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琳琳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东洲中学 广东 佛山528000
摘要：杨绛是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本文通过心理传记的研究方法对杨绛所出版的作品以及他人对她的采访记录进行深入分析，探究杨绛边缘性写作的缘由。研究发现，杨绛边缘性写作主要是受过往的生命经验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因为家庭教养不屑于追求名利；因为社会动荡与自身需求，不得已避开主流‘政治’话题，选择边缘性写作。由此，在早期经验和不同层次需要的共同作用下，使杨绛产生了边缘性的写作风格。
关键词：杨绛；心理传记；边缘性写作
1前言
1.1心理传记学研究综述
随着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扩展以及研究范式的转变，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日益呈现多元化。心理学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深入了解个体的行为方式，通过分析个体的行为动机达到对个体本身的认识[1]。在目前的心理学领域，通常采用的都是实证研究。虽然这些从实验室出来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人的某些特性或不同阶段上具有的显著性，但是却不能使我们很好地了解个体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更不能阐述人类的需要、动机、态度以及情感等。而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了跨学科和学科整合的特点。也开始产生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的实证活动的学术研究，心理传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目前心理传记学研究思路，一般分为两种：纯质化研究和质量相结合的研究。纯质性的研究模式是根据材料选择合适感兴趣的传主，然后根据史实材料对传主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心理传记学结论。
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索，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的一种活动[2]。质性研究的重点在于探寻事实的真相以及全面探索的现象本质，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个体、情境与时空这三维坐标之间所产生的互动进行符号诠释，客观地、独特地、整体地检视个体存在的意义。其中，心理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这些：个案研究法、深度晤谈、团体晤谈、深入访谈、参与观察、焦点团体、行为研究、民族志、扎根理论、文献法、叙事分析等[3]。
针对探索个人及心理现象的问题，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了一个观点，主张研究者从一个历史的，整体的，以及个体文化背景为基础的角度去进行理解，着重探寻个人的意义，价值观以及个体的经验世界，而心理传记学的诞生，最初是以新兴的质性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得到重视，并吸引了许多历史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得到关注。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心理传记收获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并逐渐地发展壮大。
对于心理传记学的定义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对于此，著名学者弗里德兰德（Friedlander）认为，通常意义上心理传记学把人物心理分析理论或概念直接应用在人物传记上。而麦克亚当斯（McAdams,D.P.）和奥克博格（Ochberg,R.L.）则认为心理传记学是有系统地运用心理学理论将个人生命转换成一个连贯且具启发性的故事[4]。郑剑虹教授认为，心理传记学是系统地采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对个别人物的生命故事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5]。周宁教授认为，心理传记学是指明确使用正式的或系统化的心理学概念、原理或理论于传记的研究，并把个人生命发展历程转换成一个连贯的并具有启发性的故事[5]。根据以上学者、教授对心理传记的定义，整合起来可以认为心理传记学，是运用系统的心理学理论与概念，将非凡人物的生命历程和人格特质进行心理解释，进一步揭示个体行为模式的因果关系。
国外心理传记学最早是由奥地利精神分析医生佛洛伊德发起的，它在1910年出版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对童年的一个记忆》一书。20世纪20年代，心理传记被大量出版，其作者通常并未经历过正规的精神分析或者精神医学的训练[7]。30年代心理传记学继续发展，但是心理传记学作品出现了泛滥，研究方法也受到了批评。到40年代，发展比较缓慢。50年代心理传记学研究出现了重大转折，产生了一些对方法学要求比较严谨的作品。六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比较著名的心理传记作品。90年代，出现了心理传记学学位论文，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研究心理学家的心理传记作品。到21世纪，心理传记学不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
