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庆宇1 张莉2
1.河南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郑州 451191；
2.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要：一种并未深入考察历史而得出看法是：清朝腐朽、落后，因此在对外战争中必然失败。这种看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哲学认为：没有不存在偶然性的必然性。即便清朝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带有必然性，也不能因此抹杀偶然性。通过回顾第一次鸦片战争，可以发现极大的偶然性促使清朝战败，甚至可以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并未战败，只是不想继续战斗下去而已。重拾民族自信，必须从1840年开始；认识到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并不必然失败，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而信心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民族自信是取得未来的战争胜利的基础。
关键词：文化自信；民族自信；清朝；战争；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一件事都同时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不存在不具有偶然性的必然性。认为清朝在对西方国家的战争中注定失败，这种观点抹杀了当时的偶然性，是一种机械决定论，是一种历史宿命论。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判定在某一场战争中某一方注定会失败，因为这样的判定是宿命论。毛泽东认为中国如果坚持持久战，是能够战胜侵华日军的。但如果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并未坚持抗战，如果中国在当年听信了“亡国论”、“速胜论”，则战争的结局就会与现实相反了。以下情况可以反映出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并非必然：
一、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是否真地战败了？
（一）从总体形势上判断可知：清朝在鸦片战争中不存在战败的可能性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能不能打赢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清军的确很难打赢，例如在广州的战斗中，“在中国人损失了二千人以上（从一月七日的穿鼻之战计起）的这一连串的战斗期间，英军方面被他们的炮火击毙者只有一人。”[1]240
但本文认为，中国如果坚持战斗最终是能够打赢的，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的人数和战争规模都无法与侵华日军和抗日战争相比。中国由于坚持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人数最多时是一万五千人。英军如果不上岸，就无法侵略中国。英国上岸后，如果中国坚持抗战，英军的所有炮弹最终会打光，英军的炮弹即使杀死一千万中国人，当时的中国还有4亿人，如果这4亿人与炮弹打光了一万五千名英军对阵，中国难道打不赢吗？
如果能够在第一次战争就把敌人打败，敌人就不敢再来了。可惜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就认输了，因此可以预言，敌人一定会再来进攻中国的，因为他们觉得中国软弱可欺，也因为外国侵略者是贪得无厌的。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在《南京条约》签订时就是可以预见的。
（二）武器落后并不必然导致清朝战败
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不是高科技武器，而是人。一个国家人口多并不等于这个国家一定强大；但一个国家人口多，必然有一个重要的好处——至少这个国家的人口不容易被敌人全部灭亡。在此基础上，如果这个国家能够将人口有效组织起来，则人口将成为强大的武器。例如，在1950-1952年的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很差，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大体上）将美军推回到了北纬38度线以南。当时中国如果没有武器又没有人（战士），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战斗成绩的。
战争的胜败，主要取决于人，并不取决于武器。换句话说：并不是有先进武器的一方就一定能取得战争胜利。以朝鲜战争为例，当时美国拥有先进的武器，中国的武器明显落后，苏联虽然向中国出售了一些武器，从战斗中期起给中方提供了一定的空中掩护，但中国方面在武器装备上远远不如美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也拿出了能够拿出的全部实力——“美国动用了其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近半数的兵力投入朝鲜战争，多次发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2]。即便如此，战争的最后结局是美国没能打赢中国。“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承认：“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3]
