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树磊
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第一高级中学 122300
中文摘要：一直以来，评论界对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都延续着这样的评价基调：即女主人公娜斯焦娜的悲剧命运值得同情，而她的“逃兵”丈夫安德烈则该当千夫指。他的命运结局甚至昭示世人：哪怕只要一次背叛人民，就会成为终生的叛徒。多年以后，当我们重新审视“逃兵”安德烈的命运时，一种更大的感慨油然而生。本文认为：安德烈的“逃跑”并非主动在道义上背叛人民，它原本是一次个体生命中的偶然事件；是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拒绝接受安德烈在战争中的“人性脆弱”，并最终将其被逼成俄罗斯大地的“游魂”。
关键词：偶然性 个体人格 国家意识形态
Abstract: From now, when Critics discuss Las Putin’s alive, but must remember! , they insist the tone of this evaluation: Jiao Na heroine Lady of the tragic fate is pitied, however, her husband Andre should be subject to punishment. He reveals fate of the world: Even if a betrayal, people will become lifelong traitor.
After many years, when we re-examine the fate of Andre, a greater feeling arises spontaneous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ndre’s “escape” is not a moral betrayal of the people, it is originally an accident in the individual life; it is the powerful national ideology which refuses to accept the “human vulnerability” and it will eventually be forced into the Russian earth “wandering soul.”
Keywords: Chance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 the State Ideology
一、命运的偶然性
在《活着·可要记住》中安德烈·古西科夫作为男主人公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角色。就像古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王一样，在命运的交织与纠葛中始终无法挣脱命运编织的罗网。安德烈·古西科夫本是安加拉河右岸的小屯子阿塔曼诺夫卡村的农民，他仪表堂堂而又机灵。在战争来临以前他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经过战争的洗礼，回到故乡的安德烈感到“命运耍了一个坏透了的把戏，颠倒了一切又把他送回了原地……不可能知道下一步会迈向哪里”[1]（19）战争开始以后安德烈和同村的青年一样，入伍成为革命军人来保卫他的国家。他是光荣的战士。因为对家园的思念，在战争马上要结束的时候他选择了逃离，成了逃兵而又有家不能回。这样的命运就把他推进了死胡同，他依稀感到这条路已快到了尽头，留给他的唯有“听天由命”。造成安德烈的一切命运悲剧就在于个体命运的偶然性。世间最深邃的谜就是人的命运。
正如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指出“一个人遭遇的不幸或自己无意中造成的不幸，远远超出了人的情感定义能力和道德的评断能力，人们期待生命中幸福的相遇，而一生中遇到的大多是误会。生活是无数的偶然，千差万别的欲望聚合起来，幸福的相遇——相契的欲望个体的相遇时这种聚合的例外，误会到是常态。”[2]（50）安德烈命运的悲剧就在于偶然。我们从文中可知，作为战士的安德烈是勇敢的。可是仅仅因为一次偶然让他改变了人生的道路。“英雄”与“叛徒”就这样在瞬间移位了。从辞别家人去前线成为保家卫国的军人那一刻，他就具备了成为英雄的可能，无论是在战争中壮烈的牺牲还是在战争胜利结束后，他都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一位凯旋归来的英雄。