随着心理传记学的兴起和发展，国内也出现了不少心理传记学研究作品。台湾辅仁大学的丁兴祥教授最早从心理学的角度向国内介绍了心理传记学，并于1990年在辅仁大学开设了心理传记学课程，并指导心理传记学方面的学位论文。而大陆最早对心理传记学研究的是郑剑虹教授，并于1997年发表了硕士论文《梁漱溟人格的心理传记学研究》[8]。这篇文章的写作首次使用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克服了传统心理传记学的缺陷。此后，郑剑虹教授的这一路线被许多学者所承认，出现了大量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心理传记学著作。
1.2传主简要介绍
杨绛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后以笔名杨绛行世。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2016年5月25日，杨绛逝世，享年105岁。
1.2.1童年经历
杨绛在家中排行老四，她上边有三个姐姐，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就是她最早的地位。在有着八个孩子的大家庭，杨绛善解人意，她不和姐姐争权，也不和弟妹争宠，与父母相处，伶俐乖巧，温顺体贴。比方说，父亲饭后吃橘子，她主动帮助剥皮，父亲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主动帮助脱壳去衣，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管保收拾得干干净净。
杨绛童年时期正值中国风云际变之时，杨荫杭从事法律事务，虽然多次变更职务，但依然把杨绛带在身边。多次南下北上、辗转各地，她欢乐的笑声成了父母最大的宽慰。杨绛六岁进入北京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小上学。有一次三姑母陪同外宾来参观小学，正值孩子们吃午饭，看到她碗前掉了些饭粒便耳语嘱咐了几句，只见她连忙捡起饭粒塞进嘴里，紧接着旁边的小学生看见忙不迭地一一效仿，从背后看过去，一排长相相似的女孩梳着两根牛角辫、露着一个白脖子捡饭粒的样子把姑母逗坏了。由于三姑母在女高师工作，阿季经常被待到大学部去玩儿，还常常在演出中被借去当作“花神”，或者和大学生们一起在运动会上表演跳绳。
1.2.2求学经历
1920年，杨绛跟随两位姐姐的脚步进上海启明女校就读，这是法国天主教会专为非教徒建立的一所著名女子学塾。启明女校施行完全西化的教育和管理，回忆启明女校的三年时光时，杨绛最为感慨的是锻炼培养了独立生活能力，包括自我判断，学会克制。小孩子们常常因为吵架而分帮派，并询问其他孩子帮哪一伙，“聪明”的同学会选择两边都帮，不得罪任何一方。而杨绛固执地选择“都不帮”，并坚信自己没错。
杨家于1923年举家迁居苏州，12岁的杨绛开始了在苏州振华女中五年的生活。由于是插班，学校要对杨绛进行入学考试，她拿到的题目是《论女子的解放》。这个题目让她有点傻眼，因为她自小在家里和学校就是淘气精，从未意识到自己是“女子”，更别说什么“女子的解放”了。振华女中的校长王季玉办学有方，她想方设法延聘名师来校任教，教科书采用外国教科书最新的版本。杨绛在这里得到了系统的基础教育，特别是培养了读书的热情。当初那个淘气贪玩的阿季慢慢变成了一个书虫。有时生病不上课，杨绛就窝在寝室里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她曾对父亲说，三天不读书便“不好过”，若是一星期不读书，“都白活了”。杨绛在振华每年成绩都是第一，提前一年毕业，并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东吴大学。因为杨绛的优秀，东吴大学此后对振华毕业生全部免试录取。
如今，苏州十中校园里坐落着一尊石头，上书“实事求是”字样，这是杨绛题写的王季玉老校长对她们的训词。
1.2.3情感经历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杨绛在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浪费时间，就像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杨绛的父亲不大放心，说：“你若能邀约到男女同学各3人，我便同意你去。”杨绛最终约到了周芬、张令仪两名女生，孙令衔、徐献瑜以及沈福彭3名男生。杨绛一行5人必须经过考试才能注册入校，杨绛考试结束后，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也要去看自己的表兄，而这位表兄，就是钱钟书。杨绛与钱钟书匆匆一见，甚至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彼此竟相互难忘。
两人分别向孙令衔打听对方。然而，孙令衔却告诉钱钟书，说杨绛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钱钟书已经订婚了。钱钟书，存心要结交杨绛，他便写信给杨绛，约她相见。见面后，钱钟书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两人虽然没有互倾爱慕，但是从此便书信不断。以后林间漫步，荷塘小憩，开始了他们长达60余年的相濡以沫。
1935年，新婚的杨绛随丈夫钱钟书远赴英国，到牛津求学。1936年他们的爱女钱媛在英国出世。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面对国家的危机，杨先生和钱先生都非常着急，1938年坐三等舱回国。回到香港，钱先生只身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杨绛则带着女儿回到上海，住在被日军包围的租界里。当时的上海已经沦陷，缺少物资、国军又已撤离，生活困苦自不必说。杨绛的母亲在风雨飘摇中辞世，但在漫长的“煎熬”生活中，杨先生却从来没有放弃过“气节”和“人格”这两个传统中国文人最看重的字眼。
1.2.4创作经历
