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象翻译的“不可译”性

发表时间:2020/11/25   来源:《中国教师》2020年8月第22期   作者:黄文娟
[导读] 各民族的语言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

        黄文娟
        湘潭理工学院人文系,湘潭 湖南411100
        摘要:各民族的语言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语言的民族特色离不开其文化背景。文化背景影响着译文的产生,当出现在另一民族文化中时会出现缺失或冲突,常常会造成不可译或是文化误解现象。透过这些现象,探讨英汉词汇文化意象的差异,以便把不可译或是有冲突的文化意象的误译降至最低。
        关键词:文化意象;不可译性;习语;文化意象缺失
1引言
        所谓意象,“意”即人的主观思想感情的表现;“象”即客观事物在视觉想象上的影射。庞德对于“意象(Image)”的理解翻译过来是“意象显示了该时刻有效的与文化相关的复杂事物”[1]。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智慧凝聚成不同的文化意象,它是每个民族漫长历史岁月的结晶,所以,很大一部分的文化意象与各个民族的古老传说以及图腾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岁月长河的沉淀中,文化意象慢慢形成一种具有独特含义和意境的语言符号,当只要有人一提及它们,就会浮想联翩、心领神会,彼此之间立刻就能产生一种不言而喻的思想共鸣。
        在对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翻译的过程中,由于不同语言对应的民族文化意象存在的差异性,导致了难以翻译的情况,即为文化意象中的不可译性。文化意象中的不可译主要涵盖了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不可译[2],前者是因两种语言之间的词语及句式存在差异或不等价而产生的,后者则因两种语言之间个别文化意象的相互缺失或矛盾时而出现的。总之,语言的不可译性皆是因为各语言之间缺少相对应的文字的所指和相关意义,彼此找不到相对等的语言表达。
2文化意象与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
        文化意象蕴含着文化色彩,翻译的基本功能就是促进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选择读译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想要通过译文来了解原语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3]。“文化”在我国词典中解释为全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及物质财富总和[4];“文化”在英语中用culture来表达,《英汉牛津高阶字典》中把culture解释为生活方式,指在某个特定时刻特定人群的习惯和信仰[5],类似的解释也出现在Edward Burnett Taylor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这些定义都说明了文化的载体是语言,两者相依相存的关系决定了翻译离不开文化。然而,由于各民族语言文化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而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所以如果用一个民族的语言来承载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必然会造成很多翻译问题,也就是文化的“不可译”现象带来的问题。
        比如中文亲戚关系的称谓有“外公,爷爷”、“外婆,奶奶”,而英语里就只有grandfather和grandmother;汉语中有“叔叔,伯伯,舅舅,姨父”,英语中就只有uncle;汉语中有“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英语中只有brother和sister;汉语中有“姑姑,阿姨,舅妈,伯母”等,英语中只有aunt这种称谓。可见,从中英文亲戚关系称谓的对比可以看出,英文中对于亲戚称谓较为笼统,而中国的亲族称呼很复杂却分得非常清楚,如果笼统地简单称呼,就会闹出伦理笑话。两者巨大的文化差异进而形成了翻译中的不可译性。此外,在中国古代,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而这些妾室分为大姨太,二姨太,三姨太等等,对于“姨太”一词,英语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词汇直接进行翻译。再如汉语中的“阎王”,在中国是指阴间之王,掌握着生死簿,但他赏罚分明,所以人们对他又敬又畏。在英语中有devil、evil being、demon、wicked spirit、Satan这些表达,但它们翻译成汉语指的是“魔鬼”,这与“阎王”截然不同。所以,阎王这个意象就很难用英语准确地表达出来。当然,英语中也有很多汉语无法翻译准确的表达,比如英语中有beret、deerstalker、fez、skull-cap、topper等帽子的词汇,汉语中对于帽子的表达词汇就没有这么多,所以,对于各种帽子的译文大多数是解释性的或者是音译过来的。再者,对于有些数字的表达用法的翻译,中英文之间也存在着不可译性。比如,英语中score意为20,汉语中有“廿”这个字,但如果将“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翻译成“八十七年前”,并将后者这种数字表达用于演讲中,语气就会显得平淡无奇,更失去了原有的那种苍劲有力,也有可能脱离了原本的表达用意[6]。
        总之,在中英中,很多文化意象是各自语言或者文化所特有的,翻译的不可译正是由于译语文化中缺少了原语文化中某些相对应的文化意象,又或者是译语中的一些词汇跟句式等语言表达在原语中找不到与之相符合的替换语。
3文化意象的摩擦与曲解