然而，命运无常。对家的无限思念以及长久以来对战争的厌恶，使他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他决定夺回自己的权利。“莫非真的回部队去吗？离家这么近，等于就在身边啦。管他哪，回家！自己被别人剥夺的再夺回来。以前也有人擅自行动，他听人说过，也没咋样就过去了。他怎么就不能离队？不能离队！可他眼前就是路。他也不是铁打的章已经打了三年多，总得有个完啊！”[3]（25）在这个过程中安德烈是踌躇的。在车站他放过了一辆又一辆火车，并且心里很乱。坦克兵的出现使他在瞬间下意识地做出了选择——回家。从这一刻起安德烈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一位光荣的战士而是一个逃兵、他不再是保家卫国的英雄，而是背叛人民的“叛徒”。导致其命运转变的原因不是道德理性上的缺失而是人性情感中的脆弱。亲临战争的残酷，家庭的温暖与纳斯焦娜的爱便对他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吸引力。在医院养伤的短暂的安静使他更加厌恶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非人的生存困境，况且家园就在眼前。
安德烈的“逃跑”是一个偶然性的行为。正如文中所说：“实在熬不下去了，想你们想的要死。从哪儿从前线我是不会往回跑的。当时好像家就在旁边了，其实哪 是旁边呀！走啊，走啊……要是回部队早就到了，开头我没想逃跑”。[4]（49）笔者认为：如果安德烈想成为逃兵没有必要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安德烈在1944年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受了一次受重伤，在医院里一天一夜不省人事，当他苏醒过来，确信自己还活着的时候，他自己安慰自己：好了，我的仗打完了。安德烈在新西伯利亚部队医院里躺了近三个月，为取出弹片，胸部开过两次刀，当他为了自己的十天假期而高兴时，等待着他的却是回部队去，战争还没有结束。纵使他怒吼、论争、发火都没有用。文中“他觉得医院的长官就像天国的暴君，凡人不能改变他的旨意，就像不能叫风暴停息、冰雹不落一样。至高的天主随便做出什么决定别人就得服从”。[5]（35）前人对安德烈古西科夫的评价所带有的有色眼镜，都是因为没有发现：安德烈·古西科夫被钢铁一般地国家伦理所包围，它无视个体人的人性情感，这是一种压制和奴役。正如别尔嘉耶夫指出：“王国潜伏着巨大的奴役力量，人类历史中强烈的诱惑莫过于王国。多年来，人一直行进在它的旗帜下，迷不知返。”[6]（134）我们的本性中确实禀有王国欲，人不停地寻求自己的王国，然后终其一生建造这个王国，并实行自己的统治，到头来人也被铸成了它的奴隶。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把强权凌驾于个体人的生活之上，并倾向于无限制地行使强权。所以当安德烈因为对战争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恐惧从不引发善良，恐惧引发了他对宁静家园的极度渴望，况且家园就在眼前。此时 “逃跑”的因子在偶然中就生成进而使其成为“逃兵”。这样就会被千夫所指，是命运使然更是国家伦理的无比强大的打压。
二 、个体命运与集体主义的冲突
哲学家毕希纳曾说“我研究了革命的历史，我觉得自己仿佛被可怕的历史宿命压得粉碎……个人只是波浪上的泡沫，伟大纯属偶然，天才的统治是一出木偶戏”[7]（10）。安德烈·古西科夫就是这波浪上的泡沫，在巨浪上停留或是被巨浪掀走，总之他不能掌控自己人生的方向。个体人格在集体主义的海洋中只不过是一滴水。
1、战争的极度残酷
任何一种形式的战争都是残酷的，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战争以及战争相关的一切，不仅是最极端最无限量的暴力形式，而且也是最极端最无限量的反人格主义的形式。如果认可战争，那么人不仅丧失自己的个体人格也丧失其它的个体人格”。[8]（112）战争之所以残酷，是因为人在战争中只是非人性目标的一部分和一种工具。在安德烈服兵役的三年里，先后在滑雪营、侦察连、榴弹炮连战斗过。他经历了战争中所有严酷的考验，跟随坦克冲锋、猛扑敌人机枪火力点、滑雪夜袭，以及使人身心疲惫，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抓“舌头”等，在战争中安德烈也像其他战士一样勇敢杀敌，可是战争带给他们的却只有恶劣的自然环境、疾病伤寒、受伤和死亡。
