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研究生
摘要：通过对社会冲突理论及国内易地搬迁城镇集中安置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着重从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角度分析云南省易地搬迁城镇集中安置点存在的社会风险及原因。
关键词：社会冲突 辩证冲突论 易地搬迁
对云南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相关的文献进行研究分析，初步掌握基本信息，找到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可能存在的社会风险，将达伦多夫辩证冲论与搜集到的有关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资料和有关社会风险资料结合进行研究分析。
1、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存在的社会风险及防控分析
1.1返贫风险
学术界在分析农民市民化困境的时候，一般认为经济层面的困境是其首要所在。其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农民市民化运动极大地破坏了农民原有的生活结构导致其在经济上陷入困难，其中包括生存技能的丢失；生活成本的增加：消费观念的转变存在问题。
民族地区的生态建设正在广泛展开，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移民是人类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行动，关注、化解和规避生态移民的各方面风险不仅关乎移民本身福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着重要影响。生态移民过程中的风险由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构成，生态移民风险的防范和规避需要政府与移民的全面互动，政府和移民应各担其责，共对风险。
1.2就业风险
易地扶贫搬迁城镇集中安置点的产业若对劳动力的吸纳容量有限，则就业市场将面临极大压力。若劳动市场就业制度若不完善，则贫困群体不能取得平等的就业资格，存在着就业歧视的现象。最后易地扶贫的搬迁户自身具有局限性，存在一定劳动权益被侵犯的风险。
通过对生计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找到伴随贫困户易地搬迁后时刻伴着整个生命周期的多种生计风险，在脆弱的环境下，探索一条科学合理的符合名族地区不同生计类型的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可持续生计发展的有效路径。
1.3社会适应风险
搬迁后在文化层面会存在困扰，文化融入障碍预示着易地扶贫搬迁城镇集中安置点群体必定经历一段时间的文化转型阵痛。除此之外，原有的社会关系网被瓦解，旧有的共同体被割裂，，社区组织和人际关系平台被破坏，亲属关系淡化会给贫困群体带来极度的心理不适。易地扶贫搬迁城镇集中安置点困难户具有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双重属性，对社区管理人员的要求较高，其中弱势群体对现代生活方式较难适应，使得社区协调维护压力增大。
1.4社会稳定风险
原住民可能会对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搬迁群体产生歧视和排斥心理，搬迁群体之间和搬迁群体与原住民之间相互沟通的渠道不够顺畅，各群体之间存在隔阂，出现信任危机，可能会导致社区不稳定因素增大甚至导致社会失序。城镇集中安置使新村内部内聚力增强，不利于与其它居民相互融合。若是移民在新的安置区政治参与意识不高也不利于移民安置区社会整体稳定。此外，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群体若在绿化区开荒种菜，高空抛物乱扔垃圾等则会给社区带去一定的安全隐患。
2、风险防控
达伦多夫认为变迁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凡是有社会生活的地方就会存在社会冲突。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这一举措下，必定存在着社会冲突。社会冲突可以被暂时控制或是疏导，但无法完全消除。对于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存在的社会冲突，应该以理智的态度对待，虽然无法被完全消除，但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防控：
2.1政府防控
一方面加大产业支撑，提高易地扶贫搬迁城镇集中安置点贫困群体的“造血功能”，为其提供相应政策优惠，在前期可适度负责销售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贫困户的农业产物。第二方面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办企业、工厂，就近为贫困搬迁户提供工作机会。更加完善搬迁制度，特别是对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后期的工作加强监督。第三方面加大劳务输出力度，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引导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贫困户树立正确观念，并提供相应技术培训。
2.2社会防控
加强治安管理，加强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与预警制度建设，有效防止“群体性事件”，运用科学手段和制度手段评估和预警风险识别风险，做好各种突发紧急情况的危机应对方案，组织危机处理团队，审慎并采取相应策略从而规避风险。
2.3社区防控
社区定期开展教育工作，培养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贫困户群体的知识储备、生产技能、语言沟通能力，使其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尽可能使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与迁出地相似，尊重并理解迁出地的文化，使其减少因文化不适产生的阵痛。可以通过举办社区活动，创造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贫困户群体之间的交流渠道，提升社区服务。
2.4个人防控
易地扶贫搬迁城镇集中安置点贫困户应珍惜政府提供的各项技术支持，认真学习，提升自身素质，为之后生活创造稳定条件，并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提高自己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
3、对辩证冲突论的思考