通过以上分析应该认识到：通常人们认为“英国武器先进，所以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敌不过英国”，这个分析是只见一隅、不见全局的。当时清朝在武器方面的确与英国有差距，但这并不是导致清朝失败的主要原因，清朝的失败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在武器方面的确不如英国侵略军，但武器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而且清政府在武器方面与英军的差距也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大：随着第一批侵略中国的西方人即葡萄牙人的到来，西方的制炮技术也传到了中国。明朝“正德时，葡船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4]51。后来在与清军的战斗中，明朝就曾利用西方传教士制造枪炮——“天启二年，明廷遣使至澳门，命耶稣会士制造铳炮”[4]52。进入清朝，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康熙就命比利时传教士铸炮并掌握了西方的制炮工艺——“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叛。比国教士南怀仁（F. Verbiest)于二三年间，共铸大铁炮百二十门，分配于陕西、湖广、江西等省。二十年，更铸轻便欧式之神武炮三百二十门。在芦沟桥试放。帝亲莅阅。大加赏赐。又编《神武图说》一书。中分理论二十六，图解四十四。说明铳炮之详细而进呈于帝”[4]53。此后，清朝的制炮技艺也许并没有什么改进，但在鸦片战争爆发时，林则徐购买了西方国家的大炮布置在广东炮台，中国其它地区即使没有最新式的西洋炮，但也是有大炮的，只不过火药采取传统配方，威力不及西洋炮。
最关键的问题，不是中国没有火炮，而是清军未能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武器。例如在“1842年6月，英军在上海地区劫掠大炮171门、火药9吨，勒索赎城金30万元”[5]84，可见清政府未能充分发挥中国军队现有战争资料的作用，这主要是人的问题，不是武器落后的问题。
（三）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并未全力战斗，《南京条约》的签订仅是一种及时止损行为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并未拿出全部国力去战斗，英国侵略军也并未能占领中国大部分地区，未能使清朝灭亡，因此不能说清朝战败了。清政府是为了保护长江沿岸城镇特别是今天的南京城而决定对英国妥协、求和的。
在1842年8月，英国舰队到达江宁（今南京）下关江面，威逼清政府，提出要炮轰江宁。道光皇帝认为江宁是人口稠密之地，如果英军炮轰之将死亡许多百姓。为了避免这种情况，8月29日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
（四）清朝富有，是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对外求和、不坚持战斗到底的重要原因
当时的清政府财力充足，贪图一时安逸，急于求和，并未全力一战。
在西方国家向中国大规模出售鸦片之前，清朝的吸金能力很强，当时清政府并不缺钱，在西方侵略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有钱的懦夫。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并没有将英国的侵略看作一种性命之忧，在抵抗的尝试失败后就对英军的入侵采取了一种省力的处理办法：花钱买平安。清政府有钱，因此在1842年8月花了2100万银元将洋人“打发走”。这是清政府贪图一时安逸的表现，他们没有意识到：采取这种方式，只能换来一时安逸，当英国人把2100万银元花完时，还会上门来要钱；英国之外的其它西方国家看到清政府软弱，也会来要钱要地，从此之后，国无宁日。
二、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偶然性
（一）清朝如果不是道光皇帝执政，则未必会失败
普遍观点认为：清朝腐朽了、落后了，所以清朝在对外战争中必定失败。这种观点过于武断。可以作一个假设：如果清末不是道光、咸丰在执政，而是康熙、雍正在执政，那么中国是否一定会战败呢？情况很可能不一样。还可以对比另一种历史情况：毛泽东领导共产党的军队先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后与美国纠集的包括英国、法国在内的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作战时，毛泽东一方在武器方面相对于敌方的劣势，可能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朝在武器方面相对于英国的劣势更大，甚至可以说比中国近代史上历次对外战争中中方在武器方面相对于外方的劣势更大，但最终毛泽东一方获得了胜利。
