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芳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审处
摘要：2020年6月5日，司马相如成功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其所著《子虚赋》《上林赋》等汉大赋语言流畅、辞藻华美、意义深刻，因文学价值极高而被后世推崇，并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但司马相如在汉武帝经略西南夷时显示出的杰出政治能力也不应忽视，因此我们在推崇其文学功绩、感叹其传奇爱情的同时，更应该看到他在开通西南夷、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开拓南方丝绸之路中的作用。
关键词：司马相如；成就 ；历史名人
2020年6月5日，“辞赋之宗”[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评价司马相如为 “蔚为辞宗 ,赋颂之首”。]司马相如与常璩、文翁、陈寿等10位历史名人一起成功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作为天府文化杰出代表之一，他在蜀学文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再次受到肯定，也让世人的眼光再次聚焦到了这位巴蜀才子的身上。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生于西汉巴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长于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其文华美瑰丽开创先河、其人洒脱不羁浪漫传奇，这些熠熠光辉让人们往往忽略了他重要的外交才干，即在招抚西南夷、开通南方丝绸之路方面的巨大贡献，而这恰恰也是天府文化不应被忽视的重要组成。
一、巴蜀才子成就非凡
司马相如是汉大赋的奠基者，所著《子虚赋》《上林赋》等汉大赋语言流畅、辞藻华美、意义深刻，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历来被后世所推崇，鲁迅先生的《汉文学史纲要》同时给予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很高的评价：“武帝时文人，赋莫如司马相如，文莫如司马迁。”[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第416页。]
他也是蜀学的开创者，天府文化最早的构建者之一。继汉景帝末年，文翁在成都兴学之后，蜀中才子司马相如用不懈的奋斗，扩大了蜀学在全国的影响，形成巴蜀文教蓬勃发展的局面。班固《汉书·地理志》对此客观评价：“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类’。”[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版,第1645页。]
正所谓“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这位精通经书、史籍、子学的巴蜀文化的杰出代表，用自身的学识和胆魄成为万千蜀中学者的“身教”之师，推动了蜀学的长足发展，与随后涌现的杨雄、严遵、王褒等众多巴蜀名仕共同构建起天府文化的大厦。
二、拓边功臣功绩卓著
（一）临危受命的“灭火队员”
中原王朝对四川西部、南部和云南、贵州一带居住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管理早在秦朝开始了，而“西南夷”地区与巴蜀地区私下的商业往来也并未中断过。但由于秦末汉初的战乱以及对匈奴的战事影响，汉初对西南夷地区的行政管理出现空白。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 汉武帝同意了唐蒙上书征夜郎之兵以制越的请求，派他从巴蜀地区开凿南夷道以通夜郎。唐蒙为了完成这项艰巨工程，在征调巴蜀二郡的吏卒一千人后，还擅自多征水路运输人员万余人，并以军法处死了部族的头领，引起巴蜀百姓的惊恐、抗拒和冲突，严重不利于通“西南夷 ”的构想甚至危及西汉在巴蜀地区的统治。
在此情形下，司马相如临危受命，“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版,第3044页。]。用他在巴蜀民众中崇高的威望和号召力又熟悉巴蜀和“西南夷”的情况，写下了《喻巴蜀檄》，平息风波、安抚民众。整篇檄文先颂扬了武帝的功绩，然后进一步阐释了政府通“西南夷”政策，安抚巴蜀民众，解释这些“皆非陛下之意也。”[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版,第3045页。]并开导巴蜀民众要像守边将士一样报效国家，地方三老要多教导民众认识通“西南夷”的正确性, 支持武帝开通西南夷的主张。由于檄文的安抚和训诫，危机由此成功化解，唐蒙得到了巴蜀民众的支持，成功开通到夜郎的南夷道。
这次危机的成功化解，显示出了司马相如超高的情商和敏锐的政治眼光：作为同事，他积极补台，没有直接斥责唐蒙的做法，反而对唐蒙做法进行耐心的解释，为唐蒙开通南夷道扫清障碍；作为下属，他认真解释传达武帝的旨意，坚定支持和贯彻政府的重大决定，让巴蜀地区的民众理解、支持国家政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客观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
