,而本次新型冠状肺炎为β属的新型冠状病毒。其次两者的传播途径相似,新型冠状肺炎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传播途径是经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也可以通过接触进行传播,易感人群是普遍易感的,儿童以及婴幼儿也有发病,老年人以及有基础疾病患者感染后病情比较重。再者,两者都是通过与患者近距离接触,吸入患者咳出的含有病毒颗粒的飞沫而被感染为传播的最主要途径,均具有人群的普遍易感性。从传染病防控管理方面两者都属于乙类传染病,并且都是按照甲类传染病进行管理。
        上述几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SARS和新型冠状肺炎的防控措施具有其相似性和可比性。
        二、新型冠状肺炎的认知和提升防控级别窗口期明显缩短
        非典”自2002年11月在我国内地出现病例并开始大范围流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2年11月至2003年3月,疫情主要发生在粤港两地;2003年3月以后,疫情向全国扩散,其中尤以北京为烈,直到2003年4月8日才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广泛重视。这方面存在疫情初期认知不足,防控错施不到位,导致贻误疫情控制的最佳时机。
        新型冠状病毒是从2019年年底被发现的,由于武汉的病毒性肺炎而被发现。在2020年1月12日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1月20日,国家卫健委正式发布2020年第1号文件,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2020年1月23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高度重视,与SARS相比较新型冠状肺炎的认知和提升防控级别窗口期明显缩短。


三、基础卫生防疫设施设备及实验室能力建设大幅提升
        自2003年SARS得到成功防控以来,基础卫生防疫设施设备及实验室能力建设得到逐步改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地方财政部门有针对性的加强相关投入,尤其是在2020年5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出台了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聚焦新冠肺炎疫情暴露的公共卫生特别是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短板,调整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提高平战结合能力,强化中西医结合,深入实施爱国卫生运动,集中力量加强能力建设,补齐短板弱项,构筑起保护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有力屏障。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现代化建设中明确规定县级疾控中心重点提升疫情发现和现场处置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设备配置,满足现场检验检测、流行病学调查、应急处置等需要。同时参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查缺补漏、填平补齐,合理确定建设项目和建设规模。
四、防控指挥系统组织健全、机制职责完善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统筹国际、国内疫情发展趋势,紧跟疫情发展趋势和节奏,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短期内建立了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由当地政府牵头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做到及时高效地上传下达各种规范性文件及各类工作方案,包括第一时间督导推行国家最新版本的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知识手册、
新冠消毒剂使用指南、新冠肺炎核酸采样规范化流程等。作到了指令清晰、条块畅达、执行有力,精准解决各种疫情第一线问题。加强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调度、对接和实施。进一步建立健全重大疫情应对预案体系和定期演练机制,提高了各项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五、构筑了更加坚实的保障措施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迅速打响了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经过艰苦努力,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但此次疫情防控也暴露出,我国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仍然存在不少能力短板和体制机制问题。为了既满足“战时”快速反应、集中救治和物资保障需要,又能够充分考虑“平时”职责任务和运行成本,推动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发展,国家层面上相继出台了多项有针对性的保障措施,坚持防治协同发展。着眼疾控机构、传染病医院、综合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整合协同,促进资源梯次配置、开放共享,实现预防和医疗协同发展。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能力培训,县区级疾控中心建设完成了达到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
明确落实主体责任,规定各省级政府要切实承担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设施建设主体责任,要在设施选址、建设材料、施工队伍、设备购置、医护人员队伍配置等方面,全方位支持相关项目建设。要抓好防治力量区域统筹,根据国家相关要求,及时向疾控中心、医疗机构和第三方检测机构下放检测确诊权限,增强地方防控救治力量,发挥好相关设施设备作用。
六、大数据划时代的全面科学共享工作
        这次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大力推行全面、详细、快捷的信息共享工作,尤其在大数据的共享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为疫情的快速高效应对作出了突出贡献。在这方面基层工作人员和群众感受尤为深刻。如共享密接人员详细信息包括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出行轨迹等,为后续开展密接人员协查追踪流调、采样、消毒等防控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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