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珍珍
河南省焦作市温县第二实验中学
翻译标准问题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核心，中西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翻译理论家在研究翻译时莫不论及翻译标准，但由于各自的传统不同，流派纷繁，侧重各异。我国的突出代表包括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西方的突出代表有18世纪英国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20世纪英国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以及美国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在中西翻译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通过比较中西历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翻译标准，对比相似性和相异性，并分析其原因，为促进翻译理论研究和指导翻译实践提供依据。
一、严复与奈达的简介
（一）严复简介
严复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启蒙家、翻译家、教育家、诗人和政论家，其译著和著述涉及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方面，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颇为重要的一个任务。毛泽东把严复称为“19世纪末‘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一个代表性的重要人物”。
除了在思想上的贡献，严复还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是我国第一个倡导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在中国翻译史上堪称“译坛大家”，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向中国系统地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的翻译大家。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信、达、雅”学说，并把这三字学说作为翻译的原则。严复的三字理论“信、达、雅”对中国译论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奈达简介
奈达是美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主要代表。他是现代翻译理论奠基人之一，被称作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之父”。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翻译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奈达的翻译理论对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尤其巨大的影响。奈达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艺术，力图把语言学应用于翻译研究。“动态对等”是奈达的中心翻译思想之一，是奈达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翻译理论。他的“对等论”翻译理论在全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二、严复的“信、达、雅”与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
（一）解读严复的“信、达、雅”
1896年严复在其翻译的《天演论》序言中提出了他的“信、达、雅”三原则，这三原则被称为翻译的“三字真经”（刘金萍，2009）。所谓的“信、达、雅”指的是：“信”指的是译文要忠实于原文。“信”有两个方面，对原文的信和对疑问读者的信。由于中文和英文的句法结构不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采用意译的方式才能达到“达”，要对译文做一些诸如调整句子语序、增词、减词和改变词性之类的改变。“雅”要求译文除了要忠实、通顺外，还要考虑修辞文采。
“信达雅”是一个整体，这三个字之间关系实质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信达雅”这三个字的排列顺序，反映出这三者的主次先后关系。“信”是核心，“达”和“雅”都是手段。“信”是翻译的前提和基础，所谓“信”是指要忠实于原文，基于忠实的原则，在翻译时译文无论是思想内容、感情色彩还是风格韵味都必须忠实于原作。其次，“达”是翻译之目的，也就是表达原文的宗旨，即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最后，“雅”是翻译之语体选择，“雅”就是要注意修辞，富有文采。
严复运用中国古典文论思想,吸收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精髓”，总结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和升华，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翻译原则和标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原则和标准，应该说它是中国传统翻译的理论核心，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
（二）解读奈达的“对等论”
奈达提出翻译必须达到四个标准：达意，传神，措辞通顺自然和读者反应相似。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
关于功能对等理论，奈达在其著作On Translation(1984)与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1982)是这样描述的:“功能对等”强调贴近原文最自然的对等，首先是意义，其次是风格。如果内容与形式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在一般情况下，为保存内容，必须改变表现形式。奈达认为，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的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论语再现源语的信息。其观点强调在翻译中不是使用异化的手段，而是使用归化手段。
奈达还提出功能对等就是译文读者对原文所做出的反应与原文读者所做出的反应基本一致。衡量一个译品不是以译者本人的主观愿望或主观意志为标准，而是必须以读者的客观反应来衡量。衡量一篇译作成功与否，就是要看译文读者的反应与原文读者的反应是否基本一致。
三、两种理论背后的文化渊源
“信达雅”与“对等理论”差别背后的原因复杂难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是重要原因。
（一）中西价值取向的差异
这种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中西学术传统在价值取向上求真与致用的差异。西方从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起，就开始强调哲学的价值在于它满足了人性自在的思辨兴趣，体现了人的自由本性，而不在于征服自然的实用目的。受这一哲学思想的影响，英民族重细致分析，理性抽象及理论推演，语言表述上注重逻辑的条理性、层次性以及内容上的清晰明确。“对等”理论显然受到西方以原子论为先导的科学观的影响，认为一切事物可再分为由相互联系的分支系统而构成大系统，于是将翻译分解为“对等”，“对等”的集合就成为“翻译”。
“信达雅”理论则折射着中国文化的底蕴，其主观色彩受到重观察思考的“格物顿悟”思维方式的影响，其模糊性则沿袭了重抽象简约的“可意会不可言传”、“附会比喻”的传统。中国古代学术体系是服务于人格的成长和道德的终极关怀等经世致用的需要。与此相应，古汉语常以三言两语高度浓缩概括主旨，很少出现全面、系统、详尽的铺陈型论述。这种定义的含混和表达的精炼，如果从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出发，就会发现不仅仅是古典译论的传承，而是整个特有学术传统，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中致用观念的产物。因此从整体上说，西方学术在价值取向上与学以致用的中国传统学术大相径庭。
（二）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尽管西方早期翻译理论也有笼统的特征，但西方译论从整体上说表现出“重逻辑分析、重理性和抽象思维、重立论推论”的特点。这种特点同样可以追溯到西方传统哲学。概括地说，西方哲学以主客二分为主导，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在整体上形成了重理性分析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反，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受这一哲学传统的影响，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习惯于从总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从全局的观点进行综合考察，形成了重直觉体悟、重归纳综合的空泛思辨特征。作为这种思辨特征的显性表现，古汉语中富集了一批独具特色的、表示只觉得词汇，以“达”为例，严复的“达”和泰氏的第三条原则“和原文一样流畅”意思大致等同，只是思维方式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在这最为接近的原则中，最能反映出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差异，以及对原文尊重程度不同。
翻译是一项复杂的实践活动，通过对中西方典型翻译理论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西方译学研究以语言学和其他多种学科为理论支撑，注重科学的论证方法，不断提出并完善各种各样的翻译论模式。这些对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完善都有好的借鉴作用。我国翻译研究者应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兼收并蓄东西方思维方法的优点，融合东西方译论的精华，取长补短，锤炼出一套有自身特色的翻译理论。