抗战8年期间，杨先生与剧作家陈麟瑞夫妇来往密切，由此也对戏剧产生了热情。一次家庭聚餐，两位剧作家都怂恿杨绛可以尝试写一些故事。没多久，杨绛的四幕剧本《称心如意》很快也诞生了。没过几天，李健吾告知她的剧本被导演黄佐临看中，马上准备排演了。杨绛惊喜万分，却又怕用了真名写在海报上出丑，于是将“杨季康”按读音缩成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杨绛”。《称心如意》演出后大获成功，评论家称其为“近年来少见的好喜剧”。有了好的开头，杨绛又陆续写成了《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风絮》。作品延续英式戏剧传统，讽刺人性的弱点，幽默人生的悲欢。后来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十分赞赏，说：“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
之后便经历了种种斗争以及梦魇般的“文革”。历经劫难后，父母、女婿都已辞世，钱钟书先生一病不起，女儿也先他们而去。1998年钱先生仙逝。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六十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从《洗澡》、《干校六记》，到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杨绛的作品日益受到读者的喜爱[10]。
1.3选择传主的理由
心理传记学家认为研究者要选择自己感兴趣，但为了避免过分的情感投入，传主的选择不宜为过分厌恶或过分崇拜的人物。笔者在高中时期，在搜集素材的时候无意间留意发现了杨绛与钱钟书两人的幸福婚姻，开始陆续阅读相关书籍，并为杨绛先生的才华所惊艳，对杨绛先生不由地产生了兴趣。此后，通过查阅有关杨绛文学创作的文献以及传记资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杨绛先生身处动乱的年代，但她的作品中却极少包含政治因素与时代特点，于是产生了运用心理传记学的方法去探寻其生命故事的兴趣。
2理论框架与方法
2.1研究框架
心理学的研究与个人、社会与文化脉络间复杂的关系，且具有紧密的联系，人是处于事件以及历史不断变迀的位置和结构中的。人类学家斯皮罗(Melford Spiro)指出，文化对人的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同时，文化也引导着人们的某种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又会反过来支撑着这一种文化，每个社会都会形成一套文化模式，这一文化模式是被该社会成员所认同的，并且内化到他们的情感和角色期待之中。受这套行为规范的个体不仅具有外在的约束力，而且具有自我约束的机制，使自己经常地保持与社会价值、态度系统的一致。同时，个体的生命轨迹，它是由一连串的生活事件和生命经验串联而成，生命事件的演变它往往与人物传主的个性、 人格有关系。因此，人物传主的心理传记分析应该从宏观到微观的角度进行人 物传主形象的刻画和分析，分别由传主本人、人物传主的生命故事或生命经验、 社会背景三部分构成结构[11]。
2.2理论工具
2.2.1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是生理欲望和作用在个体身上的文化力量的一种结合。该理论认为，人要经历八个阶段的心理社会演变，这种演变成为心理社会发展。这些阶段包括童年的四个阶段、青春期的一个阶段以及成年的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有这些应该完成的任务，如果任务得到恰当的解决，就能够获得较为完整的同一性。而核心任务失败的话，则会出现个人同一性残缺、不连贯的状态，因此核心任务的处理结果会影响人的一生。而且每个阶段都建立在前一阶段之上，这八个阶段紧密相连。
2.2.2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亦称“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
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五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级，其中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和感情上的需要都属于低一级的需要，这些需要通过外部条件就可以满足；而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高级需要，他们是通过内部因素才能满足， 而且一个人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无止境的。同一时期，一个人可能有几种需要，但每一时期总有一种需要占支配地位，对行为起决定作用。任何一种需要都不会因为更高层次需要的发展而消失。各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和重叠，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后，低层次的需要仍然存在，只是对行为影响的程度大大减小。
2.3研究方法
（1）文献综述法。针对心理学的质性研究方法、心理传记学的概念、 心理传记分析的发展历程、人物传主的心理传记分析现状、心理传记学的研究模式等进行文献综述的梳理和分析，了解人物传主心理传记研究分析的 研究背景和研究动态。
（2）个案研究法。个案研究通常就特定的典型案例，对个案材料的收集、 记录，进行全面、深入、详尽地考察和研究。
（3） 心理传记学分析法。心理传记学是系统地采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个别人物的生命故事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本研究主要釆用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分析杨绛人格形成关键期的同一性发展状态，以及从整体上梳理和分析边缘性写作的缘由。
3传主的资料筛选
3.1心理传记学的筛选原则
心理传记学研究要注意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如何从浩瀚的传主资料中选出具有心理学解释意义的资料，研究者常常会因为过多的细节资料而发愁。为了有效地解决心理传记资料筛选的问题，以下学者提出了心理传记学的筛选原则。
