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治理”：现实驱动治理转型的西北民族团结进步实践探究--中国期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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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治理”：现实驱动治理转型的西北民族团结进步实践探究

发表时间：2020/12/23 来源：《文化研究》2020年11月上作者：陈小钗

[导读] 我国西北民族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实现各民族团结，对保证国家安全、促进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陈小钗 150080

摘要：我国西北民族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实现各民族团结，对保证国家安全、促进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影响西北民族地区民族团结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之间的信任感还需加强；二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之间的沟通不足。民族团结是西北各族人民，乃至于全国各族人民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而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团结问题，就非常有必要实施“嵌入式”治理：一是要重视“嵌入式”治理思想引导和责任培养；二是建立健全“嵌入式”治理活动考核激励机制；三是大力推进“嵌入式”治理中汉语的普及；四是扩大“嵌入式”治理中社会团体的覆盖面。“嵌入式”治理既是对党的群众路线在西北民族地区实践的一种新见解，又是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创新。
关键词：“嵌入式”治理结对认亲民族团结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过扩大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1]这对解决民族团结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西北民族地区 “大杂居，小聚居”的程度较高，导致自治组织结构中民族关系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容易引起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产生。西北民族地区的“嵌入式”治理，是指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参与下，以法治为保障，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为指导，以各民族团结一致、相互扶持、共同富裕为目标，通过汉族干部与少数民族群众、少数民族干部与汉族或少数民族群众一对一帮扶的形式，消除民族相对聚居造成的民族间的芥蒂和发展失衡问题，在相互嵌入式的交往生活中，使得各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的民族工作的全覆盖耦合战略。
        一、西北民族地区实施“嵌入式”治理的意义
        （一）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西北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和多元文化协调稳定发展的关键。西北民族地区各个民族的文化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性和依赖性，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禁忌也大不相同，且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政权的态度、对国家的认同程度，也常常受其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的影响。这就需要各民族之间真诚的交流使得彼此全面、深入了解从而消除心里的芥蒂，从而在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认识下淡化民族意识，强化国家意识。“嵌入式”治理的实施有利于促进西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增强西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爱国意识，是维护西北民族地区各民族团结和稳定的长久策略。因此，实行“嵌入式”治理不仅是谋求西北民族地区平等、互助、团结、和谐民族关系的坚定保障，更是新时代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抓手。
        （二）有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和转变干部作风
