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桐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上海市 200241
摘要：文章首先对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的形成背景进行了分析；其后，研究了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的特点变化；最后，探讨了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的重构革新。
关键词：近代社会；上海人；市民意识
引言：在近代历史上，上海这座城市表现出了极强的独特性，其在中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等多领域的交融下，逐渐由小渔村发展为闻名于世的“远东巴黎”，并一度成为“全球化的先行区”、“冒险者的乐园”。时至今日，当下的上海已明显不同于近代的上海，但其江海通津、十里洋场的历史记忆仍深深影响着上海精神文化氛围、居民社会心态的变化发展。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的相关问题展开探究讨论。
一、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的形成背景
纵观我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发展来看，上海人在社会心态、社会人格等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混合性，可将其视为国民、市民与商人三种社会角色的重叠统一。首先，近代上海人长期处在中西方政治、文化、经济等浪潮的澎湃冲击之下，既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也保有作为中国人的自觉性与责任感；其次，基于上海这座城市在规划定位、社会环境、地域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近代上海人又有着明显区别于其他省市人民的价值观念与心理状态；最后，上海市作为我国从古至今的贸易中心，带有浓浓的商业社会色彩。在此环境的熏陶之下，近代上海人也表现出了极具商人特征的优点与“问题”，如凡事喜欢精打细算、极度重视颜面声誉、追求时髦崇尚奢侈、阶级观念强、功利色彩浓等。追溯来看，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的复杂化形成，与更加复杂的社会背景存在密切关系。具体来讲：
近代上海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其既是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华洋混处”，也是我国本土文化遍地开花的“五方杂处”。据有关研究显示，在1950年的上海人口调查中，上海本地居民仅占当地总人数的15％左右，余下85％皆为外地人口。在这些外地人口中，既包括我国云南、广西、广东、山东、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等外省市居民，也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意大利、日本、波兰、越南等30多个国家的国际移民。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在精神文化方面、生活交际方面还是在城市建设方面，近代上海人的见闻视野都是极其开阔的。久而久之，上海人既形成了多元混合的国民心态特征与社会人格，也在外来人口的影响之下，产生了更强的市民意识甚至地域优越感[1]。
在近代上海社会中，商业在经济市场中的地位远超其他产业，当地人也普遍存在重商思想，甚至催生了以商业谈阶级、论英雄、讲成败的社会文化格局。例如，在晚清时期的上海本土文学作品《海上花列传》中，就有大量诸如“要是没有了名气，怎好去做生意呀？就算你家里有好多家当在这里，也是无用的。你看吴松桥可是个光身子？他稍微有了点名气，二三千洋钱在手里豁进豁出，没什么要紧”的语句桥段出现，将当时上海人重名声、好功利的商人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再如，在作家鲁迅的笔下，也有“晚上睡觉也要把裤子折叠一番”的上海青年形象存在，也从细节上显示出了近代上海人极度重视外表、体面的功利心态。
二、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的特点变化
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的整体特点并不是长期固定的，而是随着历史发展、社会变化而不断波动的。鸦片战争以后，受到《南京条约》的影响，大量的商人从世界各地涌入上海，不仅造成了上海地区社会环境的颠覆与本土文化的淡化，也使上海地区运行发展的支柱由农业向商业、工业转移。
在此阶段中，近代上海人商人、国民与市民重叠统一的社会心态初具雏形，并以商人属性占主要部分。其后，随着西方国家在文化、经济甚至政治方面的侵袭程度不断加深，上海人作为国民的自觉性与责任感逐渐觉醒，并产生了“初学商战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的社会心态与实践行为。此时，上海人不仅重视经商、重视功利，更重视通过商业手段“保家”与“救国”，这既强化了上海人社会心态中作为国民的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好功重利的商人属性正了名。
除此之外，近代上海的空间变化也对当时人们社会心态的转变提供了极大推力。1845年11月，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公布了《上海租地章程》这一文件，形成了近代上海租界史的开端。其后直至1943年8月，上海的外国租界才全面消除。在这近百年的历史时间里，无论是错综交织的社会文化，四分五裂的行政辖区，还是密集遍布的交通网络，都对近代上海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文化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在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等陆续建立后，各类先进的科技设备、新奇的服饰饮食等映入上海人眼帘，使其直观、充分地了解到了当时中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极大差距，也从根本上增强了上海人学习研究西方文化、积极践行中西方交流、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机与决心。在此背景下，上海人的社会心态逐渐由封建化、传统化转型为开放化、近代化，重农轻商、闭关自守的思想观念趋于消解；再如，晚清时期，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居民仍存在着“先天性”的阶级观念，并未充分地将学识、财富等相挂钩。相比之下，当时的上海人充分吸收了西方国家崇尚人性自由与人格尊严的文化观念，故而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束缚，将人的社会价值、阶级地位由“先天赋予”推向“后天发展”。在此基础上，在商业文化极度膨胀的社会环境中，传统中“礼”的思想也逐渐被经商领域中“信”的思想所压制，进一步弱化了上海人对纲常伦理、身份贵贱等的推崇与重视[2]。
三、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的重构革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近百年的租界历史宣告结束，上海在完全回归我国政府管辖范畴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明显的社会变化。一方面，当时我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商、学、政等领域实现了高度的力量联合与思想凝聚，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中作为国民的部分，使得商人属性的比重有所消减。此时，上海人的家国意识、社会责任明显盖过其功利取向，以利益为重的心态也逐渐向“重义轻利”迁移。另一方面，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影响仍存在与近代上海人心中，并全面地体现在了上海人对知识、科学、礼仪、经济的重视上。所以，在此时期，近代上海人更倾向于用知识智慧、科学技术、商务产业助力国家、抵御外敌，因此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与商界名流，为我国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与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极强动能[3]。
结论：总而言之，近代上海人在社会心态上表现出了很强的复杂性与综合性，其既有商人的精明气质与功利心态，有国民的责任意识与家国情怀，也有市民的地域特征与生活特点。追溯来看，上海人此种社会心态的形成与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在中西方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多元交融与持续冲击下，近代上海人才更早地摆脱了传统价值观念、社会心态的束缚，向着近代化的人格特质转化。
参考文献：
[1]曹芯.从身份到契约：近代上海人认知转变——以《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为中心[J].今古文创,2020(05):50-52.
[2]何顺民.制造“上海人”:都市共同体主体意识的苏醒——以20世纪90年代“上海人”媒介讨论为例[J].城市学刊,2018,39(05):81-87.
[3]楼培琪. 《七十二家房客》与上海近代都市文化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