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东
（青岛工学院 山东 青岛 266300）
摘要：本文通过对《张远两友相论》的文本和思想内涵进行分析，研究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传播价值，以阐述清末来华传教士适应中土文化的努力，肯定其小说对中国古代小说向近现代小说的过渡起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米怜；章回小说；传教士
引言
1812年，作为自马礼逊之后第二批来华的传教士，米怜夫妇刚抵达澳门，就遇到严峻的政治环境，米怜计划在澳门刊印中文书籍的设想成为泡影，本人遭到澳门葡萄牙总督的驱赶，只好去了马六甲。在马六甲，适宜的气候和宽松的学术氛围为《张远两友相论》的出版提供了条件。1819年，中文小说《张远两友相论》正式出版，具有非同凡响的时代意义。
1.《张远两友相论》的创作背景
19世纪西方传教士对基督教义进行文学书写，改变成中文的通俗读物，以改变中国人的观念，在传教过程中并不少见。运用通俗易懂的白话小说传教，正是此背景下传教士们使用的特殊方式。对于《张远两友相论》这部小说，文体上的特点及中西文化的融合都是它的创新之处，而最重要的是米怜第一次采用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结构阐释基督教义。作为传教士，米怜深知如果不适应中国文化，就会是“士大夫不可能成为基督教徒或基督徒不可能进入士林”“基督教仍然是中国社会文化机体上的一个外来体”[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M].人民出版社，2003.
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四内篇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5.](502-503)。米怜在了解中国文学作品的总体状况后，对《三国演义》这一著作的文体结构非常赞赏。《张远两友相论》也是吸取了《三国演义》的风格,选择章回体小说宣扬教义，表达全新的观点，迎合了中国读者的习惯，这与推行的文化适应政策是相符的。对话体，就是重大的创新。用对话形式来写作早在米怜之前就在印度的西方传教士那里采用了。传教士斯渥兹用泰米尔语写过一位基督徒与非教徒之间的十二段对话，米怜可能因此而受到启发。《张远两友相论》也是根据对话分为十二回。并且他首次将话题引入章回小说，贯穿全书，没有回目，自然令当时的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
2.《张远两友相论》的特点
《张远两友相论》主题是“张”与“远”的对话，小说背景设在中国。张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而远则是一位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的下层劳动人民。在一次偶遇后，二人交往密切，远经常向张请教基督教义，最终被张深深折服，成为了教徒。小说就基督教徒遵循的准则、行为特征及基督教义、关于上帝和耶稣等一系列相关话题展开了一系列对话。小说章节特点总是远首先发问，张来解答，远尽显无知之态，所提问题幼稚简单且世俗，而张的回答则富有哲理性、博深机辩，充满了正义感。二者地位是不平等的，远最后义无反顾地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作者的命意显然在于宣教，是以个人叙事来传授教义，这种创作意图与小说文体结合的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就是采用问答体，“假设问答以著书”[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with Copious Indexs.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17:145.](407)。为了使小说与中国读者相符合，米怜甚至仿照章回小说的评点或采用眉批出注，以此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谓用心良苦。
书中两人，一个口若悬河，一个呆若木鸡，话语权虽不平等，但张并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而是在举例对比中劝诱远。如第一回比较耶稣与其他偶像崇拜的不同，强调真神的唯一性。涉及原罪与忏悔，耶稣的品质、复活之身与现在之身的不同等，直至基督教义核心。这些都是中国民众迷惑不解但又想了解一下的事务。自18世纪初“中国礼仪之争”后，传教士们放弃了文化适应与本土化的主张，在米怜等人身上得到了再现。米怜排斥佛教，但对儒家的学说却充分肯定，这样就使儒教与基督教之间产生了互动。如第六回写了佛教轮回是骗人的，将基督教的复活与中国人讲究的孝道联系起来，来打动远。米怜也用中国人日常的习惯来铺述了一些情节，如在第四回写读书人考试，来比喻天上与地上的区别；第五回引用了中国“善恶有报”的古训。