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战士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几乎达到了极点。可是战争还依然张开血盆大口等待着母亲们的儿子钻入其中。“在战争中仿佛是有这么一个性命考验期，活过了这个考验期就可以活下去……但是这种令人幸福愉快的时候一过，恐惧就会悄悄地逼来：成千上万个怀着和他同样的希望的人，一天天地在他眼前牺牲了，他明白了，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也还会有人牺牲”[9]（23）。战争中的军队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是最残酷的暴虐者，它也如战争一样首先把人的个体人格挤压在一个模子里，然后再对其实施暴力，也是全然不顾人的个体人格和生命价值。人在那里，不过是非人性目标的一个部分和一种工具。但是战争的残酷性会让我们震惊！人类在创造文明的时候，也在创造着残酷。人类不仅在战场上用刀枪杀戮，也在相对和平的年代用思想和语言进行杀戮。在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视阈中，哪里有“逃跑”者的藏身之地！正如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命运》中指出的那样：“英雄主义的元素——是残酷性的元素”。作为残酷性的代表——战争，无疑把人类的可能达到的野蛮演绎到极致。战争是人类自己发起屠杀人类兄弟的恶魔。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英雄”与“叛徒”，不过是人类自封的称号而已。
战争这一残酷的性质，从客观上促使安德烈做出自己的选择。他选择了“回家”，然而却是选择了一条不归路，这一选择使他被迫地陷入自己所编织的悲剧命运的罗网之中。
2、集体主义的奴役
本来，“每一个公民都是个体，是有自己的价值偏好，但是人民是总体或共同体，其道德的形式是公意，人民成了美德的公益符号，在人民的公意道德中，个人的价值偏好必须得到矫正。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必须放弃自己个体的价值偏好，不然就不能成为共和国的公民”[10]（16）。 正由于此，安德烈成为逃兵之后，有家不能回，却像一个游魂一样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游荡的结局，是与其所处的社会伦理分不开的，因为生活在如此的社会道德伦理情况下，逼迫安德烈不得不成为游魂，是现实更是命运。然而，“集体的真实是真实的价值，而不是真实的个体人格”。集体主义总是受虚伪的观念支配，总是受到抽象统一和集权主义观念的支配，这种统一对人的奴役与支配。在这样的集体统一中人失去自我，他是成为英雄还是叛徒便全部由集体或集权的舆论所支配。安德烈在战火的洗礼中明白了他要抗争，努力战胜集体和世界的奴役，去找寻自由，爱和个体人格。虽然安德烈为此选择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他获得的自由。在当时社会形态下“逃兵”的身份都是被人们所不齿的。这是一种被集体与社会舆论所灌输的所谓背叛与退缩。
别尔嘉耶夫在他的《人的奴役与自由》中说“人生活在社会中，社会从童年起便奴役着人，教育体系全然扼杀人的自由，是人类失去对自由的判断，历史的深刻性也威胁人，而这一切再不对人实施暴力时，或经由威逼，或经由渲染，特别是渲染，一旦转换为集体行为，人则更加身不由己”[11]（4）。当我们沉寂在世俗社会的眼光时，我们也被集体所奴役。安德烈做了“逃兵”，是什么让他从一个快乐的青年一步步的转变成一个游魂，变成一个战战兢兢的即便家就在眼前也不敢回的人，父亲就在眼前而不敢认的人。作为一位父亲和丈夫他却不能去履行他的责任。如果说这一切都是战争给他带来的，那么，是谁发动的这样的人类的争斗。如果从这个层面来讲，安德烈的行为并不可耻，他是一位受难者或者说他是一位既受敌人迫害又深受自己人拒斥的不幸的人。
三、爱即死亡
普鲁东曾说过这样一句极其深刻的话：“爱即死亡”。这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也是文学中最纠葛的主题。从《活着可要记住》中，女主人公纳斯焦娜展现了俄罗斯妇女的所有闪光点，她勤劳、善良、勇敢、忠贞。但是命运似乎也在跟她开了个玩笑：结婚数年却一直没有孩子，她为此很内疚。“她从小就听说，空心不孕的女人只能算半个”。 可是在与从前线“逃跑”回来的丈夫的接触中，她却怀孕了，为此纳斯焦娜承担着本不属于她的责任与骂名。但她一直偷偷的帮助自己从前线提前回来的丈夫。纳斯焦娜与安德烈都是为了爱而最终走向死亡的。因为爱，她才最后舍弃了自己。同样，安德烈也是因为爱，宁肯背着千夫指的骂名。他们俩实际上都是为了爱而“死”：一个跳河，另一个逃进森林。逃进森林，即意味着社会生存的被终结。但是，他们俩却以死证明了对彼此的爱，这是对人性的证明。