        “嵌入式”治理是以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紧密联系群众、扶贫济困、转变干部作风等一系列相关目标为指向的常态化的治理形式，为各族干部群众提供了由生到熟、由浅入深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在与各族群众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的过程中，使得党员干部能真正的进村住户，在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基层群众，成为群众路线的直接践行者，用“接地气”的方式与各族群众培育朴素又真实的民族感情，少了一些“官僚气”，多了一份官民鱼水情。一改之前群众领导干部疏离于农村的“刻板印象”，成为生活在自己身边可感知的对象。这不仅有利于树立新时代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及党员干部的形象，还有利于加快脱贫攻坚工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更有利于改进党员干部工作作风，增强基层工作能力，从思想上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达到深化民族团结，推进社会和谐稳定、密切联系基层夯实群众基础的根本目的。
        （三）有利于各民族群众间的交往交融
        民族情感的交流贵在自然、相互理解和尊重，更应是建立在双方均具有主观能动性且内心真诚愿意的前提下。在党员干部搭建的沟通桥梁的基础上，各民族的干部群众及社会组织团体是“嵌入式”治理的直接参与者，随着“嵌入”主体数量和人员范围的不断扩大，如果参与双方都不能主动且内心乐意地交往交流，那么只有“嵌入”而没有“治理”。而培养民族感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践主体的日常沟通中的“滴灌式”的“渗透”，在真诚的交往中慢慢地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从而消除内心的芥蒂。同时“嵌入式”治理也可以弥补党的群众路线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党组织在人力、财力、物力以及资源上的短板，帮助其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提高基层组织的公信力和领导力。另外，西北民族地区也在积极探索促进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其他方式，如族际通婚家庭和子女在婚姻和家庭方面提供了一系列入学、住房和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
        二、当前西北民族地区“嵌入式”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制度性”的乏力导致治理“形式化”
        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是一个国家长久发展的刚性规范，其权威性和强制性使得不能“朝令夕改”，造成社会失序。“对于任何一项治理活动来说，制度都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治理安排长期缺乏规范性基础，其必然会导致效率低下和合法性不足等问题的产生。”[2]推进和实现“嵌入式”治理的常态化，首先需要明晰“嵌入式”治理的制度规范。标准化的制度规范作为治理的基本遵循，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提供制度层面的约束指导和具体的制度安排。由于没有形成地方性立法加以规范，缺乏常态化实施的依据，对于绝大多数群众甚至党员干部来说，“嵌入式”治理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事物。以简单的行政命令让家里莫名地多了一个不同民族的帮扶对象，导致党员干部不知道如何实施，各族群众也不明白“嵌入式”治理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何关联，造成治理主客体双方的积极性不够。
        虽然“嵌入式”治理从整体和长远上是有利于各族群众利益的，但一是由于没有相关的制度依据，导致部分党员干部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些局促、无从下手、畏首畏尾。二是缺乏充分而全面的关于“嵌入式”治理的宣传介绍，使得一些具有狭隘民族观念或者狭隘个人观念的基层群众对“嵌入式”治理多少还是有些顾虑，甚至排斥不配合，担心实施“嵌入式”治理会损害自己的切身利益，影响自己正常的生产生活。
        （二）“主动性”的疲软导致治理“形式化”
        如前所述，相关制度和舆论宣传的欠缺导致治理主客体的参与治理的主动性不足，而任何不具有积极主动性的工作最后都会走向形式化，形式化的工作大多也都是无效的工作。无效的工作不仅名正言顺地占用大量社会资源，更能在忙碌的表象下掩饰个人能力的欠缺。长此以往，不仅严重浪费组织资源，更会助长形式主义之风，从而污染整个组织的政治生态环境的风清气正。由于“嵌入式”治理是通过组织动员的形式来完成各民族个人、家庭之间的固定帮扶，也正因为这种动员式的组织形式，使得治理的实施呈现出一定的被动性。从而在具体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有些党员干部在思想认识不到位，仅仅将其视为文件安排的“一阵风”式的短期工作，在帮扶过程中只是按部就班完成任务式的进行，这往往使得原本自然地同吃饭同照相等交往形式僵硬教条地反映在“摆拍”的“留痕”作业里。二是被结亲的基层群众在此项活动中也表现出很大的被动性，因其在该治理活动中并未获得切实可观的物质利益，再加上一些党员干部较为官方化的执行方式，增进情感性的沟通几乎没有，使得一些基层群众对待该活动也是消极迎合，甚至不配合的现象。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有些干部对“嵌入式”治理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一方面领导干部即“关键少数”的重视程度和执行态度直接影响着干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部分党员干部本身对实施“嵌入式”治理的原因以及实施目的没有清晰的认识，在执行的过程中缺乏主动性，简单地把“嵌入式”治理等同于扶贫工作。把定期的走访曲解为就是为帮扶对象送去米面、粮油等生活用品及慰问金，忽视与群众的思想和情感上的交流，导致对帮扶对象的思想动态掌握不及时，不准确。二是考核标准及激励机制的不完善。“嵌入式”治理中的来往照片及相关表格等活动资料是该项活动作为绩效考核的标准，过于“一刀切”式的考评方式，极易导致重形式轻实效的不正之风。特别是对于这样一个旨在重塑和加强民族感情为导向的治理形式，过分单一的评价方式，再加上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如距离和时间等），更容易导致参与主体为应付考核而采取走形式手段。三是对于“嵌入式”治理的正面宣传不到位以及典型性人物的不突出，导致大家没有“学习先进，争做典型”的意识。
