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巴哈提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决胜期，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如何保持脱贫稳定性，还有如何切实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是国语推广普及的主战场，这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调查发现，内生动力不足和发展能力不足是制约新疆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障碍，而内生动力不足和发展能力不足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国家通用语言不通。本文以新疆一个贫困村为例，在进行深度调研的基础上,首先结合语言的经济属性和制度属性行探讨精准扶贫与国家通用语两项重要民生工程之间的理论联系。其次，从实际出发，对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国家通用语培训班进行分析。
关键词:精准扶贫；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Training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aking A Village in Xinjiang as an Example
AYing·Bahati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Hubei)
Abstract：As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enters a period of decisive victory, what we are now facing is not only how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also how to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phenomenon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Minority areas are the main battlefield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areas. The survey found that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motivation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ability are important obstacles restricting the people in Xinjiang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becoming rich. An important aspect of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motivation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ability is the imperfect national language. This article takes a poor village in Xinjiang as an example. Based on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it first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two important livelihood projects of the country based on the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attributes of language. Secondly, proceeding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analyze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training courses in ethnic minority rural areas.
Keywords：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minority areas;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引 言
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阻碍新疆地区贫困人口脱贫的因素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缺失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缺失不仅影响群众社会交往，制约产业扶贫发展，缩小择业就业范围，阻碍脱贫的步伐。
目前,关于语言扶贫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的经济属性。可以表现为两个层面：（1）人力资本属性。张卫国（2008）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语言学习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公共产品或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人们对语言的传统认识[[[] 张卫国.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J].经济研究,2008(02):144-154.]]。雷小兰（2009）指出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会产生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仅为经济发展服务，其本身也具有经济价值[[[] 雷小兰.语言的经济价值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9(06):107-110.]]。黄少安、苏剑（2011）在语言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层次，讨论了关于语言政策演变进程，经济主体的行为和经济增长相关性等[[[] 黄少安,苏剑.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命题[J].学术月刊,2011,43(09):82-87.]]。赵世举和葛新宇（2017）通过三个基本维度探讨了语言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提出8种研究视角[[[] 赵世举,葛新宇.语言经济学的维度及视角[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70(06):92-104.]]。李宇明（2012）认为语言能力与劳动力总体上呈正相关，语言能力是重要的经济资源，语言能力甚至具有“生产资料”性质[[[] 李宇明.认识语言的经济学属性[J].语言文字应用,2012(03):2-8.]]。（2）语言的产业属性。按照拉齐尔的模型， 少数民族学习大语种主要是为了获得收益[[[] Edward P. Lazear,Culture and Langua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7 (S6)：5. ]]。语言的产业属性是语言成为一个产业的关键。语言产业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获得更多的语言红利，形成产业或者以产业化方式进行推广，如同李宇明（2013）认为语言扶贫是绿色扶贫，是生态扶贫，语言产业也能够创造绿色GDP[[[] 李宇明.语言的经济贡献度,在中国也能达到GDP的10%吗[J].数据,2013(06):1.]]。
