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
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 成都 610041
2020年正值奋力实现“十三五”圆满收官、全力谋划“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刻，恰逢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阶段。“十四五”是成都全面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起步起势期，是成都国家中心城市能级提升的关键期、发展动力转换的深化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高水平开放的加速期。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处，我们应以“站在未来看现在、站在世界看中国、站在中国看成都”的视角，准确把握新形势、践行新理念、融入新格局，牢固树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揽，在世界城市体系和国家战略全局中谋“十四五”之篇，布高质量发展之局。
一、形势和趋势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有牢牢把握住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大势，才能锚定好发展方向、找到发展之路。
国际宏观环境分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将萎缩3%，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大经济体为刺激经济先后进行了多次货币宽松，导致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全球债务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7年年底的190%上升到247%，陆续受人口老龄化、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影响，全球需求端萎靡不振。在美国为首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甚嚣下，引发市场对全球贸易及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交往受限。中美博弈加剧的同时，去中国化、科技脱钩等风险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趋严峻、错综复杂。
国内宏观环境分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鲜明指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1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大关；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粮食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城镇新增就业超过6000万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生态环保任重道远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另一方面，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国依靠14亿人口总量、4亿多中等收入阶层，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资源和1亿多市场主体，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规模最大的生产能力和最完善的配套生产能力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巨大强劲内需潜力，在应对外部冲击的同时，以大国担当积极布局疫情后经济发展，在重构全球产业链、恢复世界经济秩序中为其他国家提供广阔的市场机会，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对于推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具有重大意义。
二、机遇和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亲自部署，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赋予“两中心两地”的目标定位。成渝地区成为继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与其他国家战略叠加共振，这对成渝地区乃至西部来讲，既是历史性机遇，更是重大责任和时代课题。作为“内陆腹地”成渝地区生产总值占西部地区生产总值的19.8%，常驻人口占西部人口12.6%，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平台；依托“战略后方”优势和泛欧泛亚陆海新通道，也是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支点，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战略支撑和回旋空间。但成渝城市群镇化率、经济密度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差距明显，距离全球公认的日本太平洋沿岸、英伦等世界级城市群存在较大的经济量级差和城市层级差，其经济总量、人均生产总值仅是世界级城市群标准的40%左右。成渝城市群工业化、城市化起步晚，“月明星稀”、“中部塌陷”困局，城际发展差距大等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
法国经济学家戈特曼最早提出大都市圈既城市群的理论概念，都市圈是城市群的硬核，打造都市圈是构建城市群的必经环节和路径。东京、伦敦等都是都市圈形态的城市群样板。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从秦末汉初的“天府之国”到唐宋时期的“扬一益二”，自古以来都是西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2019年成都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7万亿元，经济总量在全国、中西部和副省级城市中分别位居第7、第2和第3位；常住人口1658.10万人，是除北京、上海、重庆外最多的城市，人口净流入量位居全国前列，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和最受欢迎的网红城市之一。当前，成都以“一干多支”发展战略为引领重塑区域发展格局，全力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建设以成都为核心的现代化都市圈，该都市圈2019年生产总值为2.15万亿元，占全省的46.1%，初步具备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化都市圈条件和潜能。相关数据表明，国外知名的都市圈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亿美元以上，人均生产总值超过5万美元，直接辐射带动区域超过5万平方公里。我国以北上广深为中心城市的都市圈生产总值均在5千亿美元以上，直接辐射带动区域超过3万平方公里，人均生产总值在10万元以上，每平方公里人口数量超过1000人，城镇化率普遍超过65%以上，高的达75%以上，并且中心城市城镇化率较周边只高5-10个百分点。成都都市圈人均生产总值为8.39万元，每平方公里人口数量在773人左右，城镇化率不到60%，并且中心城市成都高于周边20个百分点以上。成都都市圈经济总量小、极核辐射带动不够、次级城市发育不足等是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三、对标和剖析
成都要构建大都市圈融入国家战略全局，在世界城市体系中争先进位还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产业结构层次、产品附加值不高；辐射带动不强，制造业辐射力在国内城市中排名第8，主板上市公司数量排名第8，没有一家世界500强本土企业；对外贸易总量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远低于国内一线城市；2019年中国宜居城市未进入前10等瓶颈问题。本节聚焦“创新、开放、绿色”三个关键词，对标深圳简析成都存在的部分问题。