        （三）“互动性”的欠缺导致治理“物质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团结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团结。民族团结工作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做好民族间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一起共创共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人心防线就一定能筑得牢牢的。”“人民的心声、心愿、心念就是民心，增强人民群众对党中央的信心、信任和依赖，是最大的政治成就。”[3]这都要求民族间的扶困济弱不能仅仅止步于物质方面，更应提供精神与情感上的帮扶。即不仅要帮扶困难群众在物质上脱贫，还要帮助他们在思想观念及技术上脱困。在形式化的慰问帮扶对象影响下，一些党员干部在有能力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情况下也疲于交流。再加上每次走访入住的时间周期较短，这种情况下直接给予物质帮助是最简单可行的选择，从而忽视了思想上的引导。这也导致治理主客体过分重视“嵌入式”治理下的物质帮扶，使得部分治理客体存在“等靠要”思想，有一些要求甚至超过党员干部的能力范围，造成双方感情不洽，偏离了“嵌入式”治理的初衷。虽然不可否认物质帮扶的重要作用，但简单的物质帮扶是与“嵌入式”治理的真结亲、结真亲、用真情、暖人心的初衷是相悖的，也不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长久之计。
        而导致结对认亲走上重物质帮扶的原因一是语言沟通不畅。语言不通是“嵌入式”治理实施过程中最普遍、也是最突出的问题。每年西北地区虽然都会开展形式多样的双语教育教学培训活动，但由于培训周期较短导致成果甚微，并不能满足与帮扶对象情感交流的需要。由于语言不通使得党员干部入户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时很难进行，尤其是西北民族地区大多数较为年长的少数民族群众，几乎没有汉语基础，党员干部在走访帮扶对象的过程中只能借助于村干部的转译，但这种交流有时会出现词不达意也会导致彼此交流疲惫，再加上基层群众大多文化水平较低，读政策文件，只会让群众距离自己的生活太远，不切实际，因此个别帮扶干部在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时只是为拍照留存应付考核做做样子，并不为群众做详尽地讲解交流，就没有让群众了解到政策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目的，致使治理不得不停留在物质帮扶的阶段上。二是部分党员干部存在工作惰性，走访帮扶对象只是为了完成规定的走访次数任务，到帮扶对象家中既不主动了解帮扶对象的现实需要以及存在的困难，也不重视每一次走访能否为帮扶对象解决一些亟需处理的问题，或解决问题是否具有针对性，避重就轻，具有畏难情绪，缺乏攻坚克难的勇气和信心。走访数量固然重要，但若是重数量轻质量的完成任务即可的“棚架式”的走访，不仅使党员干部身心疲惫，也会给帮扶对象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经济上或心理上的负担。这种为了应付检查和绩效考核而被动参与的不推不动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治理向深层发展的可能。
        （三）“协调性”的不敷导致治理“失衡化”
        理论上而言，任何一项治理活动中，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社会上的其他合法性组织或个人，都是公共资源的配置主体。“嵌入式”治理的推行离不开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和支持，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促进治理现代化，主要在于社会组织能够凝聚民心为治理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能够疏导民意为治理现代化化解共识难题、能够搜集民情为治理现代化带来决策依据、能够汇集民力为治理现代化打造坚实主体。”[4]“嵌入式”治理能实现治理功能的最大化，党政机关、社会组织、人民公众力量等治理主体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和参与积极性依然不高。同时，治理主体内部在兼顾“嵌入式”治理与本职工作时，未能很好地平衡二者关系，出现了失衡现象。有些治理主体出现为完成入住帮扶对象而脱产工作的现象。同样，部分党员干部为了做好本职工作，而忽视了定期与帮扶对象的沟通交流，导致治理效果不明显。因此调动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不仅是治理的需要，更是每个治理主体的责任。
        治理主体未能有效地平衡本职工作与“嵌入式”治理要求的原因一是政府给部分治理主体任务分配的不合理，使得党员干部和帮扶对象数量上的不对等，有些党员干部可能一个人帮扶两个或多个对象，这无形中加大了这些党员干部的经济和精神压力，极易产生疲于应付的情绪。二是个别治理主体内部对参与“嵌入式”治理的要求不合理，“嵌入式”治理虽然要求治理主客体间的常态化走动，但是也应根据具体情况合理开展工作，一味地机械式的执行给结亲干部心理上和经济上带来负担的同时，也弱化了治理主体本身的职能。三是社会组织团体缺乏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认为与帮扶对象结对、促进民族团结主要是党政干部与基层群众之间的任务。四是认为定期的走访慰问不仅劳力伤财，而且无助于组织的发展。五是一些社会组织确实没有放下对少数民族群众的芥蒂，有“族不同不相为谋”的狭隘民族意识等诸多限制因素的出现，使得政府与基层、社会的关系的维系仅靠政府机关“一方发力”的不平衡现象，难以在社会上营造人人关心、人人支持、人人参与民族团结建设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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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官方性”的过度导致治理的“棚架化”
