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明
中共盐城市委党校??江苏盐城?224007
摘要：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必须要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在社会治理领域，大数据及相关技术的应用为增强社会治理能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供了新的手段和空间，是增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大数据；治理体系；治理能力
大数据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空间，提高大数据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关键在于找到大数据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契合点，使大数据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准确把握大数据治理的内涵，进一步推动大数据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形成与数据治理模式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一、大数据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撑
在大数据时代，新变化、新需求不断涌现，要求国家部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效、更准确地应对社会问题，更细致地提供公共服务。大数据的数据挖掘的深度、宽度信息聚合和网络平字符传输容量等促进国家的现代化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大数据给出了一个新的社会治理价值概念,新的治理的对象,新的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模型的新的治理效果和促进社会治理的需求点相契合。
（一）大数据赋予社会治理新的价值理念。社会治理价值观念的变革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前提。大数据时代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变革，都包含着价值观念的更新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大数据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首先是社会治理价值理念的更新和提升。不能仅仅理解为建设数字APP、使用政务平台、引入智能软硬件等技术支撑条件的改变。作为社会治理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与大数据、云存储,一切如互联网、虚拟块链的数字技术,在许多领域的社会治理具有极强的渗透力,本身包含的价值理念,如开放、合作、共享。其次，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过程是政府、企业、公民等不同利益相关者价值观念的“升级”。大数据技术赋予了社会治理创新自身的价值追求和行动逻辑。人的主体性始终处于中心地位。第三，大数据技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追求更高的社会治理价值，为凝聚新的社会共识提供新的动力、领域和“共同语言”。从而推动社会治理理念由传统的单向管理向现代的协同治理转变。
（二）大数据赋予社会治理新的治理对象。社会治理的对象可以从抽象集群逐步改变真实的个体,以满足个人尽可能的多样化需求,促进治理方法细化和人性化的变换,这样的目标和有效性的政策和措施将得到改善。首先，大数据将促进全范围、全领域的治理。大数据将彻底颠覆原有的基于部分样本分析的思维模式，推动大数据治理理念的全范围、全领域治理，实现不少于一个。其次，大数据相关技术可以通过全样本进行分析。它极大地扩展了治理的范围、领域、时间和空间，使关注某些对象的传统治理完全被关注所有对象的现代治理所取代。
（三）大数据赋予社会治理新的治理主体。大数据技术的创新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扩展了虚拟空间的对话平台,使所有社会主体参与政策议程和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渠道,为社会提供技术路径对象参与社会治理,治理和丰富的内涵。首先，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互联网”向“价值互联网”的转变。不同学科之间在每个节点的社会给人们的生活方式的价值不再是仅仅满足于“下载”信息通过网络,但越来越多的通过网络关注社会问题,积极“上传”信息,从原来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参与社会治理体系,打破固化由政府作为单一的治理结构的主体。其次，在社会治理的多主体结构下，每个参与者不仅是数据应用的分享者，也是数据治理的决策者。规范基础上的社会治理社区基于多个主题的功能分工的社会,它实现了平等的互动和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磋商和对话,使社会治理发挥协同效应,并致力于社会治理的创新。
（四）大数据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治理结构模式。大数据将打破原有的层级治理结构，实现平台结构模式。首先，通过信息和数据的无障碍流动，大数据打破了原有的管理层级和边界。推动以实体、层次、条带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结构模式向以虚拟、平台、集成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结构模式转变，增强治理结构的扁平化和弹性。其次，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收集更注重整体而不是个别样本。获得详细完整的数据并整合到平台系统中，一些样本中可能被遗漏的零散信息和细节可以重新进入管理者的眼中。第三，在内部协调方面，各级政府部门都以信息网络为运营平台。实现政府内部组织和工作流程的优化组合,通过集成的数据资源共享,资源的合理配置各类治理、精化和精密的治理,促进政府整体效率,通过集成一站式电子政务建设网站的建设、网上在线工作流程的集成,提高业务能力和水平。
