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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探大都市：齐美尔论1896年柏林贸易展

发表时间：2020/12/29 来源：《文化研究》2020年11月下作者：张凤翥

[导读] 1896年柏林贸易展是柏林增强民族自信、确立国际地位的重要展览。

重庆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张凤翥 400715

摘要：1896年柏林贸易展是柏林增强民族自信、确立国际地位的重要展览。在社会学家齐美尔的考察中柏林贸易展体现了大都市的特征，它展现了消费主义的趋势、审美风格的现代化，而其背后仍是个人内在生活与客观物质生活之间的张力。
关键词：柏林贸易展；都市；齐美尔；
        一、1896年柏林贸易展
        1851年首次世界级的博览会在伦敦开幕，这场万国工业博览会向世界展示了工业革命的辉煌成果与雄厚实力。由此展览会成为体现国家实力、营建国际威望的平台,1896年的柏林贸易展虽然未能使之成为世界博览会，但仍然标志着柏林作为现代欧洲首都的生存力的转折点（Zelljadt，2005），它象征着柏林从一个城市向大都市的升华（Frisby，1992：72）。当时居住在柏林市中心的社会学家齐美尔是这场盛会的见证者，他在维也纳《时报》上发表了评论文章《柏林贸易展》（郑炘，2011），这也被视为他早期研究都市生活的开端（Rowe，1995）。对城市的关注或许源自于齐美尔作为都市人的自觉与义务，柏林贸易展的历史性意义在齐美尔的评论中是开始浮现的大都市特征，是一种现代性的趋势开始铺陈它的步伐。
        二、消费与消遣
        社会具有社交的意义，而社交“往往是一个最多样的利益群体之构成物的聚会点”，展览会的历史是人类社交最基本类型的最清晰例证之一（西美尔，2001：138）。在展览会的社交意义上，齐美尔的关注便是它展现的消费与消遣，这与1896年柏林贸易展试图凸显的“工业与贸易”的主题稍有区别，但消费与消遣契合齐美尔对大都市的关注点，齐美尔并不关注都市的工业（Frisby，1992：73）。齐美尔认为前往展览会的人们只有一个目的：“愉悦自身”，“在它所提供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之中，娱乐是唯一统一与多彩的因素，迥然相异的工业产品十分亲近地聚合在一起，这种方式使感官都瘫痪了——在一种确凿无疑的催眠状态中，只有一个信息得以进入人的意识——人只是来这里取悦自身的”（西美尔，2001：138）。在1896年的柏林贸易展上，消遣意义的突出还归咎于一个消费的“微妙的安排”：“每隔几步，人们就得为每个特别的展示交付一小笔入场费，一个人的好奇心因此不断被每个新展示激发起来，而从每个新展示中获得的享受也被变得好像更伟大、更有意义了”（西美尔，2001：139）。这种方式比一次性交高额入场费然后畅通无阻的参观的方式，创造了更多小型刺激，“更有效地实现了向消遣主题的回归”（西美尔，2001：139）。
        而消费、消遣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印象的丰富性和多彩性“使早已被刺激过度的疲惫神经再度兴奋起来”（西美尔，2001：139）。多样性和疲惫的神经都是现代性造成的结果，但劳动分工的主动面的差异性也能被被动面的多样性弥补，“消费与享乐看上去似乎能弥补现代人在劳动分工中片面而单调的角色”（西美尔，2001：139）。展览会体现了这种补足的需要，“如此丰富多彩的印象聚拢在一起，以至于整体上来看，那里似乎形成了一种外向的统一体”（西美尔，2001：139）。在齐美尔的描述中“展览会”是文明汇聚的画幅：“把整个世界的产品像集中在一幅画里一样聚集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中，这是其特殊吸引力所在”，“一个单一的城市被扩展成文化生产的总和”（西美尔，2001：139）。在这种包容性的展览中个人体会到文化的统一性、生活多样性的弥补，而“‘世界城市’的意义也变得清晰”，它的文化集结展现的是“如何通过它自己的生产，一个城市能够把自己作为世界文化的制造力量的一个拷贝与样品表现出来”（西美尔，2001：140）。
        三、审美体验