        民族政策一直是处理西北民族问题的核心。长久以来，西北民族地区的一些行业、部门本身对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知之不多,以致于工作中很难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再加上基层民族事务管理部门的一些干部的工作方式过于简单粗暴,伤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干部群众中的形象和地位。
        治理客体不能全面而正确的理解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造成治理的“棚架化”的原因如下：一是民族政策的宣传资料过多的官方话或针对性不够突出。从基层走访实践来看，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品，特别是用用相对于通俗易懂的文字加以解释的宣传资料相对匮乏，各地区最常见的民族政策的宣传资料都用的是政策性的条文式的官方用语，有些语句甚至就连具有一定文化能力的汉族群众理解起来也相当吃力，更不用说对于汉语本来就生疏的少数民族群众了，再加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编印、编译的关于“嵌入式”治理、民族政策地宣传资料尚不能满足基层群众的基本需求；二是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的素质跟不上形势要求，尤其是在西北民族地区基层工作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党的各项民族政策一知半解，把握不到位，理解不透彻，不能有效地对各民族群众做出正确的引导和答疑解惑。对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缺乏必要的基本认识和掌握，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工作实践；三是对于“嵌入式”治理的宣传措施手段不够丰富，一些基层单位和个人对于如何把握民族政策的大方向下对帮扶对象的帮扶工作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不知道怎么干”、走过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得过且过的现象，开展群众工作缺乏思路，缺乏发动群众的号召力，对于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上的办法不多、措施不全面，效果不突出。
        三、完善西北民族地区“嵌入式”治理的对策
        （一）重视“嵌入式”治理制度建设和思想引导
         “完善法规意味着将顶层制度设计以及中央政策精神进行有效衔接，旨在通过构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政府的法定职责。”[5]而制度的作用，主要是确定所有参与主体的日常行为规范，以确保“嵌入式”治理顺利推进。一项治理活动的精细化管理推进，有利于规避工作中的低效、无效，保障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为了赢得治理主客体对“嵌入式”治理合法性的认同与支持，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制度约束动机来规范“嵌入式”治理主客体的相关行为，形成有针对性的规范性文件正是这样一种约束性的顶层设计。完善的法规制度保障也是对社会组织参与“嵌入式”治理的最基本的保障。
        通过舆论宣传营造社会氛围，使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充分地认识到“嵌入式”治理的重要性和意义所在，那么在推行“嵌入式”治理才不会遇到较大阻力，才能平稳展开，顺利推进。另外，鉴于“嵌入式”治理是一项常态化的治理措施，就要对干部常态化的教育培训，保障其思想认识、个人能力始终“在线”，从而激发个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确保党的各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从而增强群众对组织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感。党员干部应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新要求，在思想上积极学习，与时俱进，深刻地认识到“嵌入式”治理不是一项暂时的工作，而是一项具有政治任务性质的常态化措施，更是一项关乎于维护祖国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的大事业。它能在日常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淡化不同民族之间的“边界”意识，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团结共帮、情感共融的紧密共同体。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基层群众都要从思想上主动摈弃“被动安排”，做到“主动走访”，在互相走动中感情升温、密切关系，解决基层群众困难时，要以问题为导向，不避重就轻，迎难而上，站在群众的角度看待问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时刻把群众的利益和需求作为自己的使命和担当。此外，完善制度建设机制，是谋划民族团结工作长远发展之开篇。“嵌入式”治理要在完善制度保障这一顶层设计的前提下，确立治理运行机制，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统战、民宗部门组织分工，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各部门齐抓共管，采取一对一“滴灌”式的宣传教育模式，齐头并进破难点、解难题，并严格执行责任倒查机制，出现差错，一票否决。
