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钰
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850000
摘 要：中西方因为多种复杂的因素造成了相互间的政治思想差异，想要从根本上分析出中西方政治思想差异的原因，那么必须从源头上寻找，而孔子与柏拉图是中西政治思想史的源头之一，在中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孔子与柏拉图有关政治制度、政治主体、政治伦理、政治法律四个方的面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我们更准确的把握两位智者的思想，从而更清晰的掌握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差异。
关键字：政治思想，孔子，柏拉图，比较分析
公元前六世纪前后，被称为人类社会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一个时代，世界各地出现了一系列伟大的宗教与哲学体系，为后来的人类文明社会奠立了重要的基础，而孔子和柏拉图分别是这一“轴心时代”的东方和西方的两位巨匠，孔子在东方创立的儒家思想，经汉代统治者改造后被确立为统治的正统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而柏拉图的思想则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之一，直到现在西方社会依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对东西方两位思想先驱的政治思想进行比较分析，更好的了解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区别。
一、政治制度的比较
孔子主张“礼制”，这个“礼”是周礼，是周公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内化成礼的规范。孔子的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恢复周朝时期的礼制社会，根据礼制的规定，贵贱有别，上下有序，各处其位，各做其事，但由于当时整个的社会大环境，根本无法达到最理想的社会状态，所以，孔子只好退而求其次，从而主张建立一个等级有序，尊卑有别，各遵其道的奴隶制社会，《论语》颜渊篇有这样一篇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夫夫，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翻译成白话文大概是“齐景公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君尽君道，臣尽臣道，父尽父道，子尽子道。“齐景公说：”说得好啊！确实如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话，即使有米，我能够吃得到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基本上就是孔子的关于国家的政治大纲。孔子虽然认为周礼是最完善，最美好，最管用的政治制度，但是孔子所主张的礼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周礼，不注重于礼的形式和外表，而是看重礼的精神核心，孔子认为周礼的灵魂和动力就是作为道德的“仁”。同时，“礼”和“仁”二者是高度统一的。
柏拉图以城邦制为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立足于现实生活，认为政治制度是从人们的长期生活经验及习惯中产生的。柏拉图认为智慧，勇敢，节制是理想的“正义“国家所必须具备的三个必要条件，理想的王国是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为本位，根据于此，柏拉图依据理智，意志，情欲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也是最高的等级，即以智慧管理国家的统治者，第二个等级也被称为武士阶级，主要是军人，武士，这个阶级的民众通过勇敢来保卫城邦，护卫国家，第三个等级，也是最后一个等级，因为不能摆脱情欲，成为国家的劳动阶级，主要是职能是为国家生产物品，提供服务，因此柏拉图以神谕的形式把三个等级的人分为金，银，铜三种不同的质，质的不同导致人的职能不同，人性和社会分工的不同，这一理论通过”助产术“的推理得出。
二、政治主体的比较
政治主体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无论是孔子，还是柏拉图，都特别注重强调发挥统治者这个方面的作用，他们心中的理想国家都是实行君主统治，孔子眼中的君主是“圣人”，柏拉图眼中的君主是“哲学王”。
孔子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就是“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对民众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统治手段应以“宽”为主，“宽猛相济”，反对以苛政、刑律治天下，主张德治高于刑治，德治才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之策，君主执政的过程，就是道德教化的过程，即圣贤人在治理国家时，用自己本身的高尚道德教化和感化百姓，在孔子看来，通过“举贤”政策选拔出来的“贤者”才是治理国家的理想人选，也只有这样的贤人，君子，圣人执政，才能为世人的道德树立典范，从而起到教化，感化百姓的作用，让百姓效仿，实现各安其职，各守其道的理想社会。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君主的道德修养，君主责任重大，关系着社会的安定，百姓的正常生活，君主应该为百姓和社会做出表率。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表达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哲学王”，由“哲学王“来统治他心目中的理想城邦。柏拉图在他的名著《理想国》中所描述的理想城邦是一个善的城邦，拥有勇敢、正义、智慧和节制的美德，他根据理智，意志，情欲三者在不同人们身上的不同体现，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等级，三个阶级的人们各自担任不同的职能，而其中，掌握了真知识，善于思辨的，超脱了现实世界掌握了真正的理想知识的哲学家，具备了理性，是最高的层次，是国家的统治者，其职能就是以哲学智慧来管理国家。柏拉图之所以认为要”哲学王“来治理国家，是因为哲学家相比较与无知的平民，更能超脱可见世界，掌握理念世界的真理，从而带领城邦走向幸福的真理世界，而且管理国家是哲学家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也只有哲学家担任统治者才能使政治和真理合为一体，城邦才会走在正途，因此，柏拉图认为”哲学王“自身必须具有很高的政治品德，为城邦人民谋利益，虽然掌握着最高的权力，但却不热衷于权力，对城邦人民”运用说服或强制手段，使全体人民彼此和谐……团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城邦人员进行道德教化。
三、政治伦理的比较
孔子和柏拉图都主张认为，一个城邦或国家的理想的政治制度都应该具有某种德性，并认为这种德性应该是国家的首要价值。孔子认为国家的政治德性主要通过统治者得以体现，所以统治者应具有“仁“的品德，孔子重周礼，认为理想的政治制度就是文武周公之治，周礼的精神核心就是仁德，统治者要有”仁“的品质，做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唯有以仁德治天下，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国家的稳定。
