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和新
六安市徐集中学 安徽 六安 237141
[摘要]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困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难题。而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得到了有效地融合，但并不意味着这个难题已经最终解决。新中国建立后，时代的主题由“革命”转向“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意识到如何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依然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经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五代领导集体的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世纪难题已经形成了科学的认识。
[关键词] 传统文化 西方文化 马克思主义 现代化
一、“离异”与“回归”：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对待传统文化的两种倾向
文化的产生、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一定的文化总是在一定历史时空的产物。从时间和空间的视角探究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时，学者章开沅指出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对待传统文化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西方文化发展是“跨越时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而东方文化的发展则是“跨越空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 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通过对两种不同的文化发展路径的探究，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两种大的趋势。那么“跨越时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和“跨越空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二者受力不一样，“跨越时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它的受力来自内部，体现的是一种内在的张力；而“跨越空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其受力来自于外部，体现的是一种外在的张力。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一书里提到关于现代化进程问题时把进入现代化多样性道路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内源的现代化，一类是外源的现代化。对于内源的现代化道路而言，外来影响居于次要地位；而对于外源的现代化道路来说，则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1页。]。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跨越时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是内源的现代化在文化上一种表现，而“跨越空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则是外源的现代化在文化上的一种展示。
其次，二者的运动强度不同。“跨越时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它是在历史的纵轴上运动，空间位置上相对是不变的，其离异与回归之间的张力主要体现在时代性上；而“跨越空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表现在区域的横轴上运动的同时，其时间位置也是在变化的。不同区域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均体现出当时各自的时代特征，如西欧的文化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而近代中国在未受外来侵略之前，其文化则是封建时代的文化。这就使得离异与回归之间的张力不仅仅体现在时代性上，同时也体现在民族性上（从一定意义上说，区域的也就是民族的）。因此，后者的运动强度要比前者剧烈的多。
最后，二者的结果不一样，“跨越时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是在旧文明中逐渐孕育着新文明，它有一个“自然分娩”的过程，当瓜熟蒂落时，新的文明将以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诞生于世；而 “跨越空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其新文明不是孕育于旧文明中，而是从其它地方嫁接而来的，因此，存在着两种异质体如何融合，消除排异反应的问题。这种嫁接可能因为“水土不服”，而过早夭折；也可能因为强势的外来新文化使得弱势的本土旧文对此无法消化而最后变得面目全非；或者是本土的旧文化与外来的新文化相互融合而催生出一个新的“子体文明”，但这一种融合的过程总是艰难而又漫长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有效融合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属于外源型的现代化，所以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离异与回归应该是“跨越空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这种离异和回归在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呈现出巨大的张力，使得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内在排异反应表现得极为强烈，甚至置两者于水火不容的对立与对抗境地。这种对立和对抗具体表现为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主义儒学复兴派间水火不容的争辩。前者基于时代性的视角，认为中国文化发展在整体上已滞后于时代，中国文化应“全盘西化”是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而后者以民族性为根本依据，认定中国的现代化首先要保持文化的民族性特质。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以及战后社会的极度混乱，引起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怀疑；中国革命浪潮的不断高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朽性也日益暴露。盛行一时的“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最终都是成为历史的过客。当时，中国亟须一种“能兼中西文明特质”的“第三种文明”[ 瞿秋白：《赤都心史》。]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中国。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的文化，正确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它为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然而，我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孕育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而是从苏俄嫁接来的。对于这种“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也是照搬、照套，教条式运用，表现出了文化心态上的奴隶性。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大打折扣，也使得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抗。但是，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最终意识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催生出了既不同于西化派也不同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中国新民主义文化是文化。大众的，即是民主的，为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服务的；科学的，就是要反对一切腐朽的封建思想和迷信观念，对古代文化要研究总结，对外来文化予以精确剖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民族的文化，即主张民族尊严和独立，要大量吸收外国进步文化，又要保持民族形式。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及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按照的要求开始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新进程。新民主主义文化跳出了非东即西的文化窠臼，在文化建设上提出了古今中外沟通互补的思想，为我国处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指出了正确方向。
三、古今中西：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科学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论指导下，中国的文化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随着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新民主主义文化也相应地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文化转变以后，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进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同社会主义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于是，人们又不得不面对一个老话题，即五四以来，反复谈论的中西文化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对此，毛泽东提出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来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和外国进步文化。这一方针是中国处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之间关系的核心准则，也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中西文化冲突的正确指南。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中国的发展实践还提出了我国文化建设的“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体现了文化、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文艺界对此方针反响非常强烈，人们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各学术文化主体更具有活力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契机到来了。