       （二）建立健全“嵌入式”治理考核激励机制
        一项活动开展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与该活动的考核激励机制密切相关。在不断地工作实践中证明，唯有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一项治理理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的激励主要有物质（经济）和精神两种办法，它能够强化治理主客体的工作幸福感、满足感和成就感。一方面，在党员干部中激励主要表现在薪资和个人成就感方面， “嵌入式”治理与党员干部的薪资水平、晋升和年终考核相结合，首先是“嵌入式”治理的成效将影响个人的年终考核等级，而考核等级又与个人的年度基本工资中每月扣留的奖励性绩效相挂钩，进而影响党员干部之后的晋级、晋升。另一方面，在基层各族少数民族群众中的激励主要表现在物质（经济）激励和个人荣誉感方面，各族群众要积极配合治理主体的相关工作，与之相对应的，这与少数民族群众的各项国家优惠政策津贴相联系，另外，基层党组织也会设立专门性资金对其进行物质奖励，如民族团结积分“一元”超市，同时采用通报表扬、大会表彰等方式进行精神激励。当然，对于走形式或消极应付的治理主客体也会采用反向激励的方式，视违反制度程度量化反映在个人的年终考核中，情节较轻的可以采取部门科室内部批评教育的方式，对于情节严重的并给政府形象造成不良影响的可以采取从严从重的处罚方式。“嵌入式”治理的目的是让各族干部群众在交流交往交融的同时，真正把帮扶对象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认真摸清帮扶对象的致贫原因及相关困难和诉求，积极为其出谋划策，寻找致富门路，将有些党员干部个人解决不了的“碎片化”问题进行梳理分类，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加以解决。坚持扶贫同扶志相结合，激发群众摆脱贫困的内在动力，引导基层群众转变思想观念，要使他们认识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为了确保治理达到预期的效果，加强治理过程的监督检查是必不可少的。一是通过量化考核标准，奖惩并举，全面推进“嵌入式”治理制度化、常态化建设，坚决杜绝表面的“留痕”作业。二是由于“嵌入式”治理的目的是促进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人文交流，单纯的硬性指标会导致“形式化”作业，所以要在实践效果中检验，即从人民的满意度中认可活动成果，只有人民满意的治理，才是值得提倡、嘉奖和有效的治理。三是督查的过程中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有利于发现治理中表现优秀的集体组织和个人，树立典范进行宣传教育，由于人物的具体性和形象性，容易产生情感共鸣，更加有感染力和号召力。四是健全经费保障机制，各级地方政府将“嵌入式”治理中所产生的民族团结教育和创建活动经费纳入到本级财政预算体系，此外，政府部门还可以适当地给予党员干部一定的慰问帮扶补贴，从而提高干部的走访积极性，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工作的扎实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大力推进“嵌入式”治理中融合方式的改进
        习近平同志2014年9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在一些有关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既要求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也要鼓励在民族地区生活的汉族群众学习少数民族语言。”[6]语言是人们培养感情、增进沟通的最主要途径。通过语言增进交流是开展工作的有力工具，是破除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由于历史、社会、文化、习俗等原因造成的隔阂的最佳法宝，从而克服培养民族感情的天堑。“嵌入式”治理在实施过程中最大难处就是交流问题，一方面治理主体要学习简单的民族语言，但最重要的是治理客体要加强汉语的学习和应用。沟通顺畅不仅有利于破除党员干部宣传政策内容的最大壁垒，更能帮助治理主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减轻工作压力。于少数民族群众而言，加强汉语的学习和应用不仅有利于自身的职业发展，还能够提高生活质量。随着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对双语人才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多。少数民族群众如果可以熟练应用汉语就意味着能多赢得一次机会。唯有在汉语交流无碍的基础上，干部与群众、群众与群众之间才会实现交流交往交融。另外，学一门语言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有所成绩，也正因为学习语言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政府要发挥主导力量，积极地为各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打造汉语学习平台，提供学习所需的师资、场地、各种设备及所需经费等，确保教育教学活动能够长期有效地开展。
