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君伟 解增友 吴德燕
（中共余庆县委党校，贵州余庆 564400）
【摘要】本文将从红军突破乌江战役历史背景、红军突破乌江战役经过、红军突破乌江战役重要历史地位三个方面来论述突破乌江战役在我党革命历史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并提出如下观点：突破乌江战役是长征中践行毛泽东积极防御军事思想战略反攻第一仗，这胜利的一仗打破了敌人第五次“围剿”，在思想、组织、军事上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胜利召开打下了胜利的、实践的基础，使我党我军从突破乌江战役的胜利中看到了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曙光，赢来了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黎明。
【关键词】突破乌江战役；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黎明；
一、 红军突破乌江战役历史背景
（一）转兵贵州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指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计划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由此便踏上了艰苦而漫长的长征之路。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连续突破了国民党设置的三道密集封锁线。然而，在突破国民党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时，在湘江与国民党军血战5个昼夜，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红军人数已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长征以来的屡次失利，使红军陷入绝境，使“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1]
湘江战役后，国民党蒋介石进一步判断红军要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于是，在前去湘西的路途中布下了多于红军五、六倍兵力的口袋阵，形成合围之势，张网以待，就等着红军进入其设置的层层包围圈，一举歼灭之。然而，红军的主要指挥者博古、李德竟全然不顾红军所面临的这一严峻现实，听不进其他人正确的意见和建议，依然命令仅剩的3万多红军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如果继续北上湘西，红军将正中国民党蒋介石的下怀，后果不堪设想。在这重要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议就红军战略转移前进方向问题开展深入讨论。会上，毛泽东客观、深入、全面地分析了当前红军所面临的紧张局势，并提出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西进，避敌锋芒，大多数与会同志支持了这一建议。会后，根据会议要求，红军决定暂时绕道贵州，再寻机北上湘西。这次会议实现了红军战术转兵贵州，使红军暂时摆脱了危机，赢来了转机，从而也拉开了“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序幕”。
然而，通道会议只是在战术上作了转兵，并没有从根本上对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进行更加明确的规定。在从湖南通道前往贵州黎平的道路上，红军领导层一直都在争论不休：红军到底是北上湘西还是继续西进贵州？在这种争执不断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再次召开会议予以解决。
（二）进军黔北，挺进遵义
1934年12月18日，针对困扰红军的下一步行军方向问题，在贵州黎平召开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上，经过与会人员激烈争论并根据当前敌我双方所处实际，会议继续采纳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同时，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继续向贵州前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黎平会议确立了行动方向，实现了红军战略转兵贵州，因而被党史界专家称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开端”。
根据黎平会议行动部署，红军兵分左中右三路于1934年12月底抵达乌江南岸。
此时，面对乌江天险，红军的主要指挥者博古、李德竟然畏于湘江血战的阴影，企图以“最高三人团”的名义否定黎平会议作出的决议，不渡乌江，折回黔东，再入湘西。
在这重大时刻，红军不得不再次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军方向问题。于是在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在瓮安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此次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再次支持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再次驳斥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同时，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的任务。会议还作出今后关于红军作战方针以及时间、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因此，猴场会议被周恩来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二、红军突破乌江战役经过
乌江是贵州省第一大江，又名黔江，两岸悬崖峭壁，好似刀削斧劈，自古素有“天险”之称。1935年1月2日至6日,红军兵分三路在余庆县、瓮安县、播州区(原遵义县)的乌江以南发起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城的军事行动。1935年1月2日晚,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在回龙场渡口率先突破乌江；1月3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在江界河渡口突破乌江；1月5日,红三军团在茶山关渡口突破乌江。至1935年1月6日,红军全线突破了国民党设置的东起回龙场、西迄茶山关两百余里的乌江防线,3万多红军将士全部渡过乌江，向黔北遵义挺进。
（一）回龙场战斗
1935年1月2日晚,右路纵队(红一军团一师、十五师和红九军团)10000余人,在余庆回龙场渡口拉开了突破乌江天险的序幕。扼守乌江北岸的是国民党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易少荃第六团和黔军万式炯第八团，在得知红军要突破乌江时，敌军早已把渡口所有船只沉没,并在北岸的老鹰岩、野猪塘等山头修筑坚固工事。1月2日晚,7名红军由当地船工安清和带领,潜到对岸,打捞沉船并拖回南岸,再扎竹排,在鱼子塘强渡乌江。红一师团团长杨得志从前卫营挑选8名战士试渡,被漩涡吞没,第一次试渡失败。1月2日夜,在孙继先的一营组织30余名战士为突击队,请当地船工赵子云、周金科撑篙,选择水流较缓的地方进行第二次强渡,一举攻破守敌阵地,歼敌100余人。红军占领渡口后,工兵在渡口搭建浮桥。1月4日上午，红一、红九军团突破乌江，红一军团向遵义挺进，红九军团驻守湄潭。
回龙场渡口是红军突破乌江战役三个渡口中第一个突破的渡口，撕开了进军黔北、挺进遵义的第一道口子，同时也为中游江界河渡口、上游茶山关渡口的成功突破营造了声势，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二）江界河战斗
作为江界河中路纵队的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四团，1月2日连续两次试渡失败，其中一名战士因天气寒冷，体力不支，在江中英勇牺牲。1月3日拂晓，红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亲自上阵指挥强渡，决定用猛烈火力掩护竹筏强渡，最终在三连连长毛振华及神炮手赵章成的有力支援下，我先头部队突破成功，一举攻占了敌江防司令部猪场，击溃了驻守江界河渡口的国民党黔军二十五军侯之担教导师第一旅刘翰吾第一、第二团。
江界河渡口的成功突破，确保了中央机关及军委纵队安全渡过乌江，同时也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胜利召开保存了重要骨干力量。
（三）茶山关战斗
由于红军连续取得回龙场渡口、江界河渡口两次重大胜利，驻守茶山关渡口的守敌黔军教导师第三旅林秀生第三、第五团闻风丧胆，仓皇出逃。1935年1月5日，左路纵队红三军团迅速跨过了茶山关等渡口。
最终，国民党构筑的200余里乌江防线就这样被我英勇顽强的红军战士一一突破，国民党蒋介石企图聚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梦想彻底落空，并为尔后进军黔北胜利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时空条件。
三、红军突破乌江战役重要历史地位
