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林
南京扬子江生态文明创新中心 210019
摘要：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健发展，生态环境持续显著改善。在经济发展方面，总量上我国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1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90.03万亿元，实际增长174倍;人均GDP从119元提高到6.46万元，实际增长70倍;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也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8年的近16.0%。在区域发展方面，各地区产业集聚集群集约式发展成为主要趋势。目前已逐步形成深圳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合肥智能语音集群、西安航空产业集群、上海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等，经济集聚效应不断凸显。同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我国经历了从粗放式发展到可持续发展，从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到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从控制主要污染物总量到改善生态环境，基本建立了适应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环境战略政策体系，生态环境也逐步得到明显改善。据官方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维持全球森林覆盖面积基本平衡的主要贡献者。2019年我国优良天数比率达82%，重污染天气影响得到明显缓解。在地表水评估部分，劣V类水质已降到3.4%，约占2018年的一半;全国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保持稳定，充分表明我国生态环境正逐步得到明显改善。本文从区域经济集聚集群集约发展方向着手，探讨经济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
关键词：经济集聚；环境污染；空间溢出；空间滞后模型
引言
基于2003－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考虑环境污染指数的空间相关性，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经济集聚区内企业间通过相互共享知识、技术及管理等促进整个产业高端化发展，带来环境正外部性。同时，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地区生态环境具有关联性特征。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有一定两面性，需重视省际经济联系，强化区域联动和产业分工，合理集聚与适度扩散，避免盲目产业转移造成环境治理效率降低。
一、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经济集聚的环境外部性问题开展了诸多讨论，但结论并不一致。一方面，有学者认为经济活动集聚有利于提高集聚区内企业生产效率并使其规模得到扩张，该过程会伴随大量的生产要素及能源需求，同时由于产量提升带来更多污染物排放，导致一定时期内资源开采量及污染物排放量显著增加，为生态环境带来治理压力;另一方面，经济活动集聚有利于不同企业共享生产中间投入，促进深入实现集聚区内企业分工与专业化，并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使其加快持续创新，实现产品及服务更新升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污染物治理技术，降低企业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为改善地区生态环境带来正外部性。。但是，这种正外部性并不一定会长期存在。从短期来看，经济集聚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激励企业绿色生产，实现产品升级更新，降低环境治理压力。但从长远来看，二者的关系很难定义，甚至发生逆转。经济集聚对生态环境的优化效应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区域异质性:城市规模越大，功能越完善，越有利于提高资源及能源利用效率，从而降低单位产出能耗，改善生态环境。总体来看，我国各地区环境污染效应呈现空间分异趋势。东部沿海城市经济高度集聚，然而产生的污染却相对较小;中西部地区则相反，经济与产业集聚度不高，带来的环境污染却相对严重。此外，有学者认为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程度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市场化促进经济活动持续趋于集中，而集中产生生产负外部性。但是随着不断提高市场化水平，这种负外部性逐渐减弱。当市场化水平跨越更高门槛值时，经济集聚会由其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带来的正效应发挥作用而反哺环境质量，整体呈倒“U”型关系。目前，我国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地区还未跨过“U”形曲线的拐点。技术及创新水平在确定每个区域倒“U”形拐点时起着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经济集聚对生态环境具有外部性。但到底是正外部性、负外部性还是非线性关系，目前尚无统一结论。大多数学者试图从各种角度探讨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但很多忽略了环境污染的空间异质性。基于此，本文在考虑工业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各种污染物排放，刻画环境污染程度的基础上，构建了描述空间计量模型，解决了环境污染的空间异质性问题，探讨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
二、变量选取
鉴于统计数据可获得性及口径一致性，本文最终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共计403个样本作为实证对象。使用面板数据可以更好地控制无法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并且较大的样本更易于控制变量之间共性的可能性，从而保证实证结果更加有效。所有产出数据均调整为2002年不变价格，以消除因不同年份价格因素带来的计量误差。
内生变量：经济集聚(agg)，用单位陆地面积实际工业总产值描述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程度。环境污染(pol)，用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描述。本文综合考虑工业污染污染物的物理形态，分别从水污染、大气污染及固废污染3个角度选择6种污染物作为三级指标(见表1)，并借助熵值法思想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采用该指数能同时考虑多种污染排放物，更好地反应生态环境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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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对外开放程度(open)，用地区FDI占GDP比重测度。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国际间企业交流越通畅，越有利于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进驻中国市场，促进更高程度的经济集聚;其次，FDI也会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三种效应叠加作用于当地生态环境。交通便利程度(tran)，用各地区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测度。交通便利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提升区域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来促进形成规模经济，带来集约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另外一方面，交通越便利，就越会加剧市场间竞争，造成更多能耗，恶化生态环境。最终影响由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决定。环境规制(reg)，用各地区单位面积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测度。政府是环保政策的制定者，是环保意识的普及者，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以及生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支出越大，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就越大。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为了减少由异方差和相关误差引起的不确定性，文章首先将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表2给出了描述性统计结果。然后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大多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保持在［－0.6，0.6］之间，各变量之间没有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其次，为保证实证结果有效，文章对各变量进行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各变量均为I(1)同阶单整，即序列平稳，不存在伪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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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以上结论对正确理解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在工业化进程中，各地区不应只侧重通过产业转移减轻环境污染，而忽略经济集聚带来的生态正外部性。政府应辩证看待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的两面性，重视省际经济联系，加强区域联系和产业分工，主张合理集聚和适度扩散，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
参考文献
[1]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J].张可,汪东芳.中国工业经济.2019(06)
[2]产业集聚能否改善中国环境污染[J].杨仁发.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