在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都会有具有独特内涵的形象,人们称之为文化意象。文化意象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有关,因而常常不能被另一个民族所理解和接受,甚至有时候会产生误解。据说,有这样一个关于蝙蝠的西方童话故事:在很久以前有一场鸟兽大战,起初鸟类即将胜利,此时,蝙蝠便自称自己是鸟类前去助战;然不久,兽类将要转败为胜,这时蝙蝠立马自称是兽,与兽类共战鸟类。最后,鸟兽势均力敌,不分胜负,两方停战言和。从此,在西方文化中,蝙蝠是一种丑陋、凶残的两面派动物。但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蝙蝠是一种祥瑞动物。无论是在中国的国画还是传统雕刻中常常有蝙蝠,代表着吉祥。因为蝙蝠的“蝠”与幸福的“福”谐音,所以“蝠”也就喻指为幸福。但英文bat与幸福完全扯不上任何联系。又比如龙的文化在英语和汉语中的意象完全是不同的。在中国文化中,龙能呼风唤雨,享有崇高的地位,令人又敬又畏,是威严和威武的象征。所以,图腾“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九五之尊的帝王也被比喻成天选之子,降世龙腾,真龙天子。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在事业或学业上飞黄腾达叫“跳龙门”;希望自己子女在事业或学业上有所成就,叫“望子成龙”;杰出的人物被称作“人中龙凤”。甚至中国的文化也称做“龙文化”,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由此可见,龙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渊源而流长,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龙的形象波及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是吉祥的象征,也是民族和谐的标志,更是中国文化意象的独特符号。而龙dragon在英美很多词典中的解释为:一种想象中的张牙舞爪、邪恶而可怕的怪物。此怪物嘴能喷大火,长着一对大翅膀和爪子,体型如同一只全身长满鳞片的庞大蜥蜴,外加一条长且大的尾巴。所以,对于西方人而言,龙既是贬义词又是邪恶的象征,是不祥之物。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篮球比赛中,一位英国教练看见对方一名球员球技很不错,就对自己的一位中国队员说了这样一句话,“You are a little dog, and he is a adult dog, so you should learn from him.”将这句话直译成中文是“你是一条小狗,他是一条成年狗,所以你应该向他学习”。这样就很容易让人误解是这位教练在侮辱这位中国队员,因为在中国把人比喻成狗通常是骂人的言语,而且跟狗有关的成语,大多都是贬义词,像“狐朋狗友”“狼心狗肺”“狗眼看人低”“哈巴狗”。然而,在西方,狗是人的朋友或亲人,把人比喻成狗通常是称赞这个人非常勇敢、聪明或忠诚。中英文中dog虽然都同意为“狗”,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中所指的文化意象完全不同。这位教练的真实含义是:你打球的技术还不够成熟和老练,而他的球技非常的娴熟并且有技巧,你需要多向他学习。

这是一句鼓励球员的话语,如果没有结合相对应的文化意象和当时的语境,这位中国球员就很有可能受到心理上的侮辱和打击,从而产生人格上的误解。据说,有一位英国人用she is a chicken这样一句话来描述他的女同事,结果给对方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和心理伤害。结合当时的语境,这位英国人是说这位女同事太胆小了,胆小如鸡。chicken在西方常常是用来形容某人很懦弱、胆小;而在中国文化中,有“胆小如鼠”这一表达,通常用老鼠来形容某人胆小;chicken意为鸡,因为“鸡”与“妓”谐音,所以,chicken在汉语中所蕴涵的文化意象是“妓女”的意思。直译这句话“她是一只鸡”就类似于说“她是一个妓女”,这种巨大的文化意象的差异极大的伤害了这位女同事的自尊心。再比如同样一句话:I think she is a fox.从英语的文化意象角度来看,“我认为她非常聪明”这是赞扬的话语。在英语的文化意象中fox代表的是“聪明”;在汉语中“我认为她是一只狐狸”,隐含一层“她是狐狸精”的意思,这会让人非常的生气。
除此之外,中英数字所代表的文化意象也有极大的差异。在中国,888谐音于汉字中的“发发发”,有发财之意;666意为“六六大顺”,999表示“长长久久”,这些数字在中国表示的都是吉祥寓意。如果你跟一个中国人说,祝你168,就表示祝他“一路发财”的吉祥意思。但含有4的数字意为不祥,因为4谐音汉字中的“死”,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不太喜欢这个数字;再就是250这个数字也含有贬义,在中国,当你说某人是个“二百五”,其实是贬低某人是白痴或者傻子,对方会非常生气。而对于西方人,“二百五”直译为“two hundred and fifty”,这个数字并不能让西方人联想到fool或idiot这些文化意象。所以,如果将以上这些具有中国特色文化意象的数字直接翻译成英文,所传达的内在含义或文化意象完全不对等于西方的文化意象,就会容易造成理解错误或者产生摩擦。而西方人,对于数字13就像中国人对于4这个数字一样敏感。很多西方文化对13这个数字的忌讳是有历史渊源的。这是源于西方古代神话,相传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正是被其第13个弟子所出卖,而那一天也正是13号。13给西方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不幸,这个数字也等同于“出卖”或“不幸”。而13这个数字对于中国人就不会有这种忌讳。
        因此,诸如此类的数字跟动物所隐含的内容,蕴含着中外文化中千差万别的文化意象,如果被直译或曲译到另一种文化里,很大程度上会失去原有的生动性,而变成僵译。即便是同一种文化意象,不同文化背景和底蕴的人,就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联想或相反的意境,甚至会造成误解。
4习语翻译中的文化意象缺失
  习语是一个民族文化历经千锤百炼的瑰宝与结晶,也是语言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常常蕴含着多姿多彩的形式和文化意象。习语在英文中可以称为idiom,中文里的习语包括成语、歇后语、习惯用语、双关语等。中英习语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词语搭配,最大差别在于各自文化意象上所展现的意境上的区别。尤金·奈达曾指出:“翻译实质上是文化间的沟通和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透彻了解译语文化甚至比掌握该语言体系更为重要”[7]。习语一般包含表面意义和隐含意义两层,是独具本民族特色和风格的文化意象,所以要完好无损地翻译成译入语的习语是具有一定难度的。比如英语中用猫狗形容下雨的习语“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中文则没有用猫狗等动物来描述下雨的习语,所以即使翻译成中文为“倾盆大雨”总还是少了一点意境,有点缺憾。再如英语中,与nose渊源颇深的一句习语“poke one’s nose into something”,指的是“管闲事”,而汉语中鼻子的意象与管闲事扯不上任何联系,故而,很难对等地将这句英语习语翻译成汉语习语。汉语的习语翻译成英文,也存在这种文化意象缺失的问题,像汉语中的习语“狗咬吕洞宾”和“狗拿耗子”,如果直译为“A dog bites Lv Dongbin”跟“A?dog?trying?to?catch?mice”,就完全缺失了原有的文化意象,西方人完全理解不了其中所蕴含的特殊含义。“狗咬吕洞宾”的文化典故是:吕洞宾是八仙之一,他经常做善事,但是狗看见这样的好人也照样咬,寓意为“不识好人心”。“狗拿耗子”中的“耗子”意为“老鼠”,抓老鼠本是猫的事情,而狗取代猫去抓老鼠,意为“多管闲事”或“不该操心的事情偏要操心”。类似的习语还有:“说到曹操,曹操就到”、“班门弄斧”、“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东施效颦”、“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等涉及到中国文化的人物形象或典故的习语和成语;再如在“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诗句中,句中的“心”同音于“芯”,含有一语双关之意。既指蜡烛之“芯”,又有对朋友离别之情的思念之“心”。这些在英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之相匹配的词语或是对等的习语,即便有的习语意思相近,文化意象还是无法准确地表达出来,存在着缺失感。
5总结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语篇转换,也不是简单地译码重组过程,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和转换。所以,翻译离不开文化背景,尤其是对于文中所提到的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意象的翻译,译者不能仅从字面意思或者本民族的文化意象去翻译,这样很容易造成误会甚至是笑话,从而导致不必要的心理伤害。这也就是说,搭建等价的翻译桥梁关系于原语跟译语之间是非常重要的,如若在两者的语境意义中找不到功能上相近的或等值的语境特征,翻译则难以顺利完成,即翻译中存在了不可译性[8]。
        总的来说,在翻译涉及到文化意象的译文前,译者需要不断拓展自身的文化修养以及充分了解被译语的民族作品中各种文化意象的历史渊源,这样才能力争将一些“不可译”的文化意象的误译降到最低程度。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深,各国的商务往来愈发频繁,文化交流也变得日益重要,各国间的对外翻译尤其是对于具有丰富文化意象的翻译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方面,不地道的翻译可能会导致心理伤害或者误解,从而导致商务交易失败,经济上造成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对于很多优秀的本土作品展示不了原有的独特的文化特色,甚至是歪曲亦或是流失了原作品中的文化意象,就会使读者感到美中不足,有遗珠之憾。
参考文献
[1]Pound, Ezra. “A Retrospect”,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M] Ed. T. S. Eliot. New York: New Directions,1935.
[2] 许钧主编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355.
[3] 郭建中编 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208-209.
[4] 吕叔湘、丁声树主编 现代汉语词典 第7版[M],商务印书馆.
[5] Sally Wehmeier主编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6版[M],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 412-413.
[6] 张春柏主编 英汉汉英翻译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7] 谭载喜 新编奈达论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77.
[8] J.C. Catford,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 1965: 94.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思维和文化共通感与意象翻译研究(15YBA401)(李延林主持)
作者简介:黄文娟(1984-),女, 湖南永州人,汉族,湘潭理工学院人文系教师,中级职称, 研究方向:大学英语教学,文化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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