红军突破乌江战役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以来第一个重大的胜利。当时，红军总政治部的《红星报》，以“开展胜利的反攻用最顽强的战斗争取全线反攻的胜利”为通讯标题，刊登了通讯《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第一个战斗》，对红军突破乌江的历史地位作了高度评价。
（一）红军突破乌江战役是务求必胜之战。
红军突破乌江战役是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决定的，直接关乎到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选择，是红军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争取战场主动权、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的关键一役。因此，此战役红军必须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否则红军就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境地。
（二）红军突破乌江战役是运用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胜利反攻之战。
自红军开始长征以来，就始终处于被动防御、消极应战阶段，处处受制于敌人，而红军较为熟悉且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没有得到应有发挥，以至于使红军对敌作战效果极其不佳，未能从根本上摆脱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而突破乌江战役由于再次运用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同时给予了红军极大的作战权限和机动灵活性，使红军能够得以根据战场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来采取相应的作战部署，充分调动了红军对敌作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由此成为了红军自长征以来由对敌被动防御作战转为对敌积极防御下的战略反攻之战。
（三）红军突破乌江战役是促使遵义会议—伟大转折胜利召开的奠基之战。
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党在非常历史时期召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红军成功突破乌江，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远远甩在了乌江以南地区，打乱了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计划，有效实现了红军进军黔北、挺进遵义的战略目标，而且在更大层面上为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提供了坚实的军事、组织与思想基础。
1.红军突破乌江战役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胜利召开提供坚实的军事基础。
通道转兵是在毛泽东的强烈建议下，果断转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西进，从而让红军暂时摆脱了强敌，迎来了转机。红军在踏进贵州地域后，就接连拿下了7座县城，改变了长征以来处处挨打、受制于敌人的不良局面，红军作战由战略被动暂时转为战略主动，毛泽东的建议成效立即凸显出来并发挥了巨大作用。而突破乌江战役是在毛泽东主导下，红军在地形不利我、敌人整体装备、部署兵力整体优于我的条件下打的一场大胜仗，它用胜利的成果再一次检验和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前瞻性，并从事实上佐证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也为尔后召开的遵义会议—伟大转折解决军事问题提供了坚实基础。
2.红军突破乌江战役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胜利召开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
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取得的重大胜利与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失利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而红军转兵贵州、突破乌江战役的胜利，更进一步让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党和红军的高级将领深刻意识到，只有按照毛泽东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作战，红军才能摆脱困境，转危为安，化被动为主动，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否则，红军就要打败仗，吃大亏，受大损失。突破乌江战役的胜利有力驳斥了王明所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使广大红军再一次和毛泽东走在了一起、想在了一起、干在了一起，同时更为尔后召开的遵义会议—伟大转折讨论总结经验教训、纠正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实际上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3.红军突破乌江战役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胜利召开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
突破乌江战役是把马列主义与我国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下所进行的一场胜利的战役，是红军摆脱王明“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所进行的一场胜利的战役，并且用胜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只有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狭隘主义思想，长征才能取得胜利。同时，这也必将为尔后召开的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纠正王明“左”倾教主义错误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提供坚实基础。
结语：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贵州遵义视察，在红军山烈士陵园突破乌江天险浮雕前，驻足感叹：“当时要是过不去就危险了……”[2]。总书记的一句感叹，道出了红军突破乌江的重大历史意义，要是过不去乌江，中央红军将会全军覆灭；要是过不去乌江，遵义会议就不会成功召开；要是过不去乌江，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将会被重新改写。
我们称遵义会议为伟大转折，称猴场会议为伟大转折的前夜，而发生在这里的突破乌江战役正处于伟大转折前夜走向伟大转折的关键点，第一次给长征中的红军带来了胜利的曙光。因此，我们把突破乌江战役誉为伟大转折的黎明。
参考文献：
1.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回忆录专辑[M].贵阳：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1984.
3.陈钢.贵州红色经典战例选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
4.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石仲泉.长征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6.贵州省档案馆编.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7.中央档案馆编.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8.刘伯承.回顾长征[J].贵阳：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内部发行1983年版，第86页.
9.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遵义时的重要讲话.
作者简介：谷君伟，1989年10月生，男，河南郸城人，中共余庆县委党校讲师，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解增友，1985年6月生，男，贵州余庆人，中共余庆县委党校电教信息科科长、讲师，贵州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政治学。
吴德燕，1978年10月生，女，贵州余庆人，中共余庆县委党校讲师，本科学历，研究方向：政治学。
作者联系方式：谷君伟，中共余庆县委党校讲师，单位地址：贵州省余庆县白泥镇西部新城新县委党校，邮编：564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