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甜
广州商学院
摘要：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迎来了倡导男女平等的西学，却在短短五年后开始颁布实施一系列以家父长制为核心的确立男性主导地位的法令。在家父长制度之下，女性的家庭、社会地位急转直下，沦为户主的附属品，失去了对婚姻、职业等的选择权。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成长的夏目漱石创作了真实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长篇小说《行人》，再现了当时日本女性的生活之苦。笔者通过介绍家父长制的形成背景，结合分析作品中出现的典型女性角色，总结家父长制度给日本女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巨大痛苦。
关键词：家父长制；《行人》；夏目漱石；日本女性
一、夏目漱石与《行人》创作背景
夏目漱石出生之时正逢明治维新开始，政府为加强中央集权，颁布了多部法令。明治四年（1871），《户籍法》颁布，规定全社会构建以户主为核心的一户一主制家庭。户主一般由父亲（父死则长子继承）担任，掌握家中至高的权利。家庭成员（包括佣人）的出生死亡、寄养领养、结婚离婚都必须经由户主汇报给上一级管理组织，家庭财产均归户主支配。此后颁行的《皇国民法暂行规则》、《左院民法草案》等法案进一步确认了户主的申告职责，保障了户主对家庭成员的控制权。户籍法之下，户主即成为家庭中的君主，合法地统治着其他家庭成员。户主离世时，拥有家督继承权的直系长子即成为新的户主，长子之外的其他子女无权继承家中任何财产。至此，以户主（父亲、长兄或丈夫）为核心的家父长制形成，女性在这一制度中完全被附属化，成为依附于男性的存在。
明治初期受维新运动影响，西方男女平等思想传入日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接受男女平等的观念。但到了明治中期，受多部法律影响，男尊女卑思想再次抬头。政治方面，日本皇室及华族女性的继承权被剥夺，普通女性的参政权也被明治二十三年（1890）颁布的《集会及政社法》褫夺。在生活方面，《教育敕语》规定：夫妻双方应和睦共处，妻子需服从并辅佐丈夫，全力做好孩子的教育工作。换言之，贤妻良母是为女性的第一准则。在女子教育方面，明治十二年（1879）及三十二年分别颁布了教育令及《高等女学校令》。教育令规定应建立专门的男校和女校，让男女学生分开就学，而《高等女学校令》则规定女校的必修科目需围绕培养贞淑女性这一目标来展开。这种教育模式更加强化了家父长制的权威，使女性从思想上认同男尊女卑的合理性。
在此种背景下创作出的《行人》及其生动地展示了日本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出现的各个女性角色无一例外的都是无条件服从户主、失去精神自由的可悲角色。
二、家父长制度下的女性之苦
2.1 婚姻不自由
家父长制控制下的日本女性是没有自由选择结婚对象的权力的，《行人》中的女佣“阿贞”即是鲜活的例子。在第一章中，来到大阪与朋友汇合的“我”受父母委托跟阿贞的未来丈夫佐野见了一次面，通过一顿饭的功夫了解了一下这个熟人介绍的陌生人。去信向母亲简单描述了一下此人的外貌，“我”在确认收信人信息时这样想到：
“在封上信封时，有种终于完成任务了的感觉。但一想到就凭这一封信可能就决定
了阿贞的命运，我又对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 夏目漱石：『行人』，新潮社刊，大正四年，ｐ25]
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我”对自己轻易完成考察任务感到羞愧，但却无力改变现状。在此之后，迎来了“我”母亲与兄嫂的大阪之行。三人来大阪的主要目的是旅行，为女佣考察未来丈夫只是顺手之举，因而，一家四口在和佐野的又一顿饭中完成了这个可能影响阿贞一生的决定。
“我”们一家人回到东京之后，对于未来的婚姻惴惴难安的女佣阿贞多次试图向“我”们询问，但或许是因为身份地位的差别，她一直没敢开口。最终按耐不住内心不安的阿贞选择了向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阿重倾诉，借阿重之口向家督继承人一郎打听未来丈夫佐野的情况。但得到的回答是：“戴着金边眼镜、天庭饱满……”和“结婚之后人更容易堕落，所以一定要小心”。对于这段未知的婚姻，本就寝食难安的阿贞，在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不久之后，带着惶恐与无奈，阿贞跟随佐野离开东京前往大阪开始了她的婚姻生活。