（一）创新驱动能力不足
2019年成都的城市创新指数等排名均位居中西部第1位，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居中西部城市前列，城市创新活力持续激发，但与深圳差距还非常突出。一是研发资金投入相对不足。深圳R&D经费支出已逼近千亿元，成都不及深圳一半。成都R&D投入强度为2.66%，深圳为3.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远落后于深圳。二是创新主体培育差距明显。深圳高新技术企业数达1.7万家，是成都的3.2倍；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3万家，是成都的5.7倍。深圳独角兽企业数量已达到20家，而成都仅医联一家。深圳高新技术实现产值2.6万亿元、增加值9200多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34%，成为第一支柱产业和主要经济增长点。三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不足。深圳全市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授权量增速、有效发明专利五年以上维持率、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等五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国第一。国内专利申请、专利授权量均为成都的3倍多，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成都的4倍。四是是产业层次结构不优。深圳三次产业比例为0.1：39.0：60.9，金融、现代物流、文化创意、高新技术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达1.7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64.9%；以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突破万亿大关，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7.7%。成都为3.6∶30.8∶65.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不到20%，先进制造业水平不高，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新经济新动能的培育正处在起步阶段。
（二）对外开放差距显著
2019年成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5800亿元，位居西部第一，加工贸易进出口占比68.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2532.9亿元，增长19.8%。对标深圳存在两方面差距。一是“量”和“质”的差距。深圳2019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逼近3万亿元，是成都的5倍；出口总额1.67万亿元，连续27年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深圳加工贸易仅占进出口总额比重为30.7%；机电产品出口总额占比76.52%、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占比48.4%（与机电产品有交叉）；新兴外贸上，成都2019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实现202.51亿元，仅为深圳的5%，深圳已突破4000亿元。在华为等高新技术企业的引领下，深圳通过研发创新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出口向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尽管成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但对外贸易更依赖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加工贸易。
二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差距。改革开放初期，深圳抓住全球产业转移机遇，凭借“三来一补”形成产业聚集进入全球产业链体系；此后，大力发展以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始进入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在资源约束下，以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转型，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深圳营商环境居全国前列，据两市2019统计年鉴，2018年深圳规模以上港澳台投资企业1822个，是成都近20倍；外商投资企业620，成都为191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低于成都，但外资签订项目数远高于成都，且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科学研究和技术等高附加值服务业。深圳通过打造促进创新经济体制政策和生态环境新优势，吸引全球资金、人才、技术等高端创新要素聚集，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创新经济发展。
（三）绿色宜居还需着力
2019年，成都全年优良天数创下287天的历史新高，首次全面消除全年重污染天气；2020年地铁运营里程将达到515公里，跃居全国城市第四位，绿色交通体系建设成效显著，但在绿色宜居上仍需着力。一是公园绿化建设有待提升。成都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2.8%，深圳为43.4%。深圳土地资源稀缺，却逐步构建起“自然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三级公园体系，已建成各类公园1090个，总面积近4万公顷，用“千园之城”造就“深圳绿”。二是人居环境质量有待提升。成都PM2.5浓度为43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率为78.6%。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成都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168个重点城市中处于中游水平（排第79名）。而深圳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却保持了良好的空气质量，PM2.5年平均浓度下降至24 微克/立方米，首次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标准；全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32天，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1%，在全国 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9，连续7年排名前10，“深圳蓝”已成为极具竞争力的城市名片。三是绿色出行效果有待提升。成都通勤高峰拥堵指数为1.61，同比增长7.14%；深圳为1.60，同比增长9.05%。尽管二者指数相差不大，但深圳以有限的土地面积支撑着千万人口规模，交通拥堵治理成效增强，主区交通通畅程度优于成都。根据《城市轨道交通蓝皮书：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发展报告（2019~2020）》数据显示，深圳2019年城市轨道交通平均客运强度为1.66万人次/（公里·日），年均增长7.7%，位列全国第2，成都则排名全国第7，成都公共交通体系建设和绿色低碳出行效果滞后于深圳。
四、思考和建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最大特征是“双城带动”，凸显了成都在全国发展版图的战略地位，赋予了成都做优做强极核功能的使命担当。成都如何抢抓这一时代机遇，全面增强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功能和极核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以城促圈、以圈带群，还需在大势演进和全局变革中找准切入点、着力点。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笔者作为市属国企“东进”前沿阵地的参与者，以问题为导向，立足工作实际对成都“十四五”作了一些“投砾引珠”的思考。