语言的制度属性。索绪尔（1980）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的[[[]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7.]]。同时，切实可行的语言制度政策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移民考试政策本质上就是一种扶贫。韦森（2004）基于语言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了语言与道德制度之间的关联，语言使人类社会有制度，语言使人成为人[[[] 韦森.语言、道德与制度——语言哲学能搭起“实然”与“应然”之桥?[J].东岳论丛,2004(03):27-42.]]。即良好的语言政策，规范的制度设计，准确的制度执行和解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语言与贫困。王春辉（2019）将中国70年语言扶贫事业按照1949-2011年和2011-2019年两个时间节点进行论述[[[] 王春辉.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扶贫事业七十年[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04):33-39.]]。赫琳（2018）指出语言扶贫有助于永久脱贫[[[] 赫琳.语言扶贫有助于永久脱贫,中国教育报,2018-5-31(05).]]。张旭、蔡曙山（2018）基于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探讨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和语言水平认知的关系[[[] 张旭,蔡曙山,石仕婵.人类认知五层级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探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9(03):108-113.]]。王海兰（2019）基于语言变量和经济变量的关系，认为应遵循语言经济规律设立“语言—贫困”数据库[[[] 王海兰.国内经济学视角语言与贫困研究的现状与思考[J].语言战略研究,2019,4(01):34-43.]]。石琳（2018）认为要有效发挥窗口单位作用，为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脱贫带来“语言红利”[[[] 石琳.精准扶贫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深化的策略[J].社会科学家,2018(04):150-156.]]。方小兵（2019）基于国外学者关于语言与贫困的关系，从语言能力，语言地位，语言权利，语言多样性四个维度展开论述[[[] 方小兵.海外语言与贫困研究的进展与反思[J].语言战略研究,2019,4(01):22-33.]]。陈丽香和魏辉（2019）从语言政策、语言资源、语言经济三个维度分析普通话推动扶贫的机理，并对通用语言教育脱贫的路径进行初步探析[[[] 陈丽湘,魏晖.推普脱贫有关问题探讨[J].语言文字应用,2019(03):2-11.]]。张洁（2019）认为早期干预幼儿语言发展是语言扶贫的一种长效机制[[[] 张洁.语言扶贫视域下的儿童早期语言发展干预政策及实践[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04):40-48.]]。
综上所述，两种属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的经济属性在宏观意义上促进经济增长，在微观意义上有利于增加个体收入。人力资本属性与产业属性也存在一定的融合，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语言的人力资本增加提高语言也产业的发展，语言产业的发展提高人力资本。总体来说，语言人力资本和语言产业内生于经济发展之中，良好的语言制度刺激语言产业。语言能力和语言产业之间，语言制度和发展经济产生协同效应。
1 农村概况与农民贫困
1.1 阿村基础概况
阿村位于县城西北部，距离县城10公里，共153户420人，多数为哈萨克族。土地2200亩，主要种植葵花，玉米，黄豆等；主要养殖羊、牛、马。以发展种植业，养殖业为主。2019年村集体经济收入11万元，人均纯收入8000元。由于2013年发生特大洪水，政府补助全村153户完成安居房。全村基本实现通村主干道路柏油覆盖，自来水工程覆盖，农电覆盖。全村新农合参合率100%，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100%。2015建卫生室卫生员，医疗条件简陋，2016年建村级幼儿园1所，园内设施齐全，条件符合区域要求。
该村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56人，占53.3%；初中文化程度28人，占26.7%；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文化程度11人，占10.5%；大专文化程度6人，占5.7%；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4人，占3.8%。职业类别分为三大类，其中务农47人，占44.8%；务工33人，占31.4%；在校生25人，占23.8%。对36户贫困户家庭成员是否会讲普通话进行统计，其中能说普通话的仅23人，占21.9%；82人不会讲普通话的，占78.1%。[[[] 注释:以上数据信息来源于新疆阿村村委会及工作队2019年贫困户信息表格.]]（如表1-2-1所示）。
表1-2-1 阿村贫困户调查样本基本数据
1.2 阿村贫困状况
阿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6户105人，贫困发生率从2018年底的25%下降至2020年底的0%，取得了脱贫攻坚阶段性的胜利。统计发现，贫困户主要分为一般贫困户或低保贫困户，而这其中致贫原因又分为：因病、因残、因学致贫；缺地、缺资金、缺技术致贫；自身发展动力和能力不足。不同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不同，呈现交叉性，但分层明显。占比最大的两个致贫原因分别是：缺技术，自身发展动力和能力不足。经过访谈可发现“缺乏技术”“自身动力和发展能力不足”中体现的基础原因是“不会说”“听不懂”，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技能的欠缺。这就导致村民学不了技术，找不到工作，赚不到钱，出不去。
2 主体参与与政府帮扶
2.1 主体参与
