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启蓉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01120
摘要：本文主要是通过回顾辛亥革命时期主要存在的三个中西文化观派别——文明论者，国粹论者，新旧调和论者及其主要观点，以求较为真实地再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文化状态。并希望通过分析当时这样的文化争论产生的原因及社会影响，找到与现代社会的相似点和不同点，为我们现在应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辛亥革命 中西文化观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文化挟其坚船利炮闯入中国，国人在被迫应对初期，曾经以为西方文化不过类似于历史上骁勇好战的蛮夷文化，技艺战法可能精于中国，其中的民族优越感不言而喻。但是在与随后与西方接触不断加深和扩展的情况下，国人开始逐渐意识到：西方文化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种蛮夷文化，它不仅在物质文化上领先中国，在精神制度上也具有巨大的优越性。由此引发了中国知识界前所未有的严重分歧：具有强烈功利主义倾向的文明论者决心与传统决裂，彻底走学习西方的道路；而对传统文化心存敬意的国粹论者坚持强调传统文化与国家认同密不可分的关系，尝试敦促传统文化走上再造和复兴之路；而自居于新旧之间的调和论者，则不断试图突破文明论者和国粹论者的各执一端，尝试以“文化无新旧、学术惟求真”的理性精神创建融合中西的新学问体系。
这样的争论是具有重大价值的。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风俗还处于新者未尽立，旧者未尽去的“两头不到岸”的过渡时期，这是不同中西文化观出现的根本原因。而文明论者，国粹论者和新旧调和论者就不同中西文化观展开的论战，促进知识界形成越来越清晰的文化认知，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思想启蒙和思想开化，是对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时期的中西文化观纵深的突破和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不仅是一次政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革新。这个新文化观不断削弱旧文化观的过程不仅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启发和孕育了“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争论。
文明论者：庚子事变以后新知识界出于挽救国家危亡的紧迫感，掀起了一股学习和输入西方近代文明的热潮。这些积极主张输入西方先进文明的人士被称为文明论者。他们认为要想摆脱危局，再靠以前那种援引西方皮毛，对旧局进行小修小补已无济于事，必须从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本源——近代社会政治思想开始。
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民说》中指出“白种人之优于他种人者”，马君武则在一年后将这样的文化现象概括为“创造文明”和“因袭文明”，都反映出当时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觉得中国文化已落后于西方文化，对核心价值的否定表明当时文明论者有一批人已决心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旧传统，吸收西方新文化。此种要求顺应时势、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思想，反映出辛亥革命时期人们普遍的救亡图存的焦急心理。
与戊戌维新时期相比，辛亥革命时期积极主张输入西方文明的人士，在对西方文明的价值判断上，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有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公器”的学习上升到理念层面的“公理”。在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提倡的变法主要是“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以及“变官制”等，都集中在教育及行政制度改革等操作层面，而辛亥革命时期新学界所提到的“公理”已经深入到自由、平等乃至革命等西方近代社会政治的层面。
国粹论者：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尽管在对待西方近代文化的态度上存在着缓激顿渐之别，但在引进西方文化，拯救民族危亡这一主题上却早已达成共识。但是，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作为拥有悠久灿烂历史文化遗产的国家，在引进外来文化的同时，应该如何对待本国的传统文化？如果任由西学如此泛滥，不仅会动摇传统文化的根基，更可能由此导致国家、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失落。同时在当时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由于旧道德遭受破坏，新道德尚未建立，出现了道德失范现象。国粹论者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他们怀着振兴传统文化的共同使命集结在一起，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高擎“国学保存”的大旗。
庚子以后西方近代文明在中国的传播进一步深入，国粹派感到再不奋起而捍卫并发扬传统文化，它就有被“新学”吞噬之势。在这些学人看来“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一国有一国的文化传统，离开这个传统，国民便失去了民族身份认同的标识，国家不亡而亡了。在这场文化自救运动中，国粹论者一面大力推动国学的自新之路——对内主张重新梳理国学内部各部分的关系，对外则采取引进西方学理以重新审视国学价值的方法。另一方面则又提出国学自我更新的限度——针对当时留学界掀起的盲目追随世界的潮流的做法，主张中西文化不能相互取代，国学必须保持其应有的特色。
新旧调和论者：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界，除了积极输入新文明与保存国粹这两种时有冲突的走向外，还有一种值得关注的新旧调和走向。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选择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中被越来越多的使用。
文明论者与国粹论者的激烈论战迫使学界不断有人去反思：有没有可能通过调和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实现中国社会的进步，既吸收西方文明的长处，又不失中国固有文明的优点。
调和论者从效用论的角度出发，提出学问之道（含治世之道）无所谓新旧，也无所谓中西，关键在其是否符合是非对错之“公理”（在治国实践上则具体体现为是否有助于实现国家的救亡图强）。因此调和论者的观点有以下三个特点：1）他们并不执着于对国粹的保存，但却提醒趋新人士，文化改造不可能在废墟之上进行；2）他们不满于新学界青年醉心西方民主思想的状况，但同时承认容纳西学有助于中学的发展；3）他们提倡文明当因时进化，但不可盲目求进，而应循序渐进。
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普遍感到挽救危机的急迫性，在教育和致学中颇为流行“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倾向：与国家前途有直接关系的法政、经济等应用学科受到当局和学子的青睐；而长线学科如科学、哲学、文学则因为无用或非急用而遭受冷遇或者重视不够。调和论者打破中西学之界，从“有用”和“无用”的辨证关系的角度来呼吁世人对长线学科的重视。
结论：辛亥革命之时国家危亡、民族危亡，不学习难谋救亡，不学习难图富强。而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首先必须处理好的就是中西文化关系。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争论正是为救国道路树立了一个思想坐标。
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之争论并没过时，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直至今日我们仍没能很好解决。尽管我们现在已就如何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基本达成了共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它只是一个概念性的文化准则，不管是思想界还是物质层面并没能很好地实行。近几十年来，我们在吸收和学习西方技术思想成就的同时，受到了过多西方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传统文化在光怪陆离的各种文化的冲击中变得异常脆弱。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丰富而伟大的思想正在被国人渐渐遗忘。其中，狭义个人主义和泛自由主义的泛滥导致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日益解体，西方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我们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并不是说这样的改变好与不好，而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传统文化乃立国之本，本之不存，国复何存？
参考文献：
[1]龚书铎:《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103页
[2]龚书铎：《辛亥革命与文化》 112-118页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第6册，专集四，第10页
[4]郑师渠：《晚清国粹派》37-39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叶瑞昕：《危机中的文化抉择》 商务印书馆 79-82，113，169-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