孔子把国家的政治德性和个人的德性联系在一起，从个人德性出发论证政治德性的正当性，由下而上以个人德性为出发点，推导出国家的政治德性，但是，孔子这里的个人并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从属于某一家庭或家族的个人，国家的政治德性是家庭德性的延伸，个人在家庭中的孝、悌、慈等各种基本品德都包含在”仁“的概念中，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中包含着家国同构的观念，把家庭或家族看作国家组成的基本单位，并且认为国家和家庭在组织结构上有某种共性，以血缘为基础，天子、诸侯、士大夫、卿等各名位，世代承袭，且这一自上而下的统治秩序由”天命“得到宗教上的承认，从而具有某种权威性。
柏拉图继承了古希腊传统的伦理思想，将国家的政治德性规定为正义，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是以城邦如何实现正义展开的，因此柏拉图根据“哲学王”统治下的城邦应具有的三个品性，即理性，激情和欲望，对应智慧，勇敢和节制三个品德，把城邦人民分为统治者，保卫者和生产者三个阶层，各个阶层各安其职，各尽其德，合力组成国家的正义。发展政治德性，柏拉图比较重视发挥普通民众的作用，将国家看作大写的“人”，从国家的政治德性论证个人的思想德性，把德性看作人的最高价值，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由上至下，从国家德性推导出个人德性，古希腊社会奉行古典的民主制度，国家被视为诸多自由平等个人组成的社会合作体系，因此，在自由平等的个人之间，“正义”是最重要的德性，“正义”是个人和国家都应该具备的德性，且国家的正义大于个人的正义，柏拉图还把灵魂和肉体做了区分，灵魂是人中最高尚的部分，追求真理，肉体被灵魂统治，追求欲望的满足，德性是个人最高层次的价值追求，个人的德性与国家的政治德性相联系，德性就能被合理的推导为国家的首要价值，柏拉图主张建立等级分明的政治制度，这种等级制度是国家首要价值的政治德性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孔子不同的是，柏拉图更多的依靠理性的思考，对古希腊各种形式的政治制度都不满意，以善为理念，把现实世界看作短暂且不真实的事物，把善的理念看为在现实世界之上，永恒且真实的事物，是现实世界的原型，而只有哲学家通过理性，才能把握这一原型，作为统治者管理保卫者和生产者，但是统治者，保卫者和生产者三个阶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每个阶级的个人所处的社会阶级是可以改变的，而改变的关键因素就是个人所受的教育程度。
四、政治法律的比较
在孔子所提倡的的政治制度中，表现出了一种通过道德代替法律的思想，即“以德去刑”，孔子强调“为政以德”，倡导“贤人政治”，统治者个人应该以身作则，起着表率的作用，选拔官员应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只有道德高尚的贤人才能参与治国，无论是“德治”，还是“贤治”，“礼治”，最终都要依靠“人治”，所以孔子强调统治阶级要“正身”，即《论语》中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身，如正人何？”都注重人在政治中的核心作用，所以也把孔子的这种政治理念称为“人治”，孔子的人治观念并不同于现在意义上的人治观念，孔子所提倡的人治观念可以说是一种理想化的圣贤人之治，君子之治，是一种充满理想道德色彩的，人性化的德性之治，特别注重强调人际关系和道德的内化作用。孔子强调“德治”，但是从来没有否定现实社会中法律的杀一儆百的作用，认为刑也不应该被废弃，“君子怀刑”，但反对虐杀，反对不教而杀，“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孔子把统治者个人置于“法”之上，认为统治者在管理社会，治理国家时，首选的方法是对人民实行德化教育，“刑法”并不是理想的治国方略，但在特殊时期又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
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强调“哲学王治国”，这是柏拉图认为的一种理想的政治主张，是一种最好的政制。在柏拉图看来，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国，必须使哲学智慧和政治权利相结合，或者是真正的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又或者城邦统治者掌握他的理念论哲学，“哲学王”是智慧的化身，“哲学王”的建立以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为伦理基础，以善为最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实施的各种政策，都因该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城邦的发展。柏拉图的“哲学王“政治思想推崇的并不是”人治“，也不是专制，而是国家和社会交由智慧统治，柏拉图生活时期的雅典政治急剧变革，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信仰，智慧即美德，所以柏拉图的”哲学王“政治的实质应该是一种智慧之治，提倡理性的制约和知识的重要，相比较于孔子的”贤人“政治，更加突出智慧的作用。有专家学者根据柏拉图早期写的《理想国》与后来写的《法律篇》两者的差异，认为柏拉图早期提倡”人治“，后期不在注重人治，而是强调法律的作用，从而在思想方面由”人治“改变为”法治“，其实，这是对柏拉图思想的误解，柏拉图一直以来都认为哲学王治理的国家是最好的国家，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仍然主张国家应该由智慧的哲学家来进行统治，在柏拉图的一生中，他从未改变过自己的主张，他的信仰依然坚定。柏拉图后期的著作中之所以描述了区别于理想国的思想，是因为柏拉图对现实，对人性的让步，柏拉图认为法律具有普遍性，规范性，稳定性，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生活时，法律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公开公平，因此对法律持有怀疑和批评的态度。但是在将理想国的梦想付诸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时，遭遇到了巨大的挫折，柏拉图转而关注法律，根据《法律篇》中的描述，柏拉图虽然已经认识到法律的重要作用，但是他认为法律是各种利益相互计较的结果，法律不是人民意志的体现，真正的法律应该是哲学家智慧的集中表现，也唯有哲学家才能制定出真正的法律。柏拉图的法律观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维持国家跟社会的是金制的法律纽带“。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一些西方国家依然对我国进行各方面的围追堵截和封锁，故意的抹黑中伤中国，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要对自己国家的思想了如指掌，也要对西方的思想有所把握，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彼此之间思想差异，形成冲突的原因，而从中西方原创性思想中更能准确地寻找到原因，孔子和柏拉图作为东西方思想的先驱，对两者思想进行比较，对当今中国，当今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①李科政.《孔子与柏拉图政治伦理思想之比较》.《学理论》，2013年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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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龚海林，郑易平.《孔子和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之异同》.《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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