3.2 亚历山大的凸显性识别指标
Alexander(1988, 1990)在他的著作《人格学：人格评估与心理传记学的方法和内容》 中提到“凸显性识别指标”（Indicators of Saliency)，即当人物传记资料中提到有 代表的内容时，研究者应该引起积极关注，并且将其列为重点分析传记人物的指标。诸如：日记、书信、自传，传记或者小说。在研究中，这些线索会让研究者在过多的细节当中，转向可能被大家反复验证的事件中。这些线索可以帮助研究者更为清晰地了解传主，从而能更加有效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资料[12]。
3.3舒尔茨的原型场景指标
美国心理学家舒尔茨（2002,2005）曾提出“原型情景”关键指标，这是资料筛选问题的另一个全新的理论角度和研究思路。“原型场景”指标共包含五个重要因素：第一，发展性危机，如同一性危机等与个人的遭遇密切相关的关键性冲突；第二，家庭冲突，即人物传主家庭内部关系冲突；第三，贯通，反复出现在传主不同的语境或作品中的同一情境；第四，清晰、具体、情感强度，即情境中所有关于传主的角色性格，详尽的对白以及深刻的情感体验等内容；第五，拒绝接受现状，即反映传主一切违反常理的情境。舒尔茨的观点与荣格提出的“原型”概念相似，从不同侧面来归纳传主生命故事中的情境和缩影。
4杨绛边缘性写作的表现
“边缘”，这一颇具物理学和地理学意味的名词，在竞争日益激烈、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社会，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能在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发现这一远离“中心”的“边缘”区域的存在。可以说，是普遍存在。就词意的界定而言，“边缘”，显然意味着弱势，非主流，次要的，等等。具体到人，首先体现为现实生存状态（比如身处社会底层），然后是社会学、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化。
笔者遵循心理传记学资料筛选的原则，将从传主所写的文学作品、传记中进行资料的筛选，从而得出杨绛先生边缘性写作的表现。
4.1抗战时期，创作时代喜剧
在抗战时期，杨绛在上海沦陷区创作了《称心如意》、《弄假成真》等几个反应社会状态的喜剧，与同时期主流作品不同的是，杨绛的作品巧妙地以镜子“映射”的方式来揭露乱世当中的丑人丑事。比如《称心如意》中的主角李君玉在失去父母后到上海投奔亲戚，却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君玉先后被舅母们借故送出家门。剧末，君玉在历经波折后，还是得到了母亲的舅父徐朗斋的喜爱，最终找到了幸福的归宿。杨绛通过他被决绝到被接受的过程，将乱世中都市的世态人情巧妙地表现了出来。
继《称心如意》之后，1943年杨绛接着写了《弄假成真》，1944年又写了《游戏人间》，巧妙的是，这些喜剧的政治色彩都很淡，看似平凡的喜剧，却无不透露着：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4.2文革时期，重温逝去岁月
文革时期，杨绛却依然从容、平静地书写着大背景下的小插曲。正如《干校六记》中，当所有人都在控诉文革时期所遭受的灾难与不公时，杨绛的却让我们从中品出了不一样的味道。虽然，杨绛对于文革时期的冷酷现实有所批判，但是她却让我们在看到那些伤痛的同时，更善于从中去发掘其中的温暖与诗意。
这反倒能我们从中领悟到了一些人生的哲理，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又如在《洗澡》这部小说，杨绛将政治运动虚化为小说的背景，她的着力点在于描写各类知识分子在这场政治运动中的人生百态，对政治运动的背景做了淡化的处理，虚写带过。虽然，在文革之后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是有很多，但是杨绛的作品却是与众不同的。她主要书写了知识界思想改造前后的人生百态，比如：朱千里的昏聩糊涂；余楠的自私虚伪；许彦成的诚实率真……。这些作品与同时期的文学趋向都不同。
4.3文坛沸扬，不争即是争也
当文人墨客拼命地想要在文坛获得一席之地而争夺不休时。杨绛的选择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在《杨绛散文》的卷首中，曾译过英国诗人蓝德的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的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又是何等的洒脱。
杨绛在93岁出版了散文作品《我们仨》，世人称她怀着一颗宁静的心，营造了出了堪称中国文学界“第一家庭”的温馨世界。这篇散文的开头说：“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事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在这篇散文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夫妇、亲子之间的宁静、幸福的时刻。不管文坛追逐的新标杆，主流写作是什么，杨绛都始终追随自己的内心，不随众不争名。
5传主的生命诠释与分析
5.1边缘性写作的缘由——早期经验的影响
5.1.1家庭环境的影响：淡薄名利的气节