        （四）扩大“嵌入式”治理中社会组织的覆盖面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我国能成功地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的一个重要遵循，也是中国共产党处理社会问题的一贯坚持。由于“嵌入式”治理不是哪一级或哪一类地方政府的事情，它需要各治理主体间的协调合作推动政府实践，但是政府要保障在多元治理主体间工作任务分配的过程中在整体考量的前提下，依据兼顾公平、大体均衡的原则统筹分配，不可盲目地“包干式”分配。既不能让“嵌入式”治理成为干部的负担，也不能因为“嵌入式”治理而忽视了本职工作。社会治理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要求。这就要求政府一改过去由政府一元主导的地位，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作用来推进各民族大团结。要明确社会组织团体在“嵌入式”治理中的作用和责任，把社会组织团体作为促进各民族大团结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增强他们对少数民族群众的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扩宽社会组织团体参与“嵌入式”治理的渠道，努力做到参加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方式的“弹性”化。用多主体参与、多力量交互的共振系统凝聚 “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价值共识，持续推进各民族大团结宏伟蓝图进程。
        （五）促进“嵌入式”治理中宣传材料的接地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而我国这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背景下产生的璀璨文明，催生了各民族休戚与共、团结进步的和谐互助画面。这也是全国各族群众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共同心理状态与理想追求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同心共筑中国梦”中的“同心”使得西北民族地区各族同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提升中华民族自身向心力和凝聚力、加强民族交流、促进民族团结互助、提升我国综合国力贡献了应有的力量。而“嵌入式”治理要想摆脱政策宣传的“棚架化”，就要强化治理客体的针对性，突出宣传工作实效性，增强宣传方式的号召力和吸引力。一是在宣传材料的编写方面，要针对不同的城市与农村、牧区与农区、不同民族聚居区，不同年龄段，甚至细化到“80、90、00后”年轻人当前的关注的焦点和需求点，组织一批具有双语编写、编译能力的专业人才深入基层，进行接地气的调研，明确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对象关于“嵌入式”治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以及各民族间团结互助等相关宣传资料的编写标准，创新创造性地用各民族群众喜闻乐见且通俗易懂的普及宣传形式，增加宣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二是加大党员干部的民族政策和民风民俗培训力度，要利用各级党校、干部教育平台规划相关课程，促进“嵌入式”治理的治理主体全面掌握民族宗教政策和民风民俗等基础知识。着力解决在帮扶的过程中党员干部由于对民族政策理解的不到位、不透彻或者出于对少数民族的不同风俗上的忌讳而对帮扶工作“不敢管”“不会管”“不想管”的问题。三是健全有效载体，不断丰富民族交流交融形式。“嵌入式”治理的治理主体要真正走进农家，吃农家饭、干农家活，敞开心扉坦诚地与帮扶对象拉家常、问疾苦，保证将党的民族政策和各项惠民举措的宣传村不漏户、户不漏人。还可以借助现代公共媒介的传播，如微博、微信公众平台，抖音等各种微视频APP，以青少年及其他网络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各民族传统风俗习惯、与帮扶对象的在一起的生活琐事等制作成小视频、微故事，让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耳濡目染地接受民族团结教育。
        整体而言，实施“嵌入式”治理是民心所向、民之所归。党员干部的定期走访帮扶对象以及逢年过节的探望，使得治理主客体间形成了一次帮扶，一生结亲的缘分，不仅使“看亲戚”这个原本在其他省份时兴的原本仅由具有血缘或亲属关系的人际往来形式，在西北民族地区成为了一种各民族干部群众之间充满温情与善意的互动交流方式，同时也淡化了地区民族意识,强化了各民族干部群众的“一盘棋”“一家人”的公民意识，真正做到了家家有不同民族朋友，人人有民族团结故事，使得各族人民群众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西北地区的民族团结。实践证明，实施“嵌入式”治理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有效载体，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有力举措，也是践行党的密切联系群众路线、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有力抓手，更是保障改善民生、凝聚民心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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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小钗，女，新疆博乐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黑龙江大学行政管理专业2019级   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陈小钗[ 作者简介：陈小钗（1993.05- ）女，新疆博乐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