人民的力量是重要，但如果领导人不发动人民，人民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道光皇帝不愿花钱打仗、战斗的意愿不坚决、不懂得用一定的民族牺牲换取民族的真正平安，其政策摇摆不定，是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例如，林则徐在战争爆发之前曾建议道光拿出海关关税的十分之一用来购买武器，《清代通史·卷中》第四篇记载，林则徐向道光帝提议：“自道光元年至今（道光十九年）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道光皇帝不同意此提议，批复“一派胡言”。道光帝以节俭为理由拒绝开展正常的国防建设，是误国而不是利国。
（二）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如果能够一致对外，则未必会失败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国内存在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因此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主和派即抚夷派进谗言后，道光皇帝就将成功保卫了广东的林则徐治罪，从此导致中国的剿夷派大臣主张的积极抵抗的正确路线无法得到推行。中国国内如果没有抚夷派，就未必会失败。
在近代史上，一直有一些卖国、迎合外国人的中国人，这是中国战败、遭遇民族灾难的重要原因乃至主要原因。迎合外国人的这一派认为中国人不如外国人，中国必定失败，因此没有战斗勇气，一味求和，甚至做出自毁长城的事情，导致中国政府对外执行妥协退让路线，导致中国人的战斗意志日趋薄弱。他们以资敌为乐，例如“10月17日，伊里布派人携带牛、羊、鸡、鸭等赴定海犒师”[5]72；1842年7月15日，在南京城外，抚夷派下令装满两大船牛、羊、鸡、鸭、酒、瓜果送给英军，19日再次送去菜牛、家禽、蔬菜。
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内部就分裂为两派，一派是禁烟派，一派是弛禁派。战争爆发后，禁烟派演变为主战派，弛禁派演变为主和派。主战派采取积极防御政策时，并未战败；主和派采取自毁长城的政策，才自取失败。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第一阶段，主战派成功保卫了广州、厦门。在主和派对外采取投降政策后，第一次鸦片战争进入第二阶段，英国侵略军才有机会攻占广州，但仍未能够攻占主战派捍卫的台湾。
（三）主战派的积极迎战使中国击退了外敌，主和派的投降路线使中方主动将胜利送到敌人手上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军舰首先向广州湾发起进攻，但广州早有防备。1840年1月，林则徐开始用从澳门等处买进的二百门新式铜、铁大炮装备虎门各要塞，除已在虎门海口设木桩、排铁链外，又在横档、巩固两炮台之间江底钉插暗桩，防止英舰闯入。2月3日，林则徐正式就任两广总督，此后他积极招募水勇，督造战船，增减炮台，组织兵勇操练。
由于中国方面只是想防守而并未想出击英国，由于林则徐做了防范，因此英舰想要闯进广州湾是不可能的。英军在此情况下选择北上，对中国沿海的其它地区发起进攻。由此可见，如果清政府加强防守，英军对中国的侵略是不容易得逞的。
随后英国舰队分出6艘船对厦门发动突然袭击。厦门守军虽然仓促应战，但由于厦门是一座经常需要防范西方船只的岛屿，守军有一定的防范意识，因此尽管厦门守军在战斗中伤亡惨重，但厦门并未被英军占领。7月3日，英舰布朗底号炮击福建厦门，被守军击退。
其余英军北上突袭浙江舟山地区的定海县。
自收复台湾以来，中国多数沿海地区的清军已经长期没有遇到来自海上的进攻。因此英军的突然袭击令定海守军促不及防，在这种情况下定海很快陷落。
主和派琦善取代林则徐担任钦差大臣，他对战争的基本判断是：“打起仗来，我们有没有把握取胜呢？”其实，琦善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在战争发生之前就抱有这种心态，怎么可能取得胜利呢？仗还没打，就已经在心理上给敌人跪下了、投降了。从1840年起，中国的投降派的共同特征就是：认为中国打不赢外国，因此就不要打了，因此就直接投降。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信就活不下去；认为中国打不赢外国敌人，就是缺乏民族自信，必然对外屈膝投降。
由于认为中国打不赢，因此取代了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的主和派大臣琦善决定不防御、不战斗。1840年12月，琦善要求关天培：“限三天内将林则徐招募的5000名水勇遣散，将海面上的木排铁链拆除，不得延误！”[5]82琦善认为，这样做可以换取英国人的好感，使英国人同意议和。然而，在广州有林则徐下令设置的这些障碍物时，英国舰船攻不进珠江口，在中国主动拆除了海上的障碍物之后，英国认为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决定乘机攻进广州。19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袭占虎门外大角、沙角炮台，副将陈连陞身先士卒，中弹阵亡，其子陈长鹏挺戟杀敌，血染战袍，英勇捐躯。