（一）以协调共享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成都作为公园城市首提地，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城市转型，构建人城境业和谐统一的未来之城。一是绘制共享融通的空间系统。坚持以产业功能区为牵引优化空间结构重塑经济地理，推动“两图一表”与城市功能布局深度链接，秉持“人城产”逻辑和片区综合开发理念，精准预测人口规模，科学规划产业功能、城市配套、生态居住配比，共享配置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实现生活、生产和生态场景的渗透叠加。把握好比较优势和共同优势，促成关联功能区相互成就、利益共享、协同发展，在更大区域内运筹要素、运作配套、集成链条，形成以产业功能区为核心的广域生态系统。二是打造区域协同的大都市圈。加快打造成德眉资区域发展共同体，实现由“大城市”向“都市圈”转变。城际间要逐步实现轨道交通网格化，并构建高快速路网体系强化区域间接驳。对标国内外现代化都市圈的标准，加大对成德眉资同城化进程中产业发展协作共兴、公共服务对接共享、体制机制一体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防共治等研究力度，率先在成德、成资、成眉毗邻地区形成融合示范区，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一体化发展经验和路径。三是构筑绿色宜居的美丽家园。坚持生态筑底，识别和保护龙泉山、沱江等核心生态资源和绿色开敞空间。坚持美丽共享，推动特色田园、乡村民居、墙绘景观等美学改造，将城市美学融入街头巷里，用特色景致塑造成都印象。坚持以人为本，“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借鉴新加坡“花园城市”经验，建设多级均衡绿道系统，营造多元生活消费场景，供给多样休闲游憩服务，发展多变智慧绿色交通，营造全民参与、绿色慢行、巴适安逸的美好生活圈。
（二）以创新驱动厚植城市发展动能
成都要构建以科技创新为牵引，以新经济为主动能的供给体系。一是深化产业研究。抢占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与世界经济格局重塑先机，围绕国际铁路港、天府国际机场深研适空适铁产业体系，瞄准智能制造、新基建等前沿领域，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圈战略定位和产业功能区产业规划，形成错位协同、内生外链的发展态势。二是引导资金投入。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作用，通过基金参与项目投资、对外并购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在五大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投资布局，优化“融投管退”全流程，激发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活力，促进高能级项目落地。三是加强场景营造。对标深圳湾生态科技园，坚持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强化要素供给和场景营造，构建“高端科创资源导入+高品质科创空间+科创基金+运营服务”“四位一体”的导流机制、发展路径和商业模式，打造一批具有辨识度和成都特色的高品质科创空间。四是提升服务供给。创新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模式，大力拓展科技转化、小微金融、风险投资、大数据和供应链等业务，打造科技成果产业化试验田和多层次创新平台，引导服务资源流向企业，助力培育一批“源于成都、引领前沿”的硬核企业。五是营造创新生态。以共建西部科学城为契机，推动“两区一城”协同发展，加快形成创新主阵地和转型新动能。突出校科企联动，共建前沿交叉学科、实验室和基础研究机构，打造高水平的高校集群、实验室集群、孵化器集群，加大在科研管理体制、税制、法制、新技术应用、高端人才引进等方面研究力度，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三）以开放合作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成都要加强对外联系，深化合作共赢，夯实自身发展动能服务国家战略和全省工作全局。一是借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带来的要素资源流入、政策机遇叠加、城市位势提升、合作平台提能等机会，主动链接创新联盟等资源平台，加强对重点项目的赢利点挖掘和市场化包装，推动市属国企与央企、省企和行业领军企业的全方位合作，借助他们在战略性产业培育、关键性技术创新、低成本开发运营等方面经验，延伸产业链上下游拓展新增业务，进而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宽领域配置资源、开拓市场和国资运作。二是以项目招引攻坚行动为契机，推动“引进来”与“走出去”提质增效。瞄准六类500强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关键环节企业和平台型项目，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薄弱环节，着力招大商、招优商、招好商。完善“走出去”服务体系和政策设计，积极开拓“一带一路”等市场，加强与西南区域城市合作联系。三是依托“双枢纽”加快吸引适空适铁先进制造业和通用航空、现代物流、商务会展等一系列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从承载中心城区产业拓展与借力产业外溢效应两大方面助力“东进”成势突破，既疏解老区空间功能，又优化产业经济结构。
（四）以强基赋能营造城市发展氛围
成都要凝聚干事创业的广泛共识，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效率。一是强化政治赋能。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政府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全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高质量编制“十四五”规划纲要，更好发挥规划在治理中的导向作用。二是强化改革赋能。深化“放管服”改革，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化原则，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系统完善企业服务体系，推出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政策。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以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深化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进来。三是强化人才赋能。探索构建国际化的人才评价和服务保障体系，加大紧缺人才、高端人才引进力度；坚持营城聚人，强化场景营造，通过打造引才引智新政策和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新优势，吸引全球创新创业人才、技术型人才向成都聚集。四是强化文化赋能。聚焦“三城三都”建设，进一步发挥成都休闲之都、消费中心、文化名城的深厚城市特质，着力打造夜间经济、首店经济、市井烟火“慢生活”等成都特色消费场景，鼓励发展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借力“大运会”等重大赛事活动，提升成都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动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用好用活大熊猫、美食等国际名片，积极发展美食文化和美食产业，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作者简介：
黄伟（1974-），男，汉，四川崇州人，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高级项目管理师，研究方向：工程建设，项目建设与管理，企业管理。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