（1）农牧民识字，推普脱贫第一步就是靠自己的努力。阿村18-45岁的农牧民都成为夜校的正式学员。课堂上，听说读写样样认真；课堂下，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堂课后作业，并及时送老师批改。（2）农牧民学技术，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积极推动有能力有需求的村民积极参加市县级或乡村组织的就业技能培训。把农牧民夜校学习与就业技能培训结合起来，夯实脱贫致富的基础。（3）农牧民就业，学是前提用是根本，如何使他们所学的语言技能和就业技能用到实践中去才是最关键的问题。阿村紧紧抓住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机遇，基于当地白桦林景区优势进行干预介绍村民就业，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的经济价值。
2.2 政府帮扶
（1）语言下乡。2018年，阿村将国语能力纳入贫困信息采集表中贫困户致贫原因的认定标准之一，并将普及国语工作列入驻村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的主要任务。成立阿村农牧民夜校，实施“阿村贫困户《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实施方案》，大力开展全村村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实现全村青年劳动力国语教育全覆盖。（2）转移就业。阿村“访惠聚”工作队从实际出发，着力抓好劳动力就业“三步走”：第一步摸清底数，逐户逐人筛查，核查阻碍贫困户就业不稳定因素，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第二步开展就业创业培训，大力宣传引导，激发贫困户自身发展动力和就业积极性。第三步搭建就业平台。发挥该村景区优势，寻求旅游扶贫政策，搭建平台提供就业岗位。 （3）教育扶贫，狠抓落实五通七有[[[] “五通七有”是指:“五通”是通水、通电、通路、通广播电视、通宽带或通讯；“七有”是有村“两委”班子且发挥作用、有支撑稳定增收的产业、有村集体经济收入、有村级党组织阵地（办公场所）、有幼儿园（中心幼儿园）、有便民服务中心（文化体育活动场所）、有卫生室.]]有关工作。广播电视，农牧民夜校，幼儿园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的主要阵地，这对本村农牧民夜校培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加强培养儿童群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阻断代际贫困的根源。阿村所在县2020年出台《教育惠民政策》，提高对学前及义务阶段教育的重视，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逐步改变因教育致贫的现状。
3 农民脱贫与认同回归
3.1 新农村 新农牧民
在新疆，农村因农牧民而生，因农牧民而兴。农村的贫困，农牧民的贫困，最终需要农牧民自己去克服和战胜。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不断下沉，新农牧民逐渐成为一种身份象征，成为农牧民新的重要判断指标和精准脱贫的重要抓手。农牧民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不能依靠固有生产方式，需要不断学习先进农业知识，外出务工人员需要学习工地所需技能。阿村以积极学习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重点，期间选派农业科技、文化艺术、法律法规等领域的学者，开展“四送”活动（送技术、送文化、送法律、送策略），同时开设种植养殖、刺绣雕刻、驾驶修理等形式的培训班。
3.2 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
个人或群体认同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基础上的，即物质生产条件对于认同的成长具有关键的作用。在新疆地区，政府有效衔接精准扶贫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促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脱贫攻坚成效显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筑牢。在阿村，居民衣食住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改善居住条件差的村民的居住环境，土胚房变成砖瓦房、硬化路直通到家门口、安装太阳能入户灯、自来水入户改造、水冲式厕所改造；二是村里建起文化娱乐中心，不断加深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三是开展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为主的娱乐活动，不断提升中华民族认同感。
3.3 村庄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
韦伯认为共同体化是一种社会关系，只有当社会行为的调节（在个别的情况或者一般的情况下或者纯粹的类型中）建立在主观感觉到参与者（情感上或者传统上）的共同属性[[[]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81-82.]]。生活在同一个村落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帮助互相照应，体现的是典型的具有共同体化特征的社会关系网络，一个共同体对于共同体内部的人的发展产生影响，共同体也是个体实现全面发展的基础。其次，韦伯认为语言是构成共同体亲和力的因素，有助于共同体内部的相互交往，它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基于新疆农村地区，想要建立共同体意识，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贫穷问题。
4 贫困文化与环境制约
4.1 根源:文化程度低
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是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 奥斯卡·刘易斯.贫穷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一日生活的实录[M].丘延亮，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6. ]]。农民接受新信息方式不改变，“卷内文化”加固，加之其特殊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和语言环境，贫困人口生活条件和方式，文化价值观念对实现新疆脱贫攻坚至关重要。调查发现，扶贫工作在解决贫困人口物质贫困的同时，也在强调解决精神文化贫困。虽然总体力度不大，效果不佳，但这符合我国扶贫发展规律和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在对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如表4-1所示），新疆六岁以下的人口中，初中级以下受教育程度占75.6%，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仅占11.6%。
表4-1 自治区文化程度统计表(人数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4.2 认知:语言能扶贫吗?