在英军突袭广州之前的谈判中，琦善本以为答应给英国赔偿一些钱，就能使英国人满足，但英国在谈判中提出了中国不可能答应的要求，要求中国割让一座岛屿。琦善知道此事道光皇帝决不会答应，因为从清朝开国至今，清朝从未对外割地。然而在英军的军事威逼下，琦善在1月25日不得不答应英国的割地赔款要求，与英国签订了《穿鼻草约》。随后在26日，英军侵占香港。在此之前，道光派往浙江与英军谈判的伊里布同样答应向英国割地——1840年“11月6日，伊里布答应英国获得如下地区：舟山岛及近旁之诸小岛，包括象岛、塔山、黑墙山、鱼人山、普陀山、桃影山一线以内之岛屿，以及鹿山各岛”[5]78。
与投降派将胜利和领土主动送给侵略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41年9月、10月，英军两度进攻台湾，台湾军民进行英勇抵抗，取得胜利，赶走了英国侵略军。这说明：如果中国军队坚持抵抗，是能够打败英军的。
（四）清朝官员如果不怕死，则未必会失败
中国历朝历代为什么会在面对外敌时陷入窘境，最终走向灭亡？原因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怕死。
怕死，是一个民族腐败、堕落的起点，是一个民族走向衰败、苦难的起点。例如，如果在2020年疫情面前中国人都怕死，那么中国会出现的情况是：恐惧笼罩中国；未感染者会将感染者视为威胁，采取各种办法使感染者从自己的接触范围内消失；人人自危，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就连最亲近的人也会相互提防；处处与邻为壑；感染者得不到救助，因此会在绝望中采取报复社会的行动。中国未出现这种可怕的情况，是因为中国有不怕死的医护人员。
只有不怕死，才能令各种敌人、各种牛鬼蛇神畏惧，才能真正获得安全。
在近代的历次失败的对外战争中，在中国走向苦难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当官的往往怕死，指挥官先行逃跑了，手下的士兵再勇敢也无济于事，因此中国会遭遇失败，普通士兵反而不像当官的那样怕死。与这种情况相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走出近代的困境的过程中，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最主要依靠的就是不怕死的人和不怕死的精神。例如，在解放战争初期，在南满地区的一场战斗中有这样一个场面：我方战士陈合金爬到敌人的碉堡脚下，意图炸毁碉堡，“陈合金爬过去，但没有连接引爆的绳索，他觉得如果绳索再被敌人打断，一切都来不及了。他朝天色明亮起来的远处看了一眼，然后低下头，用肩膀把捆在一起的手榴弹和手雷顶在小铁门上，直接拉响了引爆的拉弦。这是解放战争爆发前夕第一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士兵。陈合金粉身碎骨的场面让他的战友们悲愤难忍”[7]。又如，“刘胡兰只有15岁，被敌人逮捕后英勇不屈，她把身上的小镜子、清凉油小盒儿都留给继母，然后安静地躺在敌人的铡刀下”[8]48。再如，“李少峰1934年8月被捕，敌人砍掉她的手臂，逼她供出同志，她宁死不屈，最后被枪杀，不满20岁”[8]323。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怕死的人，才能打退敌人，为后人打造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
“怕死”与“不怕死”之间，有一个转换的过程：在清朝中后期，中国人特别是高官在安稳的环境中生活久了，习惯于安逸和贪图享乐，因此他们会怕死，这就会导致清朝在对外战争中失败，导致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奴役中国人；当中国人在外国侵略者的压榨下失去安逸的生活，甚至沦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当中国人随时会被夺去生命时，中国人也就不会怕死了，就会与敌人拼命，这样，外国侵略者就会害怕，中国人也就能够实现自由、获得安全了。但是，当中国人在安逸的环境中生活久了之后，贪生怕死的心理还会滋长，当各种敌人不怕中国人了，开始蠢蠢欲动，各种危险就会逼近中国。
人之所以怕死，主要是因为想要留下性命享受安逸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怕死是由于贪婪。怕死和贪婪都是自私的表现。自私的心理泛滥，也是导致清朝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根本原因。自私会导致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在1840年的清朝，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高官没有公心、无大局意识、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在这种情况下，遇到外来的挑战，自然会失败。这个问题，日本当时的一个中国通已经发现了，宗方小太郎指出：“盖国家者，人民之集合体也。换言之，即人民则为组织一国之必要分子也。若分子腐败，欲国家独强，岂可得乎？故中国之腐败，即此必须之分子腐败也。国家之大患，无有甚于元气之消亡者。中国本以德教为建国之基础，而德教之腐败亦无有甚于今日者。虽然尊崇孔孟之学，而今日只不过作为科举之材料而已。满天下之书生日夕汲汲于诵读四书五经以应举业。为官果何所为乎？盖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中国人之脑中无天下国家，无公义之心。上至庙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营私为事，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其势不知所底。孟子曰：上下交征利，则国危。殆即今日之谓也。甚至人之性命，罪之轻重亦为金钱所左右。”[9]
