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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所见之疾疫考

发表时间：2021/1/4 来源：《文化研究》2020年12月上作者：庞旭

[导读] 人类文明自诞生以来便受到疾疫的威胁，且疾疫占所有病种的十分之九，故为各个历史时期所重视人类对疾疫的认识随着文明的进步不断深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文明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与疾疫的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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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文明自诞生以来便受到疾疫的威胁，且疾疫占所有病种的十分之九，故为各个历史时期所重视。人类对疾疫的认识随着文明的进步不断深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文明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与疾疫的斗争史。
在对先秦时期的疾疫研究中，《左传》作为该时期的重要史料，对本时期疾疫研究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左传》中有许多关于疾疫方面的记载，在以往的疾疫研究中，或忽视或误用，有必要对此进行考证整理，以飨后者。
关键词：疾疫人类文明斗争史
        一、疾疫含义
        《左传》一书，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关于左传成书年代考证，认为《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到公元前389年之间。那么欲研究《左传》中的疾疫现象，首先得对该文本中“疾疫”二字在先秦时期的含义有所了解。关于“疾”字，《管子》有“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且有恶疾不堪君之命”[[[] 管仲《管子大灾者何，大瘠也》管子卷第三]]，《韩非子·喻老》有“君有疾在膝理，不治将恐深”[[[]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有“王有心疾，已丑，崩于荣氏”[[[] ]] ，《论语·雍也篇第六》有“伯牛有疾，子问之”[[[] ]]等等记叙，知“疾”字在该时期用法相当频繁，均有病的意思。《说文解字·七下》中直言“疾，病也”，段玉裁注“疾亦病也”[[[] ]]。《辞源》解“疾”云“病。分言疾病，轻者为疾，重者为病”[[[] 《辞源》，商务印书馆，2015年三版。第2830页。]]知，“疾”与“病”两者所指为同一性质事物，程度不同。然在上古时期，表“疾病”义时，“疾”较“病”字使用更为频繁，一般作为疾病的统称。为符合文本，本文题目用“疾”而不用“病”。
        关于“疫”字，《左传·僖公十六年》载“阴阳错逆，寒暑失度，民多疠疫”[[[] 《春秋左传正义》p387]]，《吕氏春秋》载“民多疾疫，又随以丧”[[[] 吕不韋《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第十一卷仲冬紀第十一]]，《史记》载“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岭”[[[]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十三]]等等，此时期关于“疫”字使用很多，不多类举。就从上述例证可以看出，疫在此时期已经很是普遍，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危害和伤亡。随着认识的加深，世人逐渐发现疫是具有一种传染性的疾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言“疫，民皆疾也，从疒”[[[] ]]明人张介宾在《类经》《景岳全书》中言道“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间大小，病状相似”，直接点明疫的传染属性。《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中对“温疫”有如此解释“疫在古代文献中又作瘟疫。瘟和疫同义，均指传染病”[[[]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867页。]]《辞源》对“疫”字解释云“瘟疫，流行性传染病的统称”。
        综上，“疾疫”在先秦时期大概就是现代语境中传染病的意思。当然，在《左传》的文本中，“传染病”的称呼是不存在的，但与此相关的称谓除疾疫之外，还有大疫、疠、疠疫、疫厉、札、大札、痁。
        二、疾疫现象
        （一）鲁庄公二十年齐国或未发生疾疫
        在对先秦疾疫现象研究中，以往学者很多引用《春秋公羊传·庄公二十年》中“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也。”何休注：“?者，民疾疫也。”来论证该时期发生过疾疫。然而，仅以此来证明鲁庄公二十年发生过疾疫，是有很多疑点的。首先，据现有资料，该条材料仅在《公羊传》中出现，《左传》，《谷梁传》及同时期的资料中皆无。孤证不立，不足为凭。