从始至终阿贞都不曾参与自己婚姻的决定过程，从丈夫的人选到结婚的日期皆由户主（二郎的父亲，文中出现频率较小）决定，作为主人公的阿贞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别无他选。
2.2 婚后之苦
遵循父母的安排和一个“合适”的男人结婚，开始一段完全未知的新生活。从今往后数十年的幸与不幸，全都掌握在了那个不太熟识的男人手中。如果夫妇和睦日子尚且过得去，如果关系不睦，对女性而言即为苦炼。《行人》中有多位可怜的妻子，这里以“我”的嫂子阿直为例进行探讨。
阿直是一位接受过一定新式文化教育的女性，文中虽未明确描写她的文化程度如何、都受到过何种教育，但参考当时的女性教育环境，应不出贤妻良母教育的范围。阿直性格沉稳，但在与“我”相处时会比较活泼，经常会问东问西，对周围的人事充满好奇。但她的这一特性在丈夫一郎面前却无法展现，因为一郎性格孤高、比较自我。
和朋友在一起时表现地绅士又大度的一郎，在妻子阿直面前却是一个自我又阴晴不定的角色。即便如此，阿直依旧尽职尽责地照顾着家中包括女佣在内的8名家庭成员，她会仔细料理好丈夫、女儿的衣食生活，小心翼翼地听从婆婆的训诫，默默忍受家中除“我”和女儿芳江之外所有人的冷脸相待。在丈夫、婆婆、小姑子面前，阿直是一个冷漠无情、对丈夫毫不关心的“劣质妻子”，婆婆会忍不住劝诫：“你要对一郎更热情一些”，小姑子也会不时地冒出讥讽之言。对于这些，阿直只能勉强挤出笑容轻声应承。其实阿直并不冷漠，在“我”看来：
“阿直不是个温暖的人，但是，只要对方给予温暖，她是会因此改变的。她虽不是
生来就爱撒娇的人，但采取合适的方法的话，她也会变得非常惹人怜爱。”[ 夏目漱石；『行人』；新潮社刊 大正四年；ｐ105]
可惜的是，阿直的丈夫并未发现她的这种可爱，反而一直苛责她对自己的不热情，甚至将她与“我”的轻松相处视为妻子的“不伦”，变本加厉地怀疑阿直。在请求“我”试探阿直的贞操被拒之后，又经历了暴风雨夜“我”与阿直独处一晚的冲击，一郎对阿直的怀疑更胜从前，古怪的脾气也随之频发。“我”因为忍受不了家里的这种压抑尴尬逃离出来，开始独自生活，阿直却无处可逃。文中没有具体描写“我”离家之后阿直的生活，但从一郎的精神疾病日益严重，以致母亲来向“我”求助这一点来看，阿直的日子应属水深火热。
2.3 工作之苦
明治中后期的女性大多无业，她们从小被教养成淑女贤妻，婚前圈养在家，婚后更是被禁锢在家。但她们中也有一些例外，就是像文中的妓女“小姑娘”一般的存在。她们家境贫寒，父母将她们送去工作赚取微薄的收入，但体面的工作都被男性占领，作为附属品的女性只能从事妓女之类的底层工作。
“小姑娘”出现在《行人》的第一章当中，她和“我”的朋友三泽都因严重的胃病住院治疗，而“我”就在多次探望友人的过程中知道了这个“小姑娘”的存在。她年轻漂亮，是医院里的护士们嫉妒的对象，她名义上是供职的那家店老鸨的义女，实则只是个可怜的赚钱工具。店里把她捧成了当家台柱，她也以此为傲不加节制地接待客人、陪客人喝酒。身体上的病痛她都咬牙忍受，坚持带着笑脸去迎合客人，因为贫穷的父母还指望她拿钱回家。就这样，只短短数年光景，她的身体被彻底拖垮，无法进食加上不停地呕吐咯血让她最终不得不被送进了医院。无法再为店里卖命的她生活条件一落千丈，原本在店里对她毕恭毕敬的女仆此时也换了副面孔，在医院冰冷的病房中对她横加斥责。“小姑娘”的情况非常糟糕，但因为没有了收入来源，无法承担医疗费用的她被亲生父母接回了乡下老家。书中虽然没有直接写明“小姑娘”的结局，但她的结局读者们也都心知肚明。
“我”和“我”的朋友三泽都被“小姑娘”的美貌深深吸引，但碍于知识分子的清高，连直接去“小姑娘”的病房探望都不敢，生怕遭人嘲笑。旁敲侧击地从护士护工口中打听“小姑娘”的情况，得到的却也尽是些轻蔑不屑的言语。由此可见，当时的女性不仅工作选择有限，从事的只有一些令人瞧不起的工作，生理和精神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三、总结
在家父长制之下，女性的一生都禁锢在户主的手中。结婚之前，她们接受以成为“贤妻良母”为主旨的女性教育，为未来的相夫教子做准备，或遵循户主要求从事部分底层工作，为家庭提供生活来源。到了十六、七岁，可能会被户主安排嫁给一个自己从没见过的男人，从一个户主到另一个户主，被掌控的生活无缝衔接。之后便是禁闭家中侍奉丈夫公婆、教养子女，度过后半生。家父长制的存在，剥夺了女性对工作、婚姻、家庭的选择权，确立了男性控制女性的合理性，成为了女性生活困苦的根源。
参考文献
[1]夏目漱石.《行人》，新潮社刊，1915.
[2]陈莹.试析夏目漱石作品《行人》中的女性形象——拥有多重面孔的阿直，赤子；2016.
[3]王晓雪.离愁渐远渐无穷:夏目漱石《行人》中“行人”意象探析，大众文艺，2020.
[4]郭晓丽.行而不知归——论夏目漱石的《行人》，日语教育与日本学，2014.
[5]李红蕾.《行人》之中难以逃避的“自我”困境，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