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乐
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驻梁家河工作组
孙立哲，原名孙立喆，1951年11月生。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插队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后在多国攻读多学科的学位。1985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1993年回国创业。创办多家万国系列公司任董事长，并兼任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
孙立哲的传奇持续时间之长为当代人少有。自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陕北插队，在土窑洞里为农民做了上千例手术，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文革后因坚持赤脚医生政策被隔离批判，被万民折惊动的胡耀邦亲自过问解救。
1966年14岁，在清华附中上初二。文革前就生长在清华园，父亲孙绍先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教授。父母早先是在昆明西南联大结的婚，校长梅贻琦是他们的证婚人。上清华大学，当个工程师，走科学技术的道路，那时候大家都是那么想的。
但他们非人道的行为，使我的印象产生了变化。比如一些年轻的女红卫兵，让人跪在雨地里拔草，解开武装带打人。我一个邻居叫徐经雄，是高三的高才生。他背后被打烂了都不吭一声，是条硬汉子。
我那时有两个绝活，一个是下围棋，一个是跳芭蕾。后来插队时我还能同时模仿杨白劳和喜儿跳白毛女全场。围棋在清华园已经没对手了，就找国家队。聂卫平书里写的，两拨各来几百辆自行车，围着地坛公园约棋，就是那会儿的事。
文革红卫兵是我人生第一个震撼，同时是对旧我的自尊心的一种挑战。清华附中竞争向上的理想主义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一生就都没有停过学习。
第二个震撼是插队，是对你走入社会的基本生存能力和价值的重构。我当赤脚医生也不是我想当，我压根就没有想扎根。人生首先是一个偶然，是史铁生的一句玩笑逼我走上行医路。
1969年1月。就在下乡的那一天，老乡帮我们背行李，木箱子里的书估计有七八十斤重。在我们翻山快到村口的时候，史铁生指着我跟老乡说：这是个大夫。
巧到什么程度，到了村里头，正碰上一个发烧病号找大夫。一个老太太，发烧，脸上长了一个红色的大包。我们对着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我们知青把阿司匹林，抗菌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两天就退烧下地了。但这红包没下去。问老太太你这东西长了多少天了？“唉呀，生下就有嘛。”生下就有的血管瘤，大红记！
实际上史铁生是懂医的。早前他就在一个医院学习班学会了扎针灸，下乡时带了医书买了药。其他村的女生都不要我，说这个人赖呼呼的。我只好找到史铁生他们那个队，还写了一首诗巴结他，就是心怀揣红宝书、豪情啊壮志什么的。被他踩乎的：这也叫诗？说你这辈子不要写诗了！但从此我就和他睡到了一个炕上。
史铁生教我扎针灸、看病。当时老百姓闹得剧烈的传染病，大多是闹伤寒。很多人死在送往医院的担架上。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出诊，村里的大白狗一下蹿出来了，我撒丫子就跑啊，他没跑过我，让狗把裤子扯下一大块。
他的面子比较薄，不像我“是不要脸精神”，什么病都敢治。史铁生又加上一句：他是祖传的，就把我撂那儿啦。让我治我就治，拿着书开始比划，治着治着就什么病都治了。
我们上山采药，自己种草药、置办器械、在窑洞里建手术室，成本非常低。成立了医疗站，很多手术器械都是在医院学习时偷的。那时无法无天，为了实习，偷出遗体解剖死尸。手术从简单到复杂：从阑尾到肠胃，到后来心肺、癌症、脑子都做。
有个孩子大面积脱水，奄奄一息。我翻山到那个村，只带了个大针管，就用注射器打点滴一点儿一点儿往里推。从晚上推到第二天白天，３０多个小时！手都僵了，把孩子给救活了，孩子叫我干爸，我才１８岁。
好多知青都想学赤脚医生。脑袋疼，拿听诊器听脑袋；妇女小肚子疼，说可能是前列腺炎；打青霉素试验针，照着屁股咔嚓就一针，说：等着，别动！。逗事多极了，我们小嘛。
丁爱笛他们村张家河大队的一个知青，从北京农学院学会兽医以后，要想提高生产力，公的牛要骟。但他结扎水平不成，把蛋拽出来一铰，一下缩回去了，血就哗哗地冒。
我去了以后，做了手术，结扎好，输了两天血。然后把牛脖子这儿切一口，打一针，输液。牛醒了，但再也干不成活了。丁爱笛在一边急得大骂，全队就指望这头老健牛呐！
老乡送来的白馍、鸡蛋，我说不要，赶紧送回去，就跑了。但我一走，史铁生说话了：撂哈。老乡一走，我们就嘁里喀嚓都吃了，“不吃？！饿得受不了啦。”那时哪儿吃得上白馍啊。搞批林批孔，老汉说：“这林彪没良心，天天吃白馍还反对毛主席”。
那个时期的青年相当苦闷，我也很可怜他们。男知青之间打群架，血拼，没什么原因，没有以前的派性。女学生的流产都是我做的，有二三十个吧。远近村的都有。
第一批招工的走后，留下的人少了，流产的多了。没什么盼头，失望了。那时也不会避孕。流产没证明不给做，没结婚证更不给做。那成了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只有找我做，我保密。
人家都是普查、宣传、执行分离的，一拨人管一拨事儿。哪有我们这样，既是宣传又是执行、既是领导又是医生，一气呵成；咔嚓！ 医疗队排成一排先唱歌。老乡都不知道深浅：这个好，还有唱：“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唱完开会，民兵把着现场。一家一家过，２０多个，一气都干完了。
在农村什么事都有，你什么病都得治。开颅手术不是我主动做的，（病人）他放炮的时候，把一个骨头整个炸进去了。如果不撬出来，一打鼾，离死就不远了。去城里来不及，在我这儿就直接打开大脑办了。 最火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开始，流水作业。五、六个农民一字排开，肚子都豁开，然后我戴上手套依次咔咔几下，“缝！”
这时抱出一个孩子：“赶紧，没气了！”喉痉挛，人憋成紫蛋了。我捞出一个扎腰的手术针，咔嚓一下扎进气管里啦。气管太细，全是痰。赶紧把一个导尿管插进去，叫助手彭炎：赶紧吸！
大概是１９７４年，中央科教组派专家团到乡下考察我。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李光壁（音），带着各科的十几个专家医生教授来了。
他们到我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英文的。我的女朋友懂英文，我一天背１５０个单词，通信全用英文。
李 光壁啪地抽出一本：你还学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凶的样子。我念了一段，他没听懂一个字。我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我。他问，上面说的什么？我翻译了一遍，全对。
黄家驷院长在孙立哲陪同下来到关家庄合作医疗站
但看手术是最严格的，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的临床医生啊。他们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能做这么大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就站在旁边。我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唯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他们这些主任们就很震惊，回来给科教组写了个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我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回来就出名了，一大帮中央北京医学院大夫来，一大帮本地赤脚医生来实习。我们自己种地，制药、盖房子。村里住满了来看病的老乡，一大片人，非要我摸一下不可。
在村里有个知青杨志群，是1975年在北京听了我的报告自愿来延安的，他说干脆写个反映吧。内容是：孙立哲肯定有缺点有错误，需要批评帮助。但是这个人是个好人，做过很多好事，治病救人，从不收礼。希望领导也能了解。
上研究生是我再一个突然的转折。我由完全不懂政治，从赤脚医生开始接触政治，表现出对政治的无知，到忘乎所以极度膨胀，到最后被打倒。后来就为此远离政治。学医给你一个很鲜明的价值感，一直延续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