（五）大数据赋予社会治理新的治理效果。大数据将全面提升治理智能化、自动化水平。首先，大数据集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自治、智慧共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最大限度地优化重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信息资源，推动传统的规制、模块化治理向智能化、自动化的现代治理转变。第二,整合功能。通过整合城市数据大脑等中央平台。将政府与市场、各级、各部门连接起来，通过系统通信和数据协作实现资源整合和数据采集，大大提升了各部门、各领域、各场景的服务功能。
二、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
大数据及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带来了诸多机遇，但新事物的出现必然会给现有体系和结构带来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一）缺乏对大数据的全面深刻认识。通过抽样调查，发现不少领导干部对大数据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首先，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对大数据没有深入、深入、全面的认识。工作中缺乏大数据思维，无法用大数据进行准确分析和辅助决策。第二，领导干部对大数据的理解呈现出两种对比。省级和市级领导干部对大数据及其应用总体上比较重视，但不够全面和深刻。从整体上看，区、县、镇领导干部对大数据的认识不够、不够全面、不够深刻。第三，信息技术应用的强度、广度和可接受性仍然较低。目前，针对新技术、新业态带来的新问题，仍普遍采用起草文件、突击检查等传统管理方式。这些方法在工作效率和人员配备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有时会严重影响治理，甚至会因效率低下和滞后而对数字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二）数据披露缺乏法律规范性文件。一是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的法律法规是实现数据披露的基础、依据和保障。目前，我国的数据披露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无法跟进数据披露工作。第二，数据披露难以执行。“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但在一些地方，这已经成为一种奇怪的现象，如小的、不重要的事情和结果的公开，大的、重要的事情和过程的不公开。第三，公共障碍很难清除。一些政府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公开自己的数据资源。
（三）数据共享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一是在同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在建设期间的差异,建设主体和商业领域导致数据的不一致性标准格式,系统异构性和数据异构性,这导致政府面对数据分割和岛屿的过程中形成的信息数据治理。二是在上下级政府和部门之间数据共享方面，由于上下级政府或部门之间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或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上级政府和部门提出的数据共享需求一般会得到满足，而下级政府和部门向上级发出的共享请求则通常难以得到全面的回应。
(四)技术和成本瓶颈。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虽然有庞大的数据库作为分析基础，但在数据整理和获取方面存在技术和管理问题。一是数据的集成和集成。分布在不同部门和平台上的数据具有多源异构、增量快、分布广、质量参差不齐等特点，给数据集成管理带来了困难。二是海量数据的计算和净化。在大数据背景下，来自不同来源的各类数据信息数量巨大，但价值密度相对较低，这就需要一个强大的数据计算分析系统来更准确、更快地完成数据的净化和分析。这不仅对专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数据分析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大数据存储和处理的软硬件配置也提出了要求。
(五) 数据公开和使用之间的道德权衡。大数据时代要求数据开放更多地服务于不同的社会需求，但数据的开放共享也将给社会治理带来一些前所未有的安全和伦理挑战。首先,安全风险。借助大数据技术，一些看似不重要的数据信息和其他信息关联分析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些安全风险可能难以提前发现，不当的数据开放规模可能会危及国家信息安全。第二,隐私安全。人们的隐私和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大量可以快速识别的数据和信息。通过对这些数据和信息的获取和分析，将暴露出个体在真实空间中的身份、住址、社会关系甚至个人习惯和爱好。第三,边界协调。国家有关机构和数据系统存储和记录每一个公民的基本信息,和社会控制是一个状态机的基本功能,这必然会导致一个问题,如何协调之间的边界由国家社会的有效的监测和保护个人的隐私。
三、大数据驱动下的社会治理策略选择
大数据技术带来的变革对现代政府治理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也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了许多机遇。目前，中国具备建设数据大国的潜力和优势。要顺应潮流，加快大数据基础设施和管理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推进智慧政府和智慧城市建设，加快社会治理创新。
