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长铭
国防大学 北京 100000
（一）中亚国家面临的诸多国家治理问题。
目前，中亚五国中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已先后完成了政权的平稳交接，并且新的政府已经展开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反腐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中亚政治局势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政府执政能力不足、民生问题突出、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加之外部势力介入，一段时间内，中亚发生“颜色革命”的条件仍然存在。
1.政局存在不确定性。当前中亚国家政治总体稳定，但风险犹存。一是老人政治。中亚部分国家领导人执政时间已经超过20年， 2016年，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卡里莫夫突然去世，享年78岁，已任总统25年。2019年初，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职，当时79岁，已任总统28年，至今仍以安全委员会主席身份主导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二是权利世袭化倾向。中亚五国除吉尔吉斯斯坦实行议会共和制之外，其余实行总统制，总统的权利很大。其中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通过修改宪法，允许总统无限连任。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让其女儿接任参议院议长。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将宪法中关于总统候选人年龄条件改为30岁，被外界认为是其准备让位给87年出生的儿子。这种加强总统权力并世袭化的做法无疑会进一步造成政治体制僵化，容易引起国内政治和社会失序；三是维护政权稳定的能力不够强。2015年3月，伊斯兰复兴党在塔吉克斯坦议会选举中没有席位，然后被塔政权压制，政治影响力受到削弱，伊斯兰复兴党在未来有可能结合外部力量进行抵抗，产生更激烈的冲突，使得塔吉克斯坦政治局势充满变数。吉尔吉斯斯坦自国家独立之日起，政局始终缺乏稳定性，街头政治泛滥，暴力事件涌现。部分中亚国家政治生态未正常发育，后续权力缺少可靠政治精英[ 苏畅.中亚国家2008—2015年的政治风险.]，政治体制面临二次选择，由“总统制”向“议会制”或“总统–议会制”转变，但转变过程中的风险较高，可能出现政治集团利益分配不均，引发矛盾冲突。
2.社会民生问题突出。近年来，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诸多社会民生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一是经济疲软。在经济发展最好的哈萨克斯坦，2019年2月，总统因对政府工作不满签署了解散政府的总统令。根本原因是，自2014年以来，受国际能源价格下跌及俄罗斯经济危机的连带影响，哈经济增长乏力，社会问题开始激化，比如2018年花滑名将丹尼斯之死和2019年初发生在首都的一所临时房屋起火导致一家5名子女丧生事件，引起社会不小震动。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两国社会公共基础设施陈旧，医疗和教育投入严重跟不上时代发展，教师数量存在大量缺口，并且教师待遇差、水平低，导致许多贫困家庭选择把孩子送到宗教学校上学。有时候宗教甚至代替政府，直接提供社会服务或社会公共产品，这无疑增加了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二是腐败问题突出。吉尔吉斯斯坦是世界上二十个贪腐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2008年吉尔吉斯斯坦的贪污感知指数是1.8（0为最腐化，10为最廉洁）。在发展势头良好的乌兹别克斯坦，2017年乌国也被欧洲委员会资助的商业反腐败门户网站评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Uzbekistan Corruption Report.GanIntegrity.http://www.business-anti-corruption.com/country-profiles/Uzbekistan/,June,2017]。2020年3月18日，据英国《每日星报》报道，乌兹别克斯坦前已逝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的女儿，古尔娜拉·卡里莫娃因涉嫌贪污17亿英镑（约合138亿元人民币）而被判处入狱13年。腐败问题在中亚五国比较突出，这就加深了官民矛盾，拉大了贫富差距，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边缘群体。
中亚各国政局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都会对我国经略中亚产生较大影向。
（二）中亚国家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领土争端问题
中亚民族识别和划界，是前苏联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举措。苏联时期，所谓边界不具备国界的功能，只是一级行政区域间的界线。当然，在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争议和冲突。但是，苏联解体后，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均成为独立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制度，确立了自己的主权，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原苏联时代国家间边界的性质。随着边界功能的提升和强化，一些问题——民族宗教方面的、国家安全方面的、生产生活方式方面的——重新浮出水面，而且愈发尖锐。这些问题凸显于当代，却根植于没有清理的历史旧账。
1.民族属性复杂。中亚地区现有130多个民族，很多民族跨界而居，有的民族间存在矛盾，有的同一民族不同部落间也有矛盾。中亚地区的塔吉克族是中亚最古老的原住民族，这一民族的人属于高加索白人，与其他四国人种不一样。塔吉克族的语言是东伊朗语族，与伊朗、阿富汗的一些主体民族有很近的血缘关系，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的语言则是突厥语系。四国虽然语言相近，但人种又有不同。根据资料记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主体民族是蒙古血统，而吉尔吉斯人的血统则与北方的俄罗斯人很相近。沙俄帝国占领中亚时，主要以哈萨克人对其他小民族进行镇压，也曾发生过血斗。因此，中亚地区各民族对哈萨克人和俄罗斯人始终存有仇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两大民族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可谓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随时都有可能引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组织危机”[ 雷琳 郎正文.吉尔吉斯斯坦南部面临的困境与挑战[R].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享有“中亚犹太人”之称的乌兹别克族善于做生意，在吉国独立后逐渐掌握了贸易和服务业，吉尔吉斯族则控制了国家的权利和经济命脉，有权有势。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的利益纠葛，两族积怨甚深，民族冲突时有发生。