远的见识狭窄，所提问题现实，符合一般人的思维，也就是读者的思维，而米怜正是站在读者的角度上仔细揣摩心理，设置悬念，然后通过张来解答。张善良、品质高尚，正是米怜所期待的传教士在读者心中的良好印象。米怜为了引起读者共鸣，在翻译儒家的术语时，往往从中寻找相应的代名词，如将“上帝”译为“真神”、“主”，“圣灵”译为“圣神风”等，这些造物主的思想在儒家典籍那里也随处可见。西方小说的心理描写贯穿其中，非常注重个人感受，这与中国忽视个人的现实是相反的，自然读者看后深受震动。中西方的不同的宗教、语言、写作方式相互交融，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它。
3.《张远两友相论》的影响
《张远两友相论》版本与发行量令人震惊。自1819年在马六甲初刻以来，平均两年就刊印一次，印行数量接近一百万册，其出版地分布马六甲、香港、上海、宁波、福州、北京等地。伟烈亚力1867年出版的《在华传教士回忆录》中就收录了此书的十三种版本[Journal of a voyage along of China,from the province of Canton to Leaoutung in Mantchou Tartary,1832—33,Chinese Repository1834,Vol.2?2:54.]（45）。而对该书的修订、改写也未曾间断。迄今为止，牛津大学波德来图书馆收藏的该书版本达二十一种。一本传教士小说有如此大的影响实属罕见。
新教在华的传教事业远远晚于天主教，米怜的努力可以说是所有晚清新教传教士的榜样。《张远两友相论》的发行量，不仅令其它传教士小说望尘莫及，甚至中国本土刊行的小说也很难超越。原因是米怜抓住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心理，利用他们的喜闻乐见来打动读者。小说中张、远两人平静对谈，循循善诱，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以儒释教，方式简单、明确。小说所植根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既宣扬了西方的文化与思想，又将中国对作者的影响以及对现实的关怀融入其中。“书中的尖锐和公正的评述，深受中国读者喜爱”[
作者：李辉东（1987—），男，山东青岛人，硕士，青岛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54）。一些中国文人为了让更多的人通晓此书，还自觉地将它改写成方言。如福州沈守真将其改写为福州方言。有些新刊本还加上了米怜原著没有的东西，例如远的妻儿描写。
但我们也应看到，米怜没能充分实现小说创作的意图，小说流传的实际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此书大部分版本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士大夫此时对西方的反感，是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基督教这东西的，上层社会难以产生思想共鸣；中下层民众，由于生存环境和教育背景的局限，也只能将《张远两友相论》作为《西游记》之类的娱乐性读物，对其文化属性是不关心的，接受传教士小说也不意味着从此信仰基督教，即使入了教也只是为了谋生。《张远两友相论》中心思想只是传教，缺少中国人最渴求的富国之策。且米怜也常常不顾及小说的文体特征，在书中连续引用儒家经典，功利性太强，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和阐释，是带着先验的目的与假设的，只合字面意思，通俗地讲就是西方式的解释，自然无法避免歪曲本义。而且各版本语言形态各异，如书中人名张与远是音译，导致书名歧义百出，有张、袁，或长、远或甲、乙等。米怜对宗教用语的中译，也受制于他的水平，中西色彩混杂。之后，此书独特的写作方式被传教士们纷纷效仿，郭实腊、理雅各等都写过章回体小说来宣扬基督教义。但是不管多么畅行，中国的教徒还是那么少，也许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不过以《张远两友相论》为锲子，西方宗教借助传统的中国小说的模式冲击了晚清僵硬的小说结构，传统的中国小说难以展现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以及新事物、新思想如雨后春笋般的展现速度，倡导近现代小说的呼声愈烈，1895年，当傅兰雅发起“求著时新小说”运动时，如同酝酿已久的惊雷揭开小说改革序幕，随后梁启超掀起新小说潮流，这股新风终于吹开了传统的密云，迎来了近现代小说的晴朗之日。
参考文献：
1.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M].人民出版社，2003.
2.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四内篇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with Copious Indexs.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17:145.
4.Journal of a voyage along of China,from the province of Canton to Leaoutung in Mantchou Tartary,1832—33,Chinese Repository1834,Vol.2•2:54.
作者：李辉东（1987—），男，山东青岛人，硕士，青岛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