（一）加强领导干部的大数据思维和意识。领导干部的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意识是实现大数据前瞻性决策、实时决策和准确决策的关键。一是将大数据战略宣传教育纳入党校、行政学院等干部教育机构的核心培训课程。二是邀请大数据专家讲授大数据理论知识和前沿发展趋势，邀请政府相关部门分享大数据应用案例。三是进一步提升各级党政领导的大数据思维，带动整个公务员队伍大数据应用能力，形成用大数据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良好氛围。
（二）推动建立健全大数据法律体系。一是加快出台大数据相关法律法规。例如，关于大数据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关于数据反垄断的相关规定，以及大数据收集、许可、管理、销毁、安全责任等实施细则等措施。二是加快构建大数据隐私保护体系。对于基础数据中涉及的个人隐私信息，应将个人信息的保护纳入政策中政府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保护规划的范围，明确隐私保护的内容、责任主体和层次要求。同时采用特殊处理和多重保护技术。三是加快数据质量管理体系建设。高度重视数据质量，建立完整的数据质量管理体系，建立统一的数据质量度量标准，完善质量管理流程，建立质量救济机制，从制度层面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三）构建整体治理模式。逐步消除数据壁垒和数据孤岛，促进政府部门大数据系统的兼容性和开放共享，加强国家对数据资源的整体管理，促进跨部门、跨层次、跨区域的大数据通信一体化。目前，社会治理中存在效率低下、管理碎片化等诸多漏洞，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缺乏全面管理和数据信息共享造成的。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建立政府信息共享长效机制和数据资源综合管理机制。通过建立一个集中的政府云服务平台,构建一个综合协调机制,促进聚合的业务和数据的共享资源,不仅在政府提高跨部门工作的能力,更多地关注政府和各种组织,如社会公共信息沟通反馈机制,协调发展的关系。二是建立数据市场应用机制。培养和建立安全完善的数据交换平台,提高数据资源交易机制和价格机制,促进大型数据的相关产业的发展,加快培育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政策,结合生产、学习和研究的创新系统,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用大数据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三是促进包容性大数据服务设备和成就。加速智能城市的建设和推广,智能社区,数字治理和其他系统平台,加速数据资源的开放和共享,推广数据的知识和技术,努力缩小城乡之间的“数据缺口”和不同地区之间。
（四）加快制定大数据管理标准和实施细则。积极促进社会民生相关数据平台建设，大数据技术近年来发展迅速,许多部门和单位都在积极地推动相关数据平台的建设,但就目前而言,需要加快制定大数据管理标准和实施细则。一是做好顶层规划、示范和指导工作。管理部门应进一步改进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围绕业务集成和过程,建立一种统一的数据共享和交换管理组织,并试图改变原始数据的交付模式从下属部门数据提取模式基于接口从上级部门。二是加强统筹规划。协助多学科积极参与大数据研发、创新与共享，发挥各学科优势互补，设计开发基于社会需求的数据新产品。三是明确区分政府内部数据和公共数据。进一步完善公开数据、保密数据、保密数据等数据类型的分类，明确各单位或部门在信息收集、存储、发布、共享、安全等方面的法律责任。明确不同数据开放的范围、程序和方法，逐步出台数据开放的相关标准、程序和实施指南。对不涉及国家秘密和公民隐私的资料，应当及时公开。
（五）加强数据安全管理。确保个人隐私安全与国家信息安全,大数据背景下,公众的隐私和国家信息安全的保护并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更需要加快立法的各种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尽快建立政府管理,企业责任,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全方位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一是加强数据信息管理安全立法和规范。有明确的法律和制度,确保数据安全级别的开发和使用,建立相关数据共享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加快数据事务安全相关标准,避免组织或者个人非法收集或处理任何形式的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商业秘密等相关数据。二是建立健全数据安全防护体系，构建大数据安全技术体系。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建设,加强数据安全监测、预警和控制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将继续增加对大数据相关的企业和组织培养和支持,鼓励自主创新,加强大数据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研究与开发能力,避免跨国公司的技术约束,同时参与和主导国际合作与对话领域。三是在数据开发和应用中嵌入伦理考虑和权衡。建立一个监督组织数据收集、管理和应用程序,规范收集、存储和应用程序的数据,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伤害。
综上所述，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技术、新治理模式逐步融合的结果。大数据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强大“助推器”，为社会治理主体创新奠定技术基础。重塑社会治理新机制，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在社会治理领域，大数据及相关技术的应用为增强社会治理能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供了新的手段和空间。运用大数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2]李威廉.大数据平台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问题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