生活中，他俩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即便在战争前的日子里，也过得平平淡淡。但是，平淡并不意味着没有爱欲和情感。这些东西需要特定情境的激发。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情境就是战争。也正是在这场战争里，激发了他们彼此潜藏的爱欲情感、思念、相互的爱怜。他们的或死或成为“游魂”的命运结局，反而证实了人性的力量和政治对于人性的无视和摧残。他们的命运结局说明了在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控制下个体人争取权益所付出的代价。这是20世纪前苏联活生生的历史，也是20世纪活生生的人类历史。
里尔克曾说“死处于每一终极的爱的本质中，只有这种终极的爱才能使人达到在无限中去爱一个人”。[12]（204）纳斯焦娜选择用自溺的方式解决自己的所有无奈，死对于纳斯焦娜来说就是一种解脱，也是对安德烈的无限的爱。刘小枫在《诗化哲学》中指出：“爱的激情和渴求不能也不应由唤起它的对象满足，爱渴求某种无限的东西，它超逾出生命的可见一面，进入我们称之为死的不可见的一面。伟大的爱充满艰辛和痛苦，它往往是得不到回报的，然而它却摆脱了为过去和未来所决定的个人因素，深入到一种无法描述的深度，伟大的爱只能在‘全’中完成”。[13]（205）对于我们有限的生命来说，只有爱能够给它永恒的自由。给予它无限的意义。只有当人自己在他人那里，在他所爱的人那里才能看到自身的巨大的延续性时，他才能感受到激起爱的那一瞬间。永恒的自由或许与它瞬间形成一致。正是这种以死担当的爱，以整个生命的奉献去给予的爱，才能超越一切。然而纳斯焦娜所努力做的一切对于安德烈来说都是徒劳，安德烈的悲剧命运不可改变。纳斯焦娜的爱即便用死来担当，也无法对抗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在钢铁般国家伦理下，个体人格被奴役的命运无法改变。即便在今天社会文明的发展也都是与个体人格的被奴役分不开。
西姆威尔曾说“社会只不过是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拉斯普京用其深刻的笔触在向人们揭示“活着，可要记住”：个体人在社会集体中的无能为力。作为战争的受害者的安德烈，更是悲惨的成为既受敌人迫害又受自己人拒斥的不幸的人。战争的残酷，对家园的思念，生命中的偶然瞬间、偶然选择，使他远离了社会既定予他的英雄之路，而成为广袤的俄罗斯大地的游魂。然而，无论个体能否与社会达成和谐，大地母亲都永远不会拒斥自己的儿子。
注释
[1][3][4][5][9] 瓦·拉丝普京：《活着·可要记住》[M]，董立武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
[2][7]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华夏出版社，2004年1月版。
[6][8][10][11] 尼·别而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M]，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版。
[12] 刘小枫：《诗化哲学》[M]，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13] 刘小枫，《诗化哲学》[M]，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参考文献
[1]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M]，汪剑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2月版。
[2] 恰达耶夫：《箴言集》[M]，刘文飞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
[3] 朱达秋 周力：《俄罗斯文化论》[M]，重庆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4] 刘小枫：《诗化哲学》[M]，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5] 尼·别而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M]，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6]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华夏出版社，200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