        其次，对于鲁庄公二十年，“齐大灾”中“灾”具体何指，存在极大分歧。《公羊传》言，此灾指疾疫。汉何休注言，依据公羊氏传文“大者曰灾，小者曰火”，“灾”字本身即有大之意，而此处又言“大灾”，语义重复，不合于案例。故非火灾，是疾疫。唐许彦疏，又进一步对“大”字作补充解释，“灾大者曰灾，灾小者曰火”是专对火灾而言，而此处“大灾”非指火灾，故可言大，特指疾疫之严重。在《左传》中，左氏对“夏，齐大灾”此段经文无释文，但晋杜预注依宣公十六年左氏传文“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言明，此灾指火灾。同时指出，“齐大灾”的消息是齐人告于鲁国，以其言大，故鲁国书以大。如此，同一件事，有完全两种不同解释，则该材料一般不能直接作为论据来使用。
再者，后世学者对此歧义亦有明显的态度，目前可见的涉及到该问题的著作中，绝大部分支持《左传》中“火灾”的解释，而支持《公羊传》中“疾疫”解释的仅少许，且其中的大部分属于公羊学方面的著作。以数据说话，凡是对该问题有回应的可见文献中，无论是引用趋向、分类区别，还是直接立意、间接附和，我均作了调查统计。
        在作“疾疫”解释的所有著作中，全部的公羊学专著和其余大部分著作均完全采纳何休注的解释“以加大，知非火灾也”，而宋崔子方《春秋经解》则言“不以月志，知其为大疫也。火灾例月，疾灾例时”[[[] 宋　崔子方《春秋經解》卷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认为记述的时间标准差异可作为判断的依据，“夏，齐大灾”中“夏”点明是以时（季节）而非以月为标准，判定此灾为疾疫。案崔氏“火灾例月，疾灾例时”之言仅见于本人《春秋经解》，它无所见，疑为杜撰。故其言不足据。
        作“火灾”解释的，又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采用晋杜预的解释“天火曰灾”，故指火灾，约占2/3多一点。如宋赵鹏飞《春秋经筌》：“人火曰火，天火曰灾。齐人大灾，何以书？往吊也”，明高攀龙《春秋孔义》卷三“天火曰灾。齐人来告，而鲁往吊，故书”，清毛奇龄《春秋毛氏传》：“《左传》：‘天火曰灾，人火日火’”等。二是在灾异分类中，将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隶属于火灾类目之下。如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六：“火灾……庄二十年，夏，齐大灾”，宋王钦若《册府元龟》：“火灾十四……庄二十年，夏，齐大灾”，宋郑樵《通志》卷七十四灾祥略第一：“火，灾火……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等。这些学者虽未明言，但其做法却已默认，此灾指火灾。三是认为公羊传注前后语义混淆，自相矛盾。唐陆淳在《春秋集传辨疑》中引啖助言“若以大灾为大瘠，新宫灾亦是新宫瘠乎”，其后元汪克宽《春秋胡传附録纂疏》、明胡广《春秋大全》、清人《汉书疏证》中皆引啖氏言，认为公羊氏“大灾者何，大瘠也”此言滑稽无理，不足为信。然则道理何在？《公羊传》何休注，以公羊氏传文“大者曰灾，小者曰火”为据，驳“大灾”为火灾，从而证明了“大灾者何，大瘠也”的观点。然“大者曰灾”中“大者”具体何指，何休注言“大者谓正寝、社稷、宗庙、朝廷也”。新宫者何，宗庙也。故“新宫灾”一词中，“灾”本身即有大之意，“新宫”亦有大之意，语义重复，类似“大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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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灾者何，大瘠也”这种公羊氏方法推理，“新宫灾”即是“新宫瘠”。如此，岂不可笑。以此来驳斥疾疫解释的合理性。四是今人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提出新见解，所有春秋诸书，凡言灾者，皆指火灾。以此推断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国之灾也是火灾。
综上，至少可以断定，《公羊传》“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也”不能作为证明鲁庄公二十年齐国发生疾疫的证据。对于该年齐国大灾具体何指，可以推断，或为火灾。
        （二）有关疟疾的考证
        于今人而言，疟疾作为一种传染病，已不言而喻。然中国古代，《左传》典籍中是否有关于疟疾的记载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左传·襄公七年》传文中即有“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疟疾赴于诸侯”，然则此句中的“疟疾”究竟作何解释，能否作传染病讲。据可见史料，凡于此有考证者，大多否之。司马迁在《史记·郑世家》中言是药物毒杀，“子驷怒使厨人药杀厘公”[[[] 漢　司馬遷《史記》卷四十二]]，清人崔适在《春秋复始》言“死疾多矣，讳弑而赴以卒者，必以疟疾乎”认为致死之病很多，不一定就是疟疾。清人俞樾在《群经平议》更是直击要害，认为“疟疾”并非绝症，以疟疾告于诸侯于理不合，且“疟疾”二字古本作“虐疾”，因此断定此“疟疾”不能释为传染病，而应为暴病。此解释得到后来学者的一致认同。如《高本汉左传注释》，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吴静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李宗侗《春秋左传今注今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皆采纳俞樾的释文。可见，左氏传文中“疟疾”二字，不可作为疾疫讲。