（1）村两委。阿村建立了以驻村干部和村两委工作人员为主要管理人员的农牧民夜校，建立相关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在精准识别贫困户的过程中也加入“是否会读写国家通用语文字”这一指标。但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扶贫脱贫工作中的作用认识不足，忽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的长效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教育存在重结果轻过程的现象，农牧民夜校功能没有充分发挥。（2）村民。村民作为学习和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也是通过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获得真正的“语言红利”的主体。访谈中发现，部分村民眼中夜校是他们学习国语和就业技能的场所。而也有村民表示夜校只是他们聚在一起聊天的地方，这说明他们没有认识到夜校对于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也没有意识到夜校学习对脱贫致富的重要作用。（3）农牧民夜校。师资数量质量不足是制约农牧民夜校在新疆地区普及的重要因素。2018年之前，农牧民夜校教师多为当地返乡大学生或村委会成员，2018年后阿勒泰七个县通过共享屏幕的形式学习微课。在阿村，目前夜校的辅导员主要是村委会成员，按照目前我国通用的普通话等级分类，其中两位位教师的汉语普通话水平在三级（“能熟练使用但口音较重”）四级（“日常交流但不太熟练”）。课堂秩序混乱。阿村农牧民夜校教学期间，存在学员打电话声，孩子哭闹声，电话铃声，打游戏声，整个教室很嘈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考核评估。目前对阿村农牧民夜校学员的考核是课前检查和每月一考，即对上一节课所学的内容在新课开始的几分钟进行检查，主要通过听写和朗诵对话的方式进行；月考是对每个学生每月的学习内容以试卷形式进行闭卷考试。笔者参加了每月一次的考试，各分数段人数呈圆锥形分布，85分以上占10%。60及以下占60%。
5 对策研究
5.1 政策：创新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政策
语言政策的适用于任何已经指定的或者将来可以指定的社会、政治或社区。范围包括家庭、社区、村庄、城市、民族国家[[[] (以) 博纳德·斯波斯基. 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9.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如表5-1所示)。多次提出将国家通用语言教育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结合起来，即发挥国语扶贫功能。制定科学合理的普及政策，科学分析贫困地区的地域环境和人口特征。以阿村为例应注重有效衔接扶贫攻坚和国语教育的联系，以更好的发挥国语教育工作的精准效应，提升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认知。
表5-1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政策实施
5.2 教育：重视家庭、学校、社区国家通用语言教育
（1）家庭。无论是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场所[[[]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04.]]。在汉语言为主的家庭，耳濡目染汉语是子女的第一语言，而在少数民族地区，习惯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家庭，本民族语言往往会成为他们的第一语言。不同的语言环境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态度也不同，这种现象在新疆地区普遍存在。家庭是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普及的最小单元，普及国语教育进程中要重视家庭的作用，家长要转变原有的语言观念和生活方式，大手拉小手，传承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同时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2）学校。对教育的投资在本质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青年一代是少数民族地区未来发展的希望，注重培养年轻一代国语教育，增强共同体意识，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把教育范围扩大到中老年一代，掌握基本沟通能力，传授实用就业创业技能，实现精准扶贫。（3）社区。一个社区就是一个小的共同体，社区有着高度的社会互动性和共同联系纽带的特殊场所，具有地域属性和精神属性。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通过国语交流交往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农村这一共同体出发，带动国语在社区内的传播，切实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5.3 机制：探索“语言扶贫”的机制
精准识别扶持对象，是实施精准扶贫的首要环节，也是是建档立卡信息采集工作的前提。首先，要开展农村语言扶贫需求识别，制定科学有效的识别流程，识别过程规范，识别目标准确，按照扶持对象的国语熟悉程度，国语认同感，语言需求进行精准供给。其次，要对农村劳动力和就业务工人员需求调查，细致分类其基本情况收入来源，因地制宜，因人而宜，制定相关劳动力就业规划，对不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或水平较差的青年劳动力进行特殊教育，配套相关就业创业培训，打通贫困的语言障碍，获得经济收入。建立语言扶贫机制，符合现阶段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口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现实，也符合“扶贫先扶智”的扶贫模式，对实现新疆扶贫脱贫路径具有创新意义，这也是后精准扶贫时期的反贫困问题的重要关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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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阿英·巴哈提（1997.3-），女，新疆阿勒泰，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生（19级硕士），研究方向：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