达伦多夫从马克思那里接受了阶级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和阶级斗争必然引起社会变迁的一系列观点。达伦多夫反对结构功能主义及对共识、秩序和均衡的片面强调，关注社会中的变迁、冲突的方面。社会规范并不是由社会一致性规定或产生的，而是由权力来建构和维持的，权力斗争并不是社会的生活的总和。
“应得权力”与“供给”是达伦多夫社会冲突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其辩证关系孕育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的萌芽。对达伦多夫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的是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因为其把握了现代社会的两面性特征且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社会问题——贫困与饥荒的分析和认识，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初步探讨了“应得权力”与“供给”的关系问题。在1981年出版的《贫困与饥荒》中，阿马蒂亚.森通过对世界上不同地方的饥荒案例进行分析，探讨了饥荒、粮食供给与权力体系等相关问题，他认为，只有从权力体系的视角才能理解贫困与饥荒。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中，搬迁户的“应得权力”若与“供给”不能相互调和，则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可能出现的搬迁户对政府安排不满从而搬回原住址的情况来源于政府对他们搬迁后的生活情况不了解，比如没有给予他们适当的工作安排，使其暂时脱离贫困却不是稳得住的真脱贫。达伦多夫论述到，在一个国家里，犹如在工业中一样，冲突的主要界限是在那些发号施令和接受命令的人之间。国家是社会中最有权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治阶级就是国家政体中拥有最高地位的精英群体。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安排上，国家出于宏观的政策安排，统一协调贫困户搬迁，但若是不能较好的考虑搬迁群体的一些自身要素，政策往往无法较好实施。比如搬迁群体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原本在家务农的生活开支很低，但搬迁后却需要再额外出钱购买，这对于一些搬迁户中的老年人是不大能接受的。由于地缘搭建的社会关系网会造成搬迁户很大程度上对原生活环境的依赖。若是政府无法有效的协调这些冲突，则会发生搬迁户将政府补贴用完后又回到原住址的情况发生。
达伦多夫认为应得权力的问题即“在各种社会里社会成员的地位以及与此相关的机会问题”，从应得权力方面，应得权力确认了公民的社会生活地位，确立了与公民身份相关的很多社会机会。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工作中，可以利用达伦多夫提出的应得权力的概念，将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公民社会生活地位落到实处，这样可以使其明确自己的地位，加快其融入新的生活，冲突可以是一种生产力也可以是一种破坏力。达伦多夫关于应得权力与供给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可以启示人们认识和解决现代社会中的问题。第一，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转型期中国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产生的根源并且矛盾与冲突的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二，我们可以利用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论思想为人们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具体思路、方法和理论。比如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就可以从应得权力与供给的辩证关系来看，通过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良性互动来解决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从“应得权利”的角度出发，促进搬迁户权利的不断普及与增长，赋予搬迁户以应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健全包含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涉及个人自由条件的现代“权利体系”；从供给的角度出发以解决经济领域中的问题的疏导机制有社会利益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另一方面，从应得权利的角度出发解决政治与社会领域里的问题的疏导机制则。社会矛盾冲突信息传递机制可以使政府更及时准确的掌握搬迁户的生活状况；社会压力释放机制和社会心理疏导机制可以帮助搬迁户更加顺利融入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新生活。
4、结论与建议
冲突是常态的、不可避免的但冲突的最终结果不是毁灭，而是社会的发展变迁。局部的冲突，能够带动社会良性发展。马克思和达伦多夫的观点都承认冲突的存在，从问题根源解决冲突，化解矛盾，实现社会的发展。达伦多夫和马克思的关于冲突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相同的理论指向。社会生活既有协调稳定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我们当前要积极面对并承认冲突和矛盾的存在，将社会冲突的规模与状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若是回避和掩盖的态度只会适得其反。从应得权利与供给的辩证关系出发认识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的根源，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保障权利主体的应得权利，比如解决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存在的社会风险问题。关注搬迁户这一弱势群体，特别关注弱势群体中老人及小孩群体，切实保障搬迁户们的利益；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帮助他们普及社会权利的概念使他们了解政府赋予他们权力；建立健全、强化完善多元的社会矛盾冲突疏导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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