杨绛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取名季康，小名阿季，后笔名为杨绛。与民国年间许多名媛一样，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杨荫杭是著名的法律学者、律师、日本和美国的海归留学生。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对子女呵护有加，母亲也非常的开朗，父母亲之间的关系也非常融洽。1920年，杨绛跟随两位姐姐的脚步进上海启明女校就读，回忆启明女校的三年时光时，杨绛最为感慨的是锻炼培养了独立生活能力，包括自我判断，学会克制。小孩子们常常因为吵架而分帮派，并询问其他孩子帮哪一伙，“聪明”的同学会选择两边都帮，不得罪任何一方。而杨绛固执地选择“都不帮”，并坚信自己没错。埃里克森认为人生的八个阶段中，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重要影响人物，也就是存在着人际关系的焦点。因着良好的家庭关系和教育方式，杨绛与父母亲，家庭成员，学校师生关系与小团体的关系都非常好。这些阶段的良好发展也为杨绛淡泊名利的人格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杨绛传》中有记录，杨绛家在搬入“安徐堂”后，修葺了一套较好的房子，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掀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鼻涕虫和蜘蛛，杨荫杭要孩子们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
在杨绛看来，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而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杨绛周末回家，发现她的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
不过，杨绛对这种“赚钱”方法并不感兴趣，她向她的母亲一样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杨绛很明白：“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有吗？’”她的淡薄名利的性格，就是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这种在家庭熏陶下淡薄名利的性格，使杨绛先生在文坛翻涌动荡的时候，选择了避开主流，从事边缘性写作，不争不抢，不希求别人的追捧，安安静静地做自己事情，创作自己的作品。正如她曾译过英国诗人蓝德的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的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多次将它置于自己的作品集的卷首或自序，这从侧面也反映出先生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
5.1.2主动感对内疚感：生命篇章中关键事件的影响
1917年，杨荫杭在仕途上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当时杨荫杭主持京师高等检察厅工作，负责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许世英曾是袁世凯的亲信、北洋军阀中的红人，在京城颇有社会联系，许多官员给杨家打来电话为他说情。杨荫杭执法公道、不徇私情，仍按规章进行调查取证，不料司法部却以“违背职务”的名义停止了他的职务。腐败的北洋政府让本来志存高远的杨荫杭灰心丧气，愤然离京南下，回到老家无锡。这一番周折加上饮食不当，使得杨荫杭害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有时甚至说起胡话。杨家试过了各种药物，甚至还请了佛道之流在家里做起了法事为杨荫杭招魂。年幼的阿季当时就被安排在厨房里高喊：“爸爸！转来吧！”然后见到地面漂浮的东西就捉住，塞进红纸里放在爸爸的枕头下。杨绛后来回忆时还感慨：“深更半夜，我那一声声叫喊大约也很凄惨的。”
那年的杨绛才6岁，对应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的主动对内疚的时期。这个阶段中的儿童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他们进一步思考他们可能，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有了更多的社会意识，他们探索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
杨绛先生的父亲正直刚强，为官的几年中因为努力追求司法公正而不懈付出，甚至是不惜以自己的一切作为代价对抗腐败和权贵，但终于还是在现实面前被迫辞职南归了。他说：官场无人莫做官。他没有选择屈服，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去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对于“启蒙”时期的杨绛来说，父亲一生正直，但是从政后却落得如此下场，在她那小小的心灵里难免会烙下深刻的印记。她那顶天立地的父亲，做着自认为正确、正直的事情，最终没有落得个好官声，还差点丧命。埃里克森认为，个人未来在社会中所能取得的工作、经济上的成就，都与儿童这个阶段的主动性发展有关。这个事件打破了杨绛早先的认知，‘政治’是‘危险’的，与之纠缠上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为避开‘政治’，选择边缘性写作埋下了伏笔。
5.1.3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对政治不感兴趣
1950年，埃里克森在其出版的《童年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了自我同一性这一概念：“自我同一性是个体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时空中对自己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主观感觉和体验，以及为他人所知觉到的个体自身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是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自我整合。”简单来说，自我同一性就是关于“我是谁”以及如何定义自己的思想或观念。