2.边界纠纷很多。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有250多公里未勘定边界，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间有60多处争议地区，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近四分之一的边境地区未明确划分；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存在着南哈萨克斯坦州萨拉哈什的归属之争；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存在着阿拉木图、塔尔迪库州和伊塞克湖州之间的边界纠纷，而哈萨克斯坦旧都阿拉木图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就紧贴纠纷地区……不仅如此，各国之间还存在着大量飞地，集中体现于费尔干纳盆地。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是苏联1924年在中亚划界的创造物。苏联时期，中央政府是上述问题的裁决者，掩盖了所有矛盾。但苏联解体后，各国之间的边界争端缺乏权威的对话平台。各国围绕边界问题的对话收效甚微，于是大大小小的边境冲突便随之爆发，给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消极影响。2010年，吉南部爆发吉、乌两族民众大规模冲突，大批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族民众越过边界逃至乌兹别克斯坦，一度造成两国关系紧张。2014年，塔、吉两国边界地区多次发生边防军交火，塔吉克斯坦一度动用重武器，造成双方数十人受伤，边境关闭数月，贸易完全中断。2019年9月16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一个边防哨所附近，靠近塔吉克斯坦沃鲁赫飞地，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边防部队发生了冲突。吉尔吉斯方面总共有13人受到弹伤，边防部队军官穆明诺夫准尉不幸丧生，塔吉克方面称有12名公民受伤，3人死亡。
中亚各国的边境冲突，不但恶化了国家间、民族间的关系，也影响了中亚整体局势的稳定。各国边界冲突不断，管理混乱松散，极易给恐怖组织和跨国犯罪活动造成可乘之机对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和安全构成了威胁和挑战。
（三）中亚国家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际对恐怖主义打击力度的加大，中亚五国安全形势有了明显好转，特别是2017年，未发生大规模的暴恐事件；2018年，影响较大的恐怖事件也只有两起，应该说中亚安全形势较以往有了很大改观。但是后阿富汗战争时期，美军陆续撤离，使得恐怖组织有了喘息之机，恐怖主义威胁有所上升。
1.来自自身宗教极端化的威胁。近年来，中亚经济发展缓慢，社会问题重重，加之农村人口过剩，高失业率，以及教育、医疗服务的匮乏，导致极端贫困人口增多。部分信教徒不满现状，具有极端化倾向。萨拉菲、伊扎布特等极端思想在中亚都有传播。哈萨克斯坦有2~3万人信仰萨拉菲主义，他们会建立游离于社会的自我管理体制，可能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塔吉克斯坦恐怖分子阿卜杜萨马托夫，早年就开始信奉萨拉菲主义，后前往中东加入了“IS”；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现有负责在网上传播极端思想的伊扎布特恐怖分子。“乌伊运”（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伊扎布特等恐怖组织均已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另外，中亚各国均有大量的人员在中东参加“圣战”，“IS”在中东溃败后，有不少人员已返回中亚，并在当地制造暴恐活动，2018年，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有抓获从中东返回，并试图在当地制造暴恐事件的恐怖分子。今年初，乌兹别克斯坦警方在首都塔什干市和塔什干州24个地点展开突击搜查行动，抓捕了21名涉嫌与在叙利亚活动的国际恐怖组织有关联的人员，这些人组织非法集会，宣扬在叙利亚的国际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煽动民众资助并加入这些恐怖组织[新华网.乌兹别克斯坦抓捕21名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人员［EB/OL］．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0-02/27/c_1210491706.htm, 2020-02-27]。
2.来自“伊斯兰国（IS）”的威胁。2020年3月，在阿卜杜勒·阿里·马扎里忌日纪念活动期间，“伊斯兰国”又在阿富汗制造了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9人死亡，61人受伤。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表示，“过去一年里‘伊斯兰国’已经明显地开始重建和崛起，不仅在叙利亚东南部，而且在伊拉克西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曾表示，“部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越过北部边境，伪装成难民潜入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种种迹象表明，“伊斯兰国”并没有被消灭，而是以一种分散的形势继续存在，对中亚构成严峻威胁。伊斯兰极端主义恪守严格的二元划分方式，即将人的身份固化为“信士”和“不信道者”，而“不信道者”包括无神论者、多神教徒、叛教者或伪信士等，都是他们必须予以消灭的对象。“伊斯兰国”在确定首要攻击目标时，优先选择内部的敌人（即叛教者或伪信士）以及压迫穆斯林的暴君。中亚五国自建国以来都是以伊斯兰教信徒为主体的国家，在政权上实施政教分离。因此，中亚五国可以算是“伊斯兰国”首要攻击对象之一。
3.来自阿富汗境内恐怖主义的威胁。一方面边防压力增大，部分从中东溃败的“IS”恐怖分子转移到阿富汗东北部，也就是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边境地区。阿塔边界全长1340多公里，山地连绵，管控难度极大。阿土边境750多公里，土库曼斯坦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在有效应对恐怖主义渗透问题上，有些势单力薄。另一方面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问题严重，阿富汗毒品经济猖獗，塔利班和“IS”等也将贩毒作为重要经济来源。据中亚国家评估，25%的阿富汗毒品通过中亚流向俄罗斯及欧洲。毒品走私令中亚国家执法机构腐败丛生，严重降低了打击恐怖主义的效率，助长了恐怖主义犯罪，给中亚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中亚五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中国在中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随着恐怖主义在中亚的蔓延，未来发生袭击我海外基础设施、保障基地以及油气平台恐怖活动的可能性不完全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