这个日本人对清朝德批评，是很有道理的，他指出：清朝失去了精神信念，人人自私，忘记公义，忘记国家；人心如此，就表明社会发生了腐败；社会腐败了，国家也就难以自强了。
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看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一些中国人是如何贪图利益、对国家没有责任感的。以下都是英军的记述。例一：英军承认，在舟山的战斗中，一名清军将领“是个杰出的英雄人物，在各种危险面前都能坚持战斗，而且下定了决心要消灭掉夷人。他派出的密探经常在定海漫游，但这些人对他们的主人是这样地不忠，以至于他的全部计划很快就为我们所知晓”[1]257-258。清军派出的侦察人员反而向英军通风报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不失败？这种民族败类令人气愤。例二：许多清朝商人因为能够从英国人那里获得钱，就把英国人当成了新主人，毫无民族气节。英国侵略者记述：“中国人现在发现，他们的新主人们遵守诺言是他们利益之所在，因为他们手中持有‘多拉’和‘鲁比’（指钱）。”[1]270鸦片战争期间一些中国商人因为有利可图，就为英军提供各种物资：“已经收到厦门二十九日的来信。一切都很平静，中国商人已开始信赖他们的新主人，供应很充足。”[1]276
曾国藩也认识到：一个民族必须有牺牲的决心；一个不怕死的人往往不会死，怕死的人反而会死。例如一个对新型肺炎疫情爆发后死者的死亡原因的分析指出：最主要的致死原因，不是病毒造成的身体病变，而是患病者自己的恐惧心理。曾国藩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畏难避害，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乎？知此，则吾人不患所部之不能忠勇，而患在本身之无牺牲决心耳。况乎必死者未必死，且多见其成。而怕死者决无幸存之理乎？”[10]
应该看到，在近代历史上的历次危难关头，高高在上的掌权者多数是靠不住的，是投降派；而人民多是可以依靠的。
三、鸦片战争“战败”的启示
从鸦片战争期间出现的可悲、可耻的对外求和的情况中，可以得到一点启示：清朝采取藏富于民的政策，因此无法建设强大的国防、打败英军。
具体来说，从1841年5月英军攻占广州起，中国各被侵略城市形成了一种习惯：花钱买平安。奕山花了600万银元赎回广州。1842年6月，英军进攻今天的上海地区，之后沿长江逆流而上，进攻江阴等地。为了不让英军进攻本地，上海、扬州、镇江等地的官员、乡绅出面与英军进行协商，只要英军不进攻本地，本地百姓愿意集资向英军交“赎城金”，金额从几十万银元到几百万银元不等。
如果清政府要求百姓交税建设国防事业，这些百姓是不会愿意交钱的，然而在敌人的炮火威胁之下，外国人要多少钱都愿意交。这种花钱买平安的办法，不能买来永久的平安。外国这一次不进攻，但下一次还会来。帝国主义国家一旦缺钱了，就来威胁勒索一下，中国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拥有强大的国防，才能使外国侵略者无法来抢劫。早一点拿出钱来支援国防建设才是合理的。
在1712年，康熙帝规定从今之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不再向人民增收人头税。此后这条规定作为清朝的祖训一直被清政府执行，直到清朝灭亡清政府也没有增加人头税。所以，政府不向人民征税，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政府应该建设国防却不建设，这是失职。
总之，第一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最恶劣影响是心理上的压力，是对外国人的恐惧，导致很多中国人丧失了战斗意志。由于道光皇帝失去了对外国战斗的意志，因此外国再向中国提出要求，道光帝都会答应。在这种情况下，迫于美国、法国的压力，中国在1844年与两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这两个条约除了规定美国、法国可以像英国那样在五口通商外，还规定了一些英国未获得的权利。
必须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在历次战争中，都不是必然会失败的。如果中国能够有勇气迎敌，如果中国能够将自己的人民充分组织起来，如果中国能够坚持战斗到底，如果中国能够发挥聪明才智，善于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去战斗，那么中国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任何一场战争中都不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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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网络空间的社会思潮发展动向及其引导机制研究”（20YJC710051）
作者简介：
夏庆宇（1981-），男，辽宁鞍山人，河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张莉（1977-），女，山西阳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与中国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