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瑾 曾妍 李文璇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长沙 410114）
摘要：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分别描述了王家三代人的生活经历，鲜活地勾画出一系列中国人物形象。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冲突下，人物也呈现了不同的性格特征。《大地》中坚韧顽强、吃苦耐劳的王龙、阿兰，《儿子们》中贪图享乐的王大、贪财好利的王二、严格刻板的王虎，《分家》中在中美文化中游走彷徨的王源。
《大地》三部曲塑造的中国人形象，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变化。
关键词：《大地》三部曲；人物形象；变迁；中国形象
1931年，赛珍珠出版了她的著名小说《大地》，讲述了一个贫穷的中国家庭在西方影响下的苦难经历。同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了。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中国吸引了国际上广泛的同情和关注。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陡然上升。在此契机下，《大地》荣膺销量榜榜首，并被译成多种种文字，风糜全球。第二年赛珍珠即荣获普利策文学奖。其后赛珍珠又分别于1932年和1935年创作了《儿子们》和《分家》，被称为《大地》三部曲。凭借《大地》三部曲，赛珍珠获得了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赛珍珠是第一位因书写中国农民形象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作为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对于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怀有深切的同情。但同时她是一个美国人，自幼受父母影响，心目中有一个理想化的、完美的美国。这种双重文化身份使她的写作饱受争议。本论文通过文本分析来阐释赛珍珠笔下的不同中国人形象，从而发掘其中的中国形象变迁及其背后反映的时代变迁。
一、勤劳朴实的庄稼人
《大地》以王龙娶妻开篇，由此展开了王龙和阿兰以及其他人物的一生。王龙和阿兰对土地的重视贯穿《大地》整本书。他们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勤恳劳作，靠收获土地耕种出来的粮食生活。在那个时代环境下，农民们普遍受到地主的压迫和自然灾害的折磨，他们更懂得粮食和土地的重要性。土地是根，土地是本，土地是他们的一切。
王龙是个勤奋能干，吃苦耐劳的农民。后来即使遇到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他仍然勤奋种植土地，埋头苦干，具有在穷苦环境下希望通过劳动来改变命运的乐观精神。这无疑是当时农民群体的一种积极正面的缩影。[1]王龙有老实本分、知恩图报的优秀品质。他在南方生活时，把二儿子偷来的肉丢到了地上，淳朴老实，坚持原则。他干过人力车夫，也拉过夜间货车，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努力维持生计，勤劳踏实；王龙也有知恩图报的一面，饥荒时受到老秦接济，从南方回来后不忘这份救命之恩，给了穷困潦倒的老秦种子，借牛帮老秦耕地等等。在发家发迹之后雇佣了老秦做雇工头子。在当时那样一种混乱环境下，社会底层人民仍具有互帮互助的善良品德，这是十分可贵的。王龙孝顺，精心打理好父亲的衣食住行，顺从父亲为他找的富人家的丫鬟做妻子，不把没有劳动能力的父亲当成家中的累赘，在饥荒时也分粮给父亲。王龙将老父亲的晚年照顾的很好，父亲去世之后也为他准备了上好的棺材。
阿兰是个勤劳朴实的女性，她将家里的一切打理的仅仅有条，管好每日饭食、给王龙父亲打开水、打扫大院卫生、做衣服做鞋子、照顾好生活不能自理的三女儿等等，事事不落。阿兰操持好家务的同时，勤恳踏实地在土地上耕作，分娩前夕也不例外；她勤俭节约，荒年时把玉米轴留下来当饭吃，而不是作柴烧，把传单和捡来的纸缝进鞋底；她坚强有韧性，一生都在为家操劳。阿兰临终前的那段日子，唯一清醒的几次，一次是在教训在黄家大院欺负她的杜鹃，一次是表达她想看到大儿子成亲的愿望。阿兰更是个做事果断的人，在关键时刻阻止了众人抢走他们家的家具，在荒年劝王龙杀牛填饱全家肚子，还亲手掐死了自己第四个孩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阿兰总能做出最优解。除此之外，阿兰也带有传统女性无法避免的时代特性。阿兰受到三从四德封建思想的影响，大多数时候像“牛”“畜生”“物件”一样沉默，“她像一个忠诚的、沉默寡言的女仆，一个只有女仆身份的女人”；阿兰逆来顺受，在王龙迎娶荷花时，虽不情愿但也没有过分反抗，而是采取了逃避；阿兰头脑清醒，富有条理，灾荒时有人想用低价购买王龙的土地和饥民们闯进王龙家抢东西时，阿兰都站出来救一家人于危难之中。
就《大地》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来看：穷人家出身的女儿从出生起便不受重视，不能传宗接代也不能继承家钵，在家庭生计困难时极易被贱卖，“缠足”等陋习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禁锢了女性，女性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根深蒂固。[2]在父权制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是表征，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是内在。在赛珍珠看来，这一时期的中国无疑打上了封建社会的深刻烙印。
二、新旧交替中的寻找者