        其次，作为疾疫解释的疟疾，除了“疟疾”二字之外，另有它字。左氏传文有言“齐侯疥遂痁”“痁作而伏”，其中关于“痁”字，杜预释为“疟疾也”。此种解释，南北朝萧统《文选》，宋人李昉《太平御览》，苏轼《补注东坡编年诗》，元人赵汸《春秋左氏传补注》，清人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等，皆采纳之。然则杜预所言之“疟疾”是否与释为疾疫的疟疾为同一事物呢？一，《礼记·月令》言“寒热不节，民多疟疾”，郑玄注“今月令疟疾为疾疫”[[[] 阮元，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p2973]]，直接点明此“疟疾”实质为疾疫。二，郑玄的《礼记注》要早于杜预《左传注》并且郑玄（127年-200年）活动时间与杜预（222年-285年）仅差二三十年，“疟疾”之含义不可能会有大的改变。三，汉末建安年间，全国疾疫肆虐，生灵涂炭。而晋人杜预对“疟疾”二字，又并未进一步的阐释，可推测此“疟疾”没有被赋予特殊含义，当为一般称呼，作疾疫讲。四，唐孔颖达的左传疏文有“疟，热寒休作”，《礼记·月令》亦言“寒热不节，民多疟疾”，苏轼诗“人间寒热无穷事，自笑疎顽不受痁”等，三则材料所指疟疾有共性特征，即寒热，可知所指为同一事物。五，《中国医学史》中明确点明“痁”就是传染病。总之，将左氏传文中“痁”释为疾疫，合情合理。
        最后，与“疟疾”称呼类似的还有“疾疟”。左氏传文有言“水潦方降，疾疟方起”，据可见材料，仅《左传杜林合注》中林尧叟注“春雨正时，故多水潦，寒燠不常，故多疾疫”，指出此“疾疟”为疾疫，其他著作并无此意，也很少对该传文进行注释。案，以该注文作为论证疾疫存在的证据，似不太充分。
        （三）“札瘥夭昬”可证疾疫存在
        在《左传》昭公十九年传文中有“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杜注为“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然到底何谓“大死”“小疫”呢？孔疏中有解释，言“札，大疫病也”“瘥，病也”，两者均言死事，相对而言，故谓“大死”“小疫”。此种解释，看似完美，然而其中几个问题需要交待。其一，在一些版本如岳本、葛本，及著作如明传逊《春秋左传注解辩误》、清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清姚培谦《春秋左传杜注》等中，“大死曰扎”记为“夭死曰札”，何解；其二，唐孔颖达对“札”如此解释，其证据何在；其三、孔疏的释文是否为孤证，后人对此态度如何。
        首先，关于“大死”与“夭死”的迷惑，目前已有定论，“夭死”为“大死”之误。清人陈树华撰《春秋经传集解考正》言“夭死当作大死，此转写之讹”“大死曰札”“大”岳本，葛本误作“夭”。清人桂馥在《札朴》直言“注及释文皆误”。清人沈龄在《续方言疏证》中亦言“注中‘夭死’之‘夭’当时‘大’字之误”，并解释原因“否则札为夭死，不应又言夭矣”，即若“札”解释为“夭死”，与后文“短折曰夭”有语义重复，前后矛盾之处，显然于意不合。在李学勤主编的《春秋左传正义》中更是断言“‘大’，岳本作‘夭，非也’”，直接点明此处应为“大死”。于此疑问，应无需更多论证了。
        其次，孔颖达将“札”解释为“大疫病”，此结论渊源于何，证据何在？孔颖达在疏文中说该杜预之注乃是贾逵之言，这就明确了杜注“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由来。孔颖达在疏文中进一步对此进行解释“札，大疫病也”，那么该解释是孔颖达独创，还是借鉴前人之思想，若有借鉴，有借鉴于何人呢？通过对比，可以推测孔颖达正是引郑玄《周礼注》中“札，疾疫也”来佐证“大死曰札”。另外，孔疏以郑玄之语来发挥贾逵之言，是否可能及可信？就两人生活时代而言，贾逵（30-101）东汉初年人，早于郑玄（127-200），且两人都是著名经学家，那么郑玄经学思想中有借鉴援引贾逵之处，在时间上是可能的。据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郑玄《序》“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又云玄窃观二三君子之文章……粗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 《周礼注疏》]]知郑玄的《周礼注》确有借鉴贾逵（字景伯）的思想，从学术思想的传承上是可信的。因此，孔疏以郑玄《周礼注》之意来释贾逵之言，是可能且可信的。
        最后，孔颖达的“札，大疫病也”解释，后来学者态度如何？与孔颖达同时代的贾公彦，在其《周礼疏》中引周礼郑注和左传杜注，来论证札即为疾疫，与孔疏看法一致。在《通典》《晋书》《文献统考》中皆有言“疫疠之灾，札瘥夭昏”，与郑玄、孔颖达之意异曲同工。明人傅逊《春秋左传注解辩误》，明人陆粲《左传附注》，清人梁学昌《庭立记闻》均有“疫死曰札”之言。清人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中亦有言“此札总为疾疫”等等据可见资料显示，札作疾疫讲，基本得到后来学者的认可。
        三、小结
疾疫，自古有之，从《左传》记载便可略见一斑。但由于当时认知的局限性，以及光阴流转所导致文字含义的演变，使如今的我们对于古人的文字记载存在很多隔膜，并由此引发诸多谬误。在此背景下，就需要众多的专家学者对我国遗留下来传统典籍，以今人所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考证整理，返惠于今人。而今，寰宇大地，疫情肆虐，众多仁人志士为此赴汤蹈火，我辈自不甘落后，希望能以此加强对疫情的认知。
作者简介：庞旭（1989-3），男，汉族，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中国史专业。身份证号：411330198903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