然而，囿于国际、国内条件和自身经验的不足，严峻的政治形势和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使新中国的文化发展在经历了较短期的繁荣之后就偏离了正确的航向，在文化建设上实行了一系列的“左”的方针，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拒斥一切外来文化，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更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中国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认识上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经历十年动乱，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成为了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地进行了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纠正了文革的错误，转向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才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然而随着大门的敞开，洋货的大量传入，先进技术不断把引进，西方文化在中国大陆加速了传播。人们又开始过分的崇尚西方，盲目的接受西方，崇洋之风兴起。于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近百年来的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是“西化”还是反对“西化”？邓小平给出了一系列新的论述，根据这些新的论述，在1986年颁布实施《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决议科学论述了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道路和发展方向。可以说，处理好古今中西关系是这一文化建设方针的基本内容。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首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建立。在这一体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也日趋多样化。其次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世界遭受的巨大挫折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出现了危机。第三，西方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其文化价值观念，中华民族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特点进行了深刻剖析和研究，提出一个新的科学论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步入新世纪，江泽民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命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三个代表”思想。这一新论断，既思考和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也继承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文化建设中处理古今中西关系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步入新世纪，为了实现中国的发展目标，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重大创新成果。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胡锦涛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战略，即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科学发展观的文化理念，使中国传统文化既符合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又得到积极弘扬与发展，如中华文化中的以人为本、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团结互助等优良传统在与现代的会通过程中，已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发扬光大。另外，承认现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坚持文化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了新一代领导坚定不移的文化建设方针。曾访问美国耶鲁大学的时候，胡锦涛对这个方针作了深刻的阐发：“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积极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使人类更加和睦幸福，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2006年4月23日《人民日报》。]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聚焦新时代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这个新时代重大命题，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并在坚持前四代党中央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根据新时代世情、国情、民情的要求，坚持解放思想、高瞻远瞩，最终了完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并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作出了新的论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2017年10月26日，求是网。]这就在更为深层更为重要的层面上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地位。这一新时代的新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理论也起到了深化和拓展的作用。
建国七十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进程中，近百年的老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经过四代领导集体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形成了“古今中西”的科学认识。我国已逐步确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战略地位，形成并实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战略部署。一个拥有现代文明的中华民族，定将出现于世上。
四、结论
传统文化处于一个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其内部的对立统一，即好与坏，优与劣，都不是取决于它自己本身，而是取决于使用传统文化的主体的自身条件。诚如陈独秀所言：“例如水火都可以杀人，利用水便得了行船，洗濯，灌溉底效用；利用火便得了烧饭菜，照亮，温暖身体底效用”。[ 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页。]同样，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对现代化起到促进作用还是起到阻碍作用，问题不在于传统文化的本身，而是在于传统文化的使用者。
新中国七十年来的文化建设，我们获得的经验教训就是，当我们拥抱现代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片面强调“打碎”传统、抛弃传统，而是要尊重传统、理解传统。如果采取“文化大革命”那种急风暴雨式的彻底反传统，其结果最终会使我们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荒芜境地之上；使我们在面对欧风美雨时，显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完全丧失“拿来”的能力。但同时，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传统在不断地发展与生长，伟大的现代化变革势必会对传统进行改变和创新。因此假如我们没有勇气把原来的传统打破，我们就无法紧跟时代的发展，实现发展与创新将无从谈起。总而言之，现代性不能经由与传统彻底决裂而获得，只能经由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换而获取，我们应该以强者的姿态去继承传统、超越传统但不回归传统。正如章开沅学者所言：“应该以强者的姿态对待传统文化，不是肩负传统包袱，而是超越传统并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去选择传统中的有用部分，摒弃其有害或消极的成分。”同时，更“应该用强者开放的心态去对待外来文化，即令是在两相较量中惨遭到失败，也要善于利用‘失败者的优势’，在精神层面转化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强者，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部分，改革创新自我的传统文化，并通过两者融会贯通来整合、创新、发展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225页。]
作者简介：张和新（1973—），女，安徽六安人，大学本科，中学高级教师，长期从事历史学教育实践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