杨绛在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学以后，学校让他们分科（即分专业）。她的老师认为她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杨绛有点像他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却都平均发展，并不偏科。杨绛回想道：“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是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在选专业问题上，他问父亲“我该学什么？”
杨荫杭回答：“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杨绛心里不踏实：“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父亲开导她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有了父亲的这番话，杨绛内心释然，但她半信半疑，只怕是父亲纵容她。可是她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在文、理科之间选择了文科。而当时东吴大学没有文学系，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
杨绛欲选读法预科，打算做她父亲的帮手，但是父亲却竭力反对她学法律。他自己并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就坚决不要女儿做帮手，况且她能干什么呢？于是杨绛只好改入政治系。
虽说杨绛进了政治系，可她对政治学却毫无兴趣，只求得功课敷衍过去，她课余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
由此可见，杨绛就是属于同一性获得的那一类型，她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对价值观和信仰等有较为明确的认知，她知道自己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怎样的规划与行动才有利于自身的发展。这种形式是自我同一性发展良好的状态。在同一性发展的过程中，她深思过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目标定在哪里，有自己的见解，所以才会拒绝了老师的建议选择了文科。而后，她深刻地了解自己内心对于‘政治’是没有兴趣的，所以无论是自身发展的方向还是以后作品的写作风格，都非当时代政治的主流，这也是造成她边缘性写作的另一重要因素。
5.2需要层次的发展与演变
5.2.1生理上的需求
马斯洛认为，生理上的需要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它包括饥、渴、衣、住、行的方面的要求。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人类的生存就成了问题。马斯洛认为，只有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要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着生活艰难。一部分人在利诱之下做了汉奸，另一部分坚持抗日的过着颠沛流离、入不敷出的生活。为了让家人过上稍微“体面”的生活，她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1943年，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杨绛立即辞职。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怎么办？
恰在此时，陈麟瑞、李健吾请他们夫妻下饭馆，他们鼓动杨绛也可以写一下戏。杨绛文笔本就不错，很快就编了个故事，便是杨绛的处女作《称心如意》。几天后，李健吾高高兴兴地打来电话：“你的剧本被黄佐临看中了，马上就要排演，就要出广告了。”1943年，黄佐临执导，李健吾客串舅公的舞台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红遍上海。
生计问题解决了。杨绛请朋友们吃了一顿馆子，自己家里也能吃上酱鸡酱肉，六七岁的女儿钱瑗已经“三月不知肉味”，高兴地吃完了肉又找肉。
由此可见，杨绛当初开始写喜剧，是因为生计的问题，即生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家长最是疼爱孩子，但从钱瑗‘三月不知肉味’可知，杨绛当时的日子过得很是清苦，而喜剧创作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在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也就应运而生了。也是从这时候起，杨绛从单纯的教书工作开始转向写作方面。
5.2.2安全上的需求
安全上的需求是人类要求保障自身安全、摆脱事业和丧失财产威胁、避免职业病的侵袭、接触严酷的监督等方面的需要。马斯洛认为，整个有机体是一个追求安全的机制，人的感受器官、效应器官、智能和其他能量主要是寻求安全的工具，甚至可以把科学和人生观都看成是满足安全需要的一部分。
继《称心如意》后，杨绛接着又写了《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喜剧。巧妙的是，这些喜剧的政治色彩都很淡，但却无不透露着：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在那样动荡的年代，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所写的作品必不能与政治有太大的联系，不然被日本人抓去牢里是轻的，重则会丧命。所以，杨绛写这些喜剧，既可以避开政治中心，保命；又能通过喜剧来传达这种抗争精神，在我们看来实在是高，但也是形势所迫，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着想。