（二）大局为重的外交大臣
受到南夷道开通的鼓舞，唐蒙用同样的方法再次征发巴郡、蜀郡、广汉郡的士卒数万人开通西夷道，但这次历时两年之久，耗资巨大，人员伤亡也巨大，道路也没有修成，遭到巴蜀民众与丞相公孙弘的反对，西夷道开通受阻，而此时邛、笮等部族首领听说南夷与汉交往之后得到丰厚赏赐，因此也想与汉朝建立关系，请求称臣置吏。在此情形下，武帝考虑调整策略，并因司马相如在开通南夷道中的表现，向他征求意见。相如从地理交通和历史沿革两个方面，对此事进行了客观分析。这番中肯客观的分析打动了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他派司马相如持节出使西夷，为了消除反对与质疑，为出使“造势”，司马相如写下《难蜀父老》，以问答的形式，详细阐明了开通西南夷的重要意义，并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支持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最终他成功了：“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版,第3047页。]
在司马相如的努力之下，汉朝终于成功开通了西南夷地区，同时这次出使再次充分展现了他的外交才能与政治手段，审时度势且不盲从，坚定站在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一方，积极化解社会舆论的劣势，耐心引导民众从国家长治久安、边疆稳定的国家大局考虑，“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版,第3051页。]他的心中，装的是帮助武帝成就大一统的家国情怀，“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版,第3050页。]，开通“西南夷”就是“非常之人”要做的“非常之事”，成就的自然是“非常之功”。
（三）“羁縻”政策的实践专家
这位汉武帝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在对西南夷的问题上，践行并完善西汉“羁縻”政策。与唐蒙处理方式不同，唐蒙沿用治兵策略，依靠严刑酷法强征劳役来推动重大工程的完成，这在政治统治牢固的中原地区，或许可以行得通，但在远离中央统治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样的方式必定会激起强烈的反抗。司马相如灵活运用“羁縻”政策，先对这些地区的民众进行情绪安抚、政治宣传，让他们产生国家认同感，尊崇汉朝、敬仰皇帝，认同并发自内心的愿意配合完成这件大事，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
同时，他向汉武帝谏言在西南夷地区效仿秦朝设置郡县进行治理，妥善处理朝廷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让这些地区在政治上从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发挥沟通南北的重要作用，确保了社会治理和经济贸易等的正常运转，避免了“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版,第3050页。]的局面产生，是名副其实的汉武帝通“西南夷”的拓边功臣，西南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之一。
三、传奇一生佳话长存
成都是司马相如走向人生巅峰的重要见证地，也是他浪漫爱情故事的发生地。驷马桥见证了这位巴蜀名仕功成名就的巅峰，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成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赤马驷车，不过汝下’也。”[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版,第116页。]相如奉旨出使西夷地区而再回成都时, 他实现了自己当年的誓言，果然乘坐驷马高车，受到家乡父老的热情欢迎，《史记》中描述为“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版,第3047页。]，升仙桥也因此得名“驷马桥”。
琴台也就是现在成都市通惠门一带的琴台故径，成为浪漫爱情的寄托，千百年来无数文人以此为题，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也让这个浪漫的地点更加出名。此外，邛崃的文君井也相传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开设“临邛酒肆”时的遗物，浪漫爱情的见证。
司马相如的一生精彩无比，还留下众多脍炙人口如“犬子”“题桥”“绿绮”“子虚乌有”“凤求凰”“千金买赋”“长卿未遇”“鹔鹴典酒”等等不胜枚举的典故，以及“一坐尽倾”“坐上琴心”“家徒四壁”“貂裘换酒”“量金买赋”“子虚乌有”“凌云意气”“义不反顾”等等意义深远的成语，为他传奇跌宕的人生添加了无数令人遐想的空间，也令天府文化变得生动鲜活，历经几千年依然深深影响着汉语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