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丽萍
(天津农学院 天津 300384)
摘 要: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是一部从文化启蒙视野来研究“五四运动”的专著。本文将以此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主要特点，使读者能更全面了解“五四”的文化启蒙意义。
关键词:五四运动；启蒙；文化
一、舒衡哲简介
舒衡哲(Vera Schwarcz,1947年-至今)罗马尼亚裔犹太人，著名汉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除了从事历史研究之外，她还写作诗歌和短篇小说，其主要著作包括:《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1990）、《鸣鹤园》（Place and Memory in the Singing Crane Garden,2009），诗集《一勺光》（A Scoop of Light，2000）等。她的著作已被全国犹太图书奖（the National Jewish Book Award）提名，并获得其他许多重要奖项，包括古根海姆研究基金奖（Guggenheim Fellowship）。
舒衡哲尤专于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在众多海外“五四”学者当中，舒衡哲算是最特殊的一个。她既是学者又是诗人，既是汉学家又有“中国情结” ，更主要的是，她是较早从“记忆”角度切入“‘五四’学”的学者。[1] 舒衡哲的历史研究所遵循的理路浸润于历史中的 “情感”，渗透于历史书写中的人的“命运感”，是一条东方式的历史学理路。 舒衡哲的东欧传统和犹太人出身，使她的“五四”研究，带上了浓厚的知识分子情怀、历史使命感以及记忆色彩。[2]
二、《中国启蒙运动》中的“五四”文化启蒙
1986年，舒衡哲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出版英文第一版，中文第一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
导言讲述了中国启蒙运动的特殊性。舒衡哲认为五四运动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思想解放运动，也是爱国救亡运动。“这是一个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是以乡村为基地而展开革命的时代，也是寻求摆脱封建世界观的时代。……其特质之一即是民族主义和文化批判之间的冲突—从中国的角度看，就是因外侮而日感迫切的救国任务，与其内在需求的启蒙任务之间的冲突。”[3] 然而，中国的启蒙运动倡导者和纯粹的爱国革命家是不同的。 他们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封建传统所施加的重负，而非外来侵略者。因此，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与18世纪的欧洲先哲们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同的：欧洲启蒙运动寻求从宗教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与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宗法权威作斗争。他们反对对家族或官僚国家盲目忠顺的伦理观，力求把中国从“三纲五常”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当时民族革命的环境中，中国的启蒙先驱要想坚持批判本国文化、坚持反对宗法权威、坚持反传统，就要背负着“非中国化”(un-Chinese)，背叛民族的骂名，遭受不断攻击。 然而这种差异并没有减弱中国启蒙运动的悲怆感。 启蒙者们顶住了压力，秉持着“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信念，在民族革命的范围内坚持进行价值观的革命。
本书介绍了五四运动之前的思想准备和“五四一代”的产生。舒衡哲介绍了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俞平伯等几位“五四青年”并阐述了改革者、怀疑者与建设者这三代之间的关联，以及“五四”时代的背景。
“‘饮冰者’梁启超属于探究中国停滞不前的根源，并系统明确地提出改造中国的世界观的第一人。‘疑古者’钱玄同则是敢于反传统甚至与传统决裂的那一代……另一方面，‘坚定者’罗家伦这一代，他们能阐明并重新解释梁启超一代觉得不得不维护、而钱玄同那一代却觉得必须加以排斥的大部分问题”。[4] 舒衡哲认为建设者这一代深受前两代的恩惠。 正是由于梁启超辈和钱玄同辈过渡阶段与彷徨阶段的铺垫，“五四”学生们才发现自己的使命。 “五四一代”的师辈们那一代像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面临着封建礼教诸如指腹婚姻、顺从父亲等等的束缚，对封建传统全盘否定。这代人进入北大后创办的如《新青年》的一些杂志和社团吸引了当时的“五四一代”。1919年10月13日，二十二个北大学生筹办了新潮社，并创办了杂志《新潮》，将中学毕业生设定为杂志的对象。两代人的合作、分歧就此开始。师辈那代人毕生追求在一代人之内推翻传统，而“五四一代”并没有像前代人那样坚决地全盘否定传统，而是不断引进西方的社会心理学和哲学等具体科学知识和新颖概念，提出反映自己一代背景的问题、争端和关注点。然而，这种形势并未持续多久。1937年春爆发的抗日战争使高涨的民族救亡呼声完全压过了变革思想的声音。最后一章和结论讲述的是启蒙运动的后续影响，侧重论述了 “五四”精神的传承。舒衡哲认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怎样使民众具备批判思维、保持理性心态，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 学术意义与局限
（一）学术意义
舒衡哲选取“文化革命”的研究视野，呈现“五四”的另一面。此书研究的问题是“五四”运动在文化启蒙上的意义，知识分子是沟通二者的桥梁。康德认为“启蒙，是指人类从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觉醒。这种不成熟状态是指在缺乏指导下无力运用自我理性的状态。造成它的原因非人们缺乏理性，而是在无人指导之下缺乏决心和勇气来运用理性。因此，启蒙的口号是‘勇于智慧’，即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5] 书中还运用了中西对照的思维。舒衡哲把 “五四” 运动类比于欧洲的启蒙运动。作者还在中西比较中挖掘中国启蒙运动的特殊性。她总结了中国启蒙运动异于欧洲的特质: 一是“救亡”与“启蒙”交错，二是与知识分子同命运，三是没能去除掉旧文化的根基。
（二）学术局限
舒衡哲提供了不少理解“五四” 运动的新角度，但她有关中国启蒙运动的一些观点是不全面、不深入的。首先，她把“五四运动”视为中国启蒙运动的起点，把新潮社创始成员罗家伦等人视为“五四运动”即“启蒙运动” 的领袖人物，这种看法显然忽视了19世纪末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贡献，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真实轨迹有出入。 其次，舒衡哲的研究具有比较典型的“西方中心观”，其立论的前提是欧洲的启蒙运动是进步的范本，以此来评价“五四”运动的走向与得失，“不可避免地忽略某些关键方面而造成误解”。[6]
四、结语
舒衡哲撰写的《中国启蒙运动》是海外一部有关中国“五四运动”研究的重要论著，其学术贡献和影响在海内外学界广为人知。她突破了“五四”研究的国界，把 “五四”运动纳入整个人类的现代化文明的历史进程之中，探讨它的文化启蒙意义。但是，她在中国启蒙运动起源、救亡与启蒙关系以及个别五四人物的历史作用等方面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另外，因其受到“西方中心观”的框限，在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中，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误解。
参考文献
[1][2]邓金明.作为记忆的五四遗产及其寓言化--以舒衡哲的五四记忆研究为中心[J].史论,2019(5):97.
[3](美)舒衡哲著,刘京建译.中国启蒙运动[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3.
[4](美)舒衡哲著,刘京建译.中国启蒙运动[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33.
[5](德)伊曼努尔·康德著,肖树乔译.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M].北京:中译出版社,2016:1．
[6](美)周策纵著,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
京公司,2016: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