从杨绛早年经历，以及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系列文学活动，可以看出杨绛一开始对自己的定位是文学创作，但是后面却在慢慢转变，这也是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建国伊始，知识分子就已经遭受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被迫接受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期间，为了顺应现实政治，知识分子不时自我批评检讨，相互揭发批判，这些大范围的思想改造运动让知识分子斯文扫地，同时内心深受震动。1951年12月“三反”运动之前，社会舆论还较为宽松，但1951年5月对《武训传》的批判已经表明了党中央要对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决心，并预示了要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破旧迎新，在感到政治氛围逐渐敏感的情况下，杨绛逐渐封笔，转而进行翻译。这也是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不触碰敏感的政治，那便相安无事。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那年8月，杨绛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侮辱、受践踏，挨批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要做检讨，写认罪书等。之后钱钟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侮辱。钱钟书在屡次遭受攻击和诬陷时，杨绛尽全力护他。造反派把愤怒撒在杨绛身上，批斗她给钱钟书通风报信，但是杨绛并没有感到屈辱，卫护自己的爱人，她认为是值得自豪的。
在文革的这十年间，杨绛仅有的几篇翻译手稿也是毁的毁，烧的烧，并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但是尽管受尽屈辱，杨绛在平反后，面对文学界对那个特殊年代的控诉时，她却选择了从容、平静地书写着大背景下的小插曲。这也是她选择边缘性写作的另一表现。但从侧面我们不难发现，在那样特殊的年代，经历过那样一场浩劫，为自身安全考虑，避开‘政治’色彩的话题，才是安全的。
5.2.3坚守本心：自我实现的需求
自我实现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它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的需要。也就是说，人必须干称职的工作，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马斯洛提出，为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所采取的途径是因人而异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
《将茶饮》是杨绛改革开放后的回忆性散文集，在第三部分描写了“文革”时期的种种遭遇，而创作于80年代的《隐身衣》正是该散文的最后一篇。
原文这样写道：“其实，如果不想干人世间所不容许的事，无需仙家法宝，凡间也有隐身衣；只是世人非但不以为宝，还惟恐穿在身上，像湿布衫一样脱不下。因为这种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在杨绛先生看来，身处卑微是将个人“收敛为零”的过程，能够清晰地自我定位，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知识分子潜心不移的定力体现。她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假如是一个萝卜，就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假如是棵白菜，就力求做一棵瓷瓷实实的包心好白菜。萝卜白菜是家常实用的菜蔬，不求做庙堂上供设的珍果。”其语言质朴平实，但是给我们的感觉是时刻保持着自己作为学者的理性认识，在文学创作时，坚守自己的底线。
确实，在烦乱复杂的世界里，想要保留自己的本心很难，但也并非不可以，杨绛先生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不管外界的创作主流怎么样，在不触及‘政治’的情况下，杨绛先生保留了最初的本心，那就是自由地创作。这从她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她翻译的小说《小赖子》，一方面是由于她喜爱这部小说的幽默语言，但是另一方面，在潜意识中，她向往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自由和无拘无束的生活。
杨绛对于“文革”回忆的文章做出了远离政治，聚焦琐碎的日常生活的选择，原本的她只想着过读书写作的平静生活，但却被动乱的政治运动抛离了原本的轨道，但是她还是能随遇而安，不争不燥，尽力守护自己内心的自由和宁静，并实现了自己的‘创作自由’，这种边缘性的写作风格也衬托出了那个年代独特的味道，这又何尝不是自我实现的反映呢？
6结论
（1）杨绛边缘性写作的表现，大多体现在她的作品不追随时代主流，政治色彩比较淡，笔触温润，并以淡然之态启示世人。杨绛的边缘性写作行为符合埃里克森的阶段发展理论，因为同一性的发展良好，才形成了杨绛目标明确又理性的性格，从而在动荡的年代选择了这样一种边缘性写作的风格。
（2）杨绛边缘性写作的缘由主要受过往的生命经验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因为家庭教养不屑于名利；因为社会动荡与自身需求，不得已避开主流‘政治’话题，选择边缘性写作。杨绛的边缘性写作缘由符合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因为生理、安全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而选择了边缘性写作。
（3）本研究得出杨绛边缘性写作的缘由，可以为文学创作、人生规划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等现实问题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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