与第一部《大地》不同，王家第二代人渐渐离开土地，失去了对土地的热爱，人物形象从淳朴老实的农民慢慢走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地主、商人和军阀。
王大代表的是沉迷享乐的地主。他 “唯恐花钱太少，在人们眼里不够体面。”对此，王地主沉迷酒色，寻欢作乐，最爱去茶馆酒楼喝茶看戏；他的儿子们从小养尊处优；他把家中装饰得富丽堂皇，并且能够为了享受好的物质生活而转卖土地。对王大而言，摆脱传统农民形象，去追求一个新的身份面貌十分重要，所以王大努力用钱将自己一家“装扮”得体面，但这背后也透露出王大追求的盲目和虚无。
王二代表的是贪财好利的商人。与王大一心享乐不同，王二有头脑有计谋。在分得遗产后，他便开始算计如何扩大自己的产业。为了赚更多的钱，王二使出浑身解数。他卖土地、开米行、放高利贷、开妓院，还帮助王虎进行枪支走私，贪尽小便宜，为的不过就是那拥有钱财的快感。在这个王掌柜身上，没有了对土地的一丝热爱，只有对金钱的无尽渴望。
王虎代表的是领兵打仗的军阀。王龙一心想让王虎继承家业，继承土地，但是王虎读书当兵后，不愿接受父亲的安排，离家出走，投身革命，从这时开始，他便离土地越来越远了。王龙是个固执强势的人，这重点体现在两件事，一是带领军队：他会用金钱让底下的士兵们顺从，不去劫掠老百姓，所以他三番两次把土地卖了来买枪支、养士兵。王虎享受着领兵的权力之乐，认为这是“祖祖辈辈都未曾有过的风光”，但这是卖土地换金钱才带给他的权力，在这享受权力过程之中，王虎渐渐地失去土地。二是培养儿子：他“需要更多的儿子，只有儿子才真正忠实于他，永远不会背叛”。因此，王虎对儿子王源十分严格，期望他成为一个“带兵打仗的男子汉”。每当王虎看见儿子，连烦恼都没有了；所以当他看到儿子王源更愿意待在乡下旧房子，他恼怒气愤，认为王源“不配做个军阀的儿子”。最终，王虎逐渐远离土地，失去土地的他越来越迷失自我，成为追求权力欲望的军阀之一。
在对待战争以及革命的问题上，王家三兄弟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王大、王二一方面渴望拥有权力，背靠兄弟的势力来保护自己的资产和家人；另一方面，这二人却担心自己的兄弟王虎失势后反噬到自己身上，让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所以在背地里和王虎断绝关系。王大、王二两人虽代表阶层不同，但两者皆有贪生怕死、爱慕金钱的一面，是当时软弱、无能的一些小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写照。而王虎勇于斗争，他打倒压迫百姓的土匪，成为了雄霸一方的军阀；他在领兵过程中，对待百姓的态度比较宽容，勒令士兵不准去抢劫老百姓；但他参与战争主要是为了一己私欲，只是渴望利用战争扩大地盘，增强自己的势力罢了。
王大、王二太太，一个是旧式书香子弟，一个是农村妇女，两人都是旧式封建体制下的产物。王大太太待人苛刻，遵守封建礼仪制度，而王二太太身为农村传统妇女，勤劳务实，爱唠叨。两位太太的几次争吵是两种不同环境生长出的人物性格的不同的体现。在王家第二代女性群像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王虎太太。她是一个既有传统美德，又有新时代思想的女性。她是个温和娴静的人，但会为了争取男女平等而做出自己的努力，在看到王虎只爱儿子时，会把女儿打扮好去找王虎，希望女儿能够得到王虎的宠爱与重视，让女儿去读书。但王虎没有给予正面回应。所以后来她离开家庭，去往大都市，内心十分坚定地希望爱兰能得到“一个男孩所能得到的一切”，为此她将尽她所能“去冲破一个女人与生俱来所受的束缚”。
土地被认为是精神依靠，是整个王家和睦生活的起点。离开土地，便失去了土地的滋养，王家第二代人开始逐渐分裂，由最初的农民走向了地主、商人、军阀等不同人物身份。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中国农民在追求土地以外的生活，但由于他们的这种追求没有找到得当的方法，从而让他们逐渐迷失了方向。尽管如此，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仍不失为一种可贵的探索。
三、追求进步的新青年
《分家》中重点写的是年轻一代人，他们处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旧式封建思想开始逐渐瓦解，青年们开始接受世界的自由思想，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王源、爱兰和梅琳。
王源是王虎的儿子，从小由王虎带大，受严格的教育。王源很爱自己的父亲，但他不喜欢受到父亲过多的管制，乡间风光更能让他心旷神怡。他几次与父亲意见相左时，会逃去乡间，享受田园土地带给他的快乐，土地让他懂得了“家乡”的含义。王源有自己的追求，不会听从父亲的决定去做一个军阀，他向往自由，因此他去往大城市、去往国外，学习到了更多的知识。王源在最后回归了土地，穿着袍子的模样虽然看起来像农夫，但却成为了真正独立的人，担当起了建设土地的责任。在《分家》中，故事背景不仅仅只限于国内，也曾写道王源在外国的经历。王源是个有信念并热爱祖国的人，他会在外国人面前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从国内外生活异同中感受到祖国生活中的一些现状，这也是他后来回归土地，为大地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的原因之一。
在初期，王源只是渴望摆脱父亲的控制，所以才去往田园，为得到片刻安宁。在后来的城市生活中，他一方面渴望投身革命，参与盛、孟等人的革命活动中，另一方面却又担心个人安危，摇摆不定。在经历出国留学和回国后，王源逐渐成长为一个有担当，愿意回归土地并做出贡献的人。在一定程度上，王源代表了当时敢于奋斗，有知识有能力的新一代中国青年。
爱兰和梅琳是当时背景下的新时代女性，一个沉迷于物质享受，一个却有着自己的抱负与追求。爱兰是个美丽又活泼的女性，“她是美，美得无暇”。爱兰是当时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尽管王虎太太对她寄予厚望，悉心培养，但是她却成为了追求时髦，游戏人生的人。她沉迷于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迷失于生活的物质表象，唯一的才能不过是笑谑、嘲弄和漂亮的脸蛋。
