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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核心要义

发表时间：2020/12/30 来源：《建筑科技》2020年7月上作者：邵翔

[导读] 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只有把发展问题解决好，才能办好中国的事。

中共连云港市委党校马列教研室邵翔邮编：222000

        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只有把发展问题解决好，才能办好中国的事。改革开放40年以来，基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创新实践而自动生成了一系列“术语革命”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国企改革、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等理论命题。在上述理论创新指向的发展问题中，发展的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路径都得以呈现，那么，如何基于中国实践原创出一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话语呢？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整体思路，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变革和成就，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因此，从发展思想的维度讨论“以人民为中心”尤显重要，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发展目的来看，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以及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如何交出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成为了执政党的首要任务。回首过去的五年，我们党把发展的大文章做在了“人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发展成就，尤其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决定性进展，促成世界极端贫困人口比重从40％降到目前的10％以下。此外，与人民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事业持续改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显著提升。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回顾过去，既有丰富生动的经验例证，又有能够反映现实的深刻理论总结。在理论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经济体制改革构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进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直接地体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对此，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
       一是人民在满足了物质文化的基本需要之后，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是作为主体的人民对社会生活领域提出的主观诉求；
       二是社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摆脱落后状态之后，更加强调兼顾发展的公平性、均衡性和充分性，这是作为客体的社会生产发展对当前人民需要的客观反映。无论是主观诉求还是客观反映,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研判都更加有力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更进一步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其要始终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实践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再到如今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探索出了一条“发展为了人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二、从发展动力来看，坚持发展依靠人民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在马克思之前，关于这个问题存在许许多多的争议。究竟是来源于上帝的“绝对精神”还是“朕即天下”，历史上对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种种疑问从未停止过。然而，直到马克思那里，才把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强调“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今天看来，对于“人民”的重新发现和高度肯定，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群众基础，这不仅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脉相承，更诠释了良序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
        一方面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另一方面要坚持走群众路线。需要承认，历史是由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同作用的，伟大的心智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甚至在某一特定时刻改变了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历史进程。诸如人类历史上如瓦特改良蒸汽机与工业革命、牛顿观察苹果落地与万有引力的发现，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孙中山与辛亥革命、邓小平与改革开放，这些都是个人在关键历史时期的主观能动性的直观体现。但是，由人民群众作为整体基于社会分工而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基础和经济结构的建构作用，无疑是基础且富有必然性意涵的。因此，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必然要求。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1978年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在大包干协议书上按下“红手印”的故事揭开了中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序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有效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转化，即从传统的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化进而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除了追加资本投入强化产出激励，更重要的是落实到劳动这一生产要素，以及劳动背后大写的“人民”二字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依靠的恰恰是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体作用。同时，切实尊重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不可分。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要求，也是历史发展中的宝贵经验。
        三、从发展效果来看，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一个思想是否具有人民性，从根本上说，是看人民是否掌握评价权。”许多与根据地相关的革命纪念馆，在介绍根据地军民关系时，都会有这样的文字介绍：根据地的老百姓将自己的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作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上战场。这固然反映了军民鱼水情，但问题是当时的老百姓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最珍贵的给了共产党而不给国民党？其中最关键的，是共产党在领导他们搞革命的过程中，为他们谋取实实在在的利益。人民群众的觉悟不是天生的，只有共产党先想到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才会真心实意地拥护、支持共产党。因此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必须自觉维护群众利益，努力为群众谋利益。没有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就没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生、发展和最终胜利，而要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最根本的是共产党人要牢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切实实为人民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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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透彻地分析道：“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中共党内著名的农民问题专家邓子恢也说过：“要想与群众建立血肉不可分的关系，必须给群众以看得见的好处，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谁能领导群众造福，谁便能领导群众走向胜利。”
        1930年10月，毛泽东曾作了著名的“兴国调查”，详细了解了8户农民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支出、人口、劳动力、婚姻、文化、政治地位、对革命的态度等。这8户农民，在土地斗争中分到了土地，欠的债也不要还了，而且百物都便宜了，因此他们总是“叨红军的恩典”。中农和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党在农村进行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在土地革命中，中农参加革命很勇敢，他们“和贫农一样出发（谓编在自卫军中，有时要出发作战），一样放哨，一样开会”。之所以如此，因为中农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的，主要表现为：平分土地后他们的土地不但不受损失，而且多数还分进了部分土地；过去娶亲要花很多钱，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财产，土地斗争后，婚姻自由，娶亲不要钱；过去办丧事要花很多钱，有些中农由此负债破产，土地革命后破除了迷信，这个钱也不用花了；土地革命后牛价便宜；地主和富农的权利被打倒，中农不再向他们送情送礼了，也可节省一项费用。更重要的是，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的统治之下，没有“说话权”，事事听人处置，土地革命后，他们与贫雇农一起有了“说话权”。毫无疑问，贫农在土地革命中表现更勇敢，因为他们是土地革命中“得利最大”的阶层，他们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分了山，革命初起时，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物价便宜了能吃便宜米，废除了买卖婚姻可以娶到老婆，等等。最根本的是取得了政权，他们成为农村政权的主干和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利益一定是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明确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后来，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的同志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算是做了他们应做的革命工作，这是很好的。但这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再次强调，无产阶级（共产党）要实现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其一，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
        其二，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
        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二者缺一，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领导。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将这一人民利益标准具体化、形象化，提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以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
        胡锦涛一再重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
        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只有“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和切实感受到的政治权益，人民群众才真正认可共产党是为其谋利益的，才会认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真心实意地跟共产党走。
        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共同富裕到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的共享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均指向发展命题的同一个维度，即把是否给人民带来利益作为发展成效的检验标准。具体来说，“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有效化解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危机的重要方式。当前，我们党正面临着“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四大考验”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大风险”，只有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才能真正有效化解危机；
       第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真正确立了对现代化发展的西方模式的超越和解构。从学理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克服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抽象性和“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强调立足于现实发展的基础。从实践来看，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先剥削后福利”的路径，强调了发展过程中的公平性进而突破了基于选票民主逻辑而构建起来的社会矛盾缓和机制；
       第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本质的继承创新，也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发展的借鉴意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乎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曾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