        在消费与消遣之外，柏林贸易展也使齐美尔关注到一种审美体验上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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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体现最清晰的是建筑风格，建筑被刻意设计成了一种“东方幻想”的主题，许多建筑涉及到伊斯兰风格（Rowe，1995）。这种风格的糅合是一种现代性的特征，齐美尔认为展览会建筑中有一种“全新的永恒与变更之间的比例”（西美尔，2001：140），绝大部分建筑都是暂时性的，但这种暂时性为建筑师提供了新的可能：“想象力摆脱了永恒之约定的束缚，允许优雅与尊严以它们自身的尺度相结合”（西美尔，2001：140）。展览会建筑也是一种积极的尝试，“这是一种对具有不朽价值的风格的有意识否定，正是这种风格产生了一种新颖与积极的形状”，因此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创造了新的艺术意义，以往的建筑是“努力赋予永恒以表达形式”，而展览会的建筑以“暂时性的魅力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西美尔，2001：140）。因此展览会建筑具有一种现代性，它实现了对传统风格的超越，它的短暂性使它不再禁锢于追求永恒的传统中。
        另一种展览会的特殊体验，是生产力达到某种高度而呈现的风格，即事物的橱窗品质，这同样是展览会强调的特质。展览会“饶有兴味地尝试把物品一道陈列出来，借此传达一种新的审美特征”（西美尔，2001：141），这种做法是以娱乐为重点的展览会“试图在外在刺激物的原则和物品的实用功能上做新的合成，并将这种审美的超级附加物发挥到极致”（西美尔，2001：141）。而这种审美特征是在自由竞争和供大于求的环境下产生的后果，货物生产被导向“具有诱惑力的外包装和实用价值”，“当竞争不再基于有用性与内在质地展开时，买者的兴趣必须由物品的外部刺激物甚至是其包装的风格来激发”（西美尔，2001：141）。齐美尔对橱窗品质的评价在柏林的发展中得到了证实，展览会召开的同年，柏林开始修建第一家大型百货公司，诸如铁和玻璃等新材料也被运用到百货公司的建筑中，使商品的橱窗性质更为凸显（Rowe，1995）。
        四、大都市的伊始
        在历史背景中，1896年的柏林贸易展被视为一种重要转折，预示着柏林有着和伦敦、巴黎等大都市一样的世界城市的地位。贸易展呈现的消费主义、橱窗品质、审美风格也证明柏林确实迈向一个世界大都市，它的现代性趋势是如此明显。都市是齐美尔的关注重点，都市被认为是齐美尔构成现代性分析基础的其他社会体验的焦点（弗里斯比，2013：93-95）。在早期的都市观察中，齐美尔的注意点已然是城市从生产迈向消费的后阶段特征，柏林贸易展收入最好的是展现柏林历史风貌的“旧柏林”和描绘德国人自以为是的埃及生活的“开罗”展馆，“从工业展览会到娱乐博览会的转变已在柏林完成，研读最新冶炼技术的科学乐趣已让位于在旧柏林挥动啤酒和在开罗欣赏肚皮舞的消费乐趣”（Zelljadt，2005）。与消费和娱乐伴随的是都市的动态与片段性，也许同样是一种生活风格上的节奏变化（西美尔，2018：522），事物不必追求永恒性或者实用性而实现了审美的变迁，这一切以丰富的物质和高生产力作为基础。个人生活似乎也不必再依照传统的步伐，而是具备了一种节奏的自由。而正因此，我们似乎难以触摸到事物的本质，货币将一切转化为数量，社会生活走向消费，但我们真正需要的确实那些无法用货币表示的事物。在都市的伊始中，透过齐美尔对柏林贸易展的讨论，我们即能看到需要不断追问的将是“个体的内在生活是接近还是远离了他所处这个时代的客观文化进程”（西美尔，2018：500）。
参考文献：
1.弗里斯比，2013，《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西美尔，2001，《柏林贸易展》，载《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3.西美尔，2018，《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4.郑炘，2011，《暂时性与纪念性——齐美尔关于1896年柏林贸易博览会建筑的现代性分析》，《建筑与文化》第六期。
Frisby，D. 1992，Simmel and Since: Essays on Georg Simmel's Social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Rowe，D. 1995，“Georg Simmel and the Berlin Trade Exhibition of 1896”. Urban History22(02).
Zelljadt，K. 2005，“Presenting and Consuming the Past: Old Berlin at the Industrial Exhibition of 1896”.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