与爱兰相比，梅琳是个勇敢沉静的女孩。她虽然是个孤儿，在王虎太太的培养下，她选择不依靠不附庸于他人，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爱兰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用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他人，活出了真正的自我，为自己的职业而做出奉献。面对王源的示好，她选择了拒绝，因为她有自己的理想，并愿意为实现理想而不断奋斗。梅琳有着了新时代女性应该有的精神特质，是文中第三代人中的女性代表。
王源、爱兰、梅琳所处的时代与王虎十分不同。在第三代人中，虽然有人走上歧途，但仍然可以看到青年一代对知识和土地的新追求。在他们的时代背景下，青年们对自己的生活进行积极地探索，用自己的力量为未来而奋斗。这显然十分符合美国人相信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信仰。
四、结论
在《大地》三部曲中，王家三代人的不同经历给我们展示了当时背景下农民及其后代的生活场景。王龙那一代勤劳朴实的庄稼人在土地中辛勤劳作了一生，给子孙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而第二代人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不断在寻找着自己的方向，一个选择了享乐，一个钻进了钱眼，一个掌握了军队势力。他们在寻找过程中离开土地，渐渐迷失了自我，是那一代摸索过程中的曲折。而王源、梅琳所代表的第三代人拥有着新知识，用自己的力量探索奋斗，最终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
在1931年之前，中国人在美国的形象主要是负面的。二十年代末，中国内部分崩离析，军阀混战，美国人对这个古老的国度并无太多好感。但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以及其后发生的中日冲突一起，让美国主流社会重新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并对这个不幸的民族滋生出一丝逐渐增长的同情之心。其中的中国人角色虽各有千秋，但总体都是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顽强地与天灾人祸作斗争、最终勤劳致富的故事在大萧条时代的美国人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本小说还呈现了中国的乡村风貌，让美国人联想到了过去的西部。这一洋溢着美国精神的中国故事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中国形象，并使之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哈罗德·伊萨克斯在他的研究中发现，在过了大约30年后，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还是来源于赛珍珠的这部小说。[3]Colleen Lye认为《大地》的成功在于它刻画了真实的中国人的形象，避免了某些偏见。[4]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一种正面的形象，但如果放在一种家长式的关系中来审视，其无助和劣等性也显而易见。这种宗教式的恩抚主义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复杂时局有着深刻的关联，并未能摆脱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一种“集体想象”。因此，《大地》三部曲里的“中国形象”虽然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固有看法，但这种改变是十分有限的。[5]
参考文献
1.顾连梅.离开与回归:灵与肉的抉择——赛珍珠小说《大地》中“土地”的象征意义[J].名作欣赏,2018(06):81-83.
2.陆美.《大地》三部曲中三代女性的命运[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6,36(02):58-60.
3. Harold R. Isaacs, Scratches On Our Minds：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M]. New York：John Day Company Press, 1958:25
4. Colleen Lye, America’s Asia: Racial For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1893–1945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5.
5. Peter Conn, Pearl S. Buck: A Cultural Biography[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126.
【作者简介】阎瑾（1978-），女，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抗战时期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形象构建-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历史分析研究”（18YJC740124）；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形象的表述与接受研究”（XSP20YBC364）；长沙理工大学博士基金项目“西方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形象百年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