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聪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抓住马克思主义思想普遍真理的基本内核，强调思想骞续的连续性；同时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所遇到的各具体问题，突出色彩鲜明的阶段性。本文基于发展史的视角，旨在探讨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到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过程中各阶段的基本特征，以期更好地理解并有助于有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特征；发展史视角
1899年《泰西民法治》印刷出版并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进步思潮开始在中国零星传播，这种思想也渐渐吸引了中国一批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爱国知识分子的关注。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将马克思主义正式确定为指导思想。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各阶段，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中的具体问题相结合，才在各阶段有效地化解了矛盾，解决了困难，取得了胜利。为此，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底是偶然抓住的救命稻草还是历史的必然前提，此为研究其基本特征的前提条件，再进一步从发展史的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以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偶然际遇还是历史必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植根与发展到底是时至中华民族在历史危亡之际，为图存富强而偶然抓住的救命稻草，还是因马克思主义本身高贵的理论特质而具内在的历史必然选择？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一经被中国有识之士掌握就能够生机勃勃，并且不断中国化，一是由其本质规定性所决定的，二是由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的现实需求所决定的。
一是由其本质规定性所决定。就立场而言，马克思主义始终代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套完备严谨的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学说，为人类社会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民族争取解放与获得自由提供理论支撑，既有科学的世界观导向，也有缜密的方法论指导。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但其绝非是本本式的教条主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只有与各国当时的具体国情社情民情相结合，才能有效发挥其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不断顺应时代发展主题，能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始终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作为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紧密地与各国具体实践高度相联，具体表现形式是各国共产党充分将其基本原理同国家的基本国情、时代使命特征相结合，对国家和民族在新阶段下所遇的系列新问题做出科学的理论阐发，并以之指导国家建设，以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化与时代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却并未为中国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具体方案与路径。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能在当时的中国占据一席之地，一定意义上是取决于对之的需要程度，也取决于我国当时的思想理论界、共产党人对之的理解与运用程度，以及与国情、社情、民情的契合度和融合度。溯源反观可见，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以后，为中国工人运动提供了思想指导，随着理论与实践的不断结合，中国共产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因此，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马克思列宁主义便不可或缺的成为了指导思想。在如何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关键问题上，党成立初期由于受经验缺乏、时事混乱等因素困扰，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错误使革命实践蒙受了一些损失，但从长远与全局着眼，党始终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前进，不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各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的“两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二是由国家的现实需求所决定。封建时代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历经西方以“鸦片输入”和“财富流出”方式掠夺之后，中国逐步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半封建国度，经济落后、政治腐败、体制陈旧、文化迂朽的中国陷入了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之中。为扶国家于既倒，救民族于水火，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足，一大批爱国志士投身于救亡图存的艰辛探索，但皆以失败告罄。此时，俄国革命的胜利曙光为我国的前途点燃了希望，革命的现实困境倒逼着爱国志士们围绕中国的实际问题，借鉴俄国经验，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进行革命实践，究其本质就是将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既面临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又受党内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影响，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革命道路，科学全面地对革命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有力回应，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党领导人民先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以现代化建设探索，虽然因生产力及其落后、经验缺乏等主客观因素导致实践受挫，但是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12（22）.]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新时期，党领导人民坚决打破“两个凡是”思想枷锁，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导向，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剖析当时代中国的实际问题，通过系列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党和国家前进途中的根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进入21世纪，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情势，共产党人更加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不断地结合到我国建设改革征程中，通过系统梳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各方面经验，不断总结各阶段得失，先继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进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阶段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遗余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陆续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以及“四个全面”等战略布局。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等实践活动，必须立足于中国各阶段的国情、社情与民情，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各阶段的时代特征与具体实际相融合，只有这样才算得上真正的践行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共性特征。
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逻辑规律，是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预设前提。
一是实践化特征。任何理论都是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却又高于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人类解放的普适性理论的价值之所在。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一文中明确讲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主要缺点是: 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 思格斯.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顾名思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因此，“实践化”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扎根于中国并不断先前推进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进行社会实践的过程。细察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发展，其本质上是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史诗，同时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长期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的指导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紧密与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中所面临的系列阶段性复杂问题相联系，不断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促进发展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正是在此间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逐步拓展与升华。
二是理论化特征。回顾中共共产党百年的光辉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不断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不同阶段具体问题不断结合，同时将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再指导实践的历史过程。在此间，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源泉，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本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日益完善，已经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拓展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正是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新时代对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的理论创新。这一系列最新理论成果无不昭示着，党在新时期新阶段新常态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性、求真性与系统性，这些思想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不断创新， 将更好地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以早日实现“双百目标”的中国梦。
因为若是社会实践不以革命理论为行动指南，实践就会变得盲目无从。马克思主义并非是无穷尽的真理，其真理发展道路之所以能可持续，仍是坚持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因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东西要读，其基本原理也必须坚持，但是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要注重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具体社会实践推进齐头并进“双向共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要勇于直视前进征途中的挫折与困难，在困难中凝聚共识，以强大的理论认同感，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三是民族化特征。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 思格斯.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前提，所以，其必然内含民族化特征。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 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 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页。]
一方面，从文化层面看，儒家“孝悌”、“仁义”等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正是儒家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提供了土壤，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后，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备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即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资源，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从社会发展层面看，现代性在不同的区域空间和国别民族有各异的呈现形式。中国现代性的萌发与构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紧密相连，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与发展方向所规定。
四是时代化特征。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德国，然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传播至全球各地，在环境适合的地方扎下根来，并随着时代阶段的推进不断发展壮大，这显然从整体上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在时代化基本特征的范围之列。马克思曾指出“我们只能在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 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 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马克思, 思格斯.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传播要与实践同步推进。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敏锐把握时代特征，准确反映时代要求，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胡锦涛.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06年10月23日。]，即是内在地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同时注重把中国实践的具体情况与马克思主义更加紧密地联系，从而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溯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新进程，应该是肇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其过程与经验的梳理与总结，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与成形，对其全面系统、辩证科学的凝练与深化。“邓小平理论”在回答社会主义建设系列基本问题时，形成了关于“是什么-怎样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分析范式，也概括出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与时俱进”品格。基于历程视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抑或是将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同中国各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相联系，在普遍真理与基本方法的导引下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这是在与时俱进高贵品质的牵引下进行的实践探索，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特征的体现。
三、余论
就实质而言，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各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有学者曾经从与时俱进性、民族性、创新性、集成性等十个方面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这些个中规律既相互独立又共同发生作用。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呈现的基本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基本方法、基本立场的内在特质，在中国各阶段外化于表的具体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内在规律在中国的映射。基于发展史的视角，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对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以及对其进行整体建构与阶段解构，并在新时期新阶段有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指导价值。
作者简介：